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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辉旭日光照人间    杨洪发财为行善
     
    [ 作者: 曾慧燕   来自:慈辉行迹(选自世界日报世界周刊第1017期)   已阅:5903   时间:2007-10-11   录入:hanqinxuan


    【慈辉行迹(第1—7期)总目】

        在华人世界中,成功的企业家比比皆是,荣登富豪榜的不乏其人,但慈心发愿拿所赚的三分之二来行善布施、让世界充满爱的人少之又少,以「慈悲关怀众生,以智慧观照自己」的杨洪,就是其中一位佼佼者。

        由跨国企业旭日集团(纽约)有限公司总裁杨洪创办的「慈辉佛教基金会」,基于「帮助众生,成就众生,就是成就自己」的信念,近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在中国大陆偏僻山区建校兴资办学,造桥筑路建渠,打井修坝蓄水,扶贫济困,供僧护教。在他的感召下,引发一颗颗慈念善心,越来越多人投入慈辉的行列。

        回顾杨洪的发迹史,谱写了一页奋斗传奇。一个在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当年在前途茫茫的恶劣环境下,在月黑风高的夜晚,把生命交给大海,冒着被鲨鱼吞噬的危险,泅水偷渡到香港。三十年后,杨洪一手打造纽约知名服装品牌,并成为地产业巨子,名成利就,回报「伟大祖国」的是遍及十多个省份的扶贫济困,兴资办学。

        外表看来与普通人无异的杨洪,在他位于纽约曼哈顿中城附近时报广场的百老汇大道夹38街的办公大楼接受世界周刊访问,打开话匣子细说从头滔滔不绝。 

        创业历程,谱写传奇

        很多人都知道驰名欧美的休闲品牌汤米巴哈马(Tommy Bahama),这是杨洪一手打造的大型名牌时装企业,十年间年营业额超过三亿美元。他透露这个畅销牌子刚刚转手他人,这是他平生引为自豪的成功事业。

        为何好端端的要将「会生蛋的金鸡」拱手让人?他轻描淡写地说:「等钱用嘛。」再追问,原来,不是杨洪等钱用,而是慈辉需要投入大量经费,去大陆偏远地区照顾贫苦民众。

        他不认为将名牌易手是「杀鸡取卵」的商业行为,他自信满满的说,「没有了汤米巴哈马,我可以再创造另一个牌子。」

        事实上,杨洪的创业传奇似乎是无往不利,做什么都成功,天大的事都难不倒他。

        杨洪是广东省惠州市惠阳人。1966年高中毕业,遭逢大陆文革爆发,这一届的高中毕业生,被人称为「末代秀才」。1968年10月,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滚滚洪流中,杨洪别无选择地「响应毛(泽东)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放到家乡附近的惠阳县平潭镇红光村坡塘「插队落户」。

        坡塘村是一个以种植水稻为主的村庄,村人世代以务农为生,民风淳朴善良,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村民的勤劳朴实,乐天知命,让杨洪在艰难困苦中对人生有新的领悟,使他知道民间疾苦和「搵食艰难」。

        他说,在农村的生活是「一脚牛尿一脚泥」,「脸朝黄土背朝天」,每天最多评八分工,仅值五毛钱,经常吃不饱,穿不暖。这段长达三年「接受再教育」的生活,给了他克服未来困难的勇气。「以后再苦,就会想到再苦也苦不过当年插队时。」

        1972年夏天,当时文革还未结束,「四人帮」还未垮台,那是「万马齐暗」的黑暗时代,大陆人民看不到任何出路。杨洪的父亲出身资本家,在大陆属「黑五类」,他教导儿子,惠州是江河,香港是大海,要放眼将来,目光远大,勇敢追求新生活。

        随着当时广东深圳、罗湖边境掀起的偷渡风潮,杨洪兄弟先后踏上「督卒」(当时广东人对偷渡的俗称)之路。杨洪本人翻山越岭,昼伏夜行,连续走了十天山路。「那时就像棋盘上过河的卒子一样,只能一往无前,万难不屈。」最后他在宝安大梅沙泅水偷渡到香港,自此人生翻开新的一页。

        杨洪最初在制衣厂烫衣服,觉得「不过瘾」,不久改行做营业员推销金属钮扣。他笑说自己最大的优点是头脑灵活,能说会道,天上的雀仔也能被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打动,加上外貌忠厚老实,很容易取得别人信任,所以「卖货?」(聪明能干),每月赚得的佣金非常可观,「相当于当时一位银行经理的薪水」。

        1975年杨洪遇到一个创业良机,与弟弟及一位朋友合股,三人投下16万港元资金,顶下一间生产金属钮扣的工厂。由于他在做推销员的过程中,已摸清门路,生意很快走上轨道,半年已赚钱获利。 

        力挽狂澜,扭亏为盈

        1977年底,杨洪弟弟创办的旭日服装公司,由于碰到香港的配额限制,转而往菲律宾投资发展。但派去的人不得力,服装厂亏蚀严重,濒临倒闭,而且影响到香港总部。

        杨洪看在同胞手足份上,暂时丢下自己的生意,去帮助弟弟「力挽狂澜」。这是一间有五、六百名工人的工厂,经过实地了解情况,他认为主要是经营管理不善,工厂仍是有潜质的。他将原来的一班制,改成三班制,让机器每天运转22个小时,工厂半年已开始赚钱,一年半后转亏为盈,增加到3000人,年利润300万美元,跃居菲律宾出口企业的第二名。

        这时杨洪在香港交由别人打理的工厂出现问题,他功成身退,由他的哥哥前往接管,他赶回香港处理,转危为安。

        1981年,杨洪弟弟又央他到印度尼西亚接手另一家生产牛仔服装的亏损工厂,杨洪似乎不费多大力气,很快又将这间工厂发展成为印度尼西亚第一大服装出口企业,工人人数从几百人增加到3000人,每年生产200多万件牛仔裤。

        可是,杨洪又犯了「老毛病」,打下江山却不想坐享其成,很快又觉得「做人没意思」了,要弟弟赶快派人接手。

        他的兄弟对于他不安于现状,颇为气结,跟他开玩笑说:「你究竟想『点』(广东方言:怎样」?有本事就去纽约打天下」。

        讲者无意,听者有心。弟弟一句无心的说话,却兴起杨洪到纽约「闯世界」的念头。1985年,他怀里揣着10万美元,一句英文也不会,真的就跑到纽约来了,到达后才知道「大镬」(不简单),跟在香港完全是两回事,他在香港的优势,在纽约荡然无存。 

        高瞻远瞩,自创品牌

        开头他窝在Chinatown,捱了半年毫无头绪,想返香港又觉得「没有面子」,觉得若一事无成,愧对江东父老。他拿出最后的资金,成立以做服装生意为主的贸易公司,硬着头皮去找从前往香港跟他订货的美国客户。没想到柳暗花明,首战告捷,幸运地获得100多万美元的美国知名品牌牛仔裤订单,此后他连续做了六年服装生意,公司业务稳健发展,每年生意额达2,000多万美元。

        「不安份」的杨洪,又开始静极思动。经过六年的摸索,他认识到若给客人加工生产服装,这种Private Lable的生意,本身不但获利低,生意的主动权也在对方手中,事业上不可能有大突破。要做「大生意」,一定要自创品牌,独立产销,并要招揽优秀的服装设计师和市场销售人才。他在等待机会。

        从1991年开始,纽约时装业迈入不景气的年代,许多公司纷纷关门,为节省成本,顶尖的时装设计师首当其冲被裁员,杨洪的机会终于来了。他说,景气好时,这些叱咤风云、领导时装潮流的人才,年薪高达50万至100万美元,当时他根本请不起。但当市场最糟糕的时候,就是最容易网罗人才的时候。他首先猎取的目标就是美国顶尖销售员马格里斯(Tony Margolis),过去20年,他每年薪水都在100万美元以上。此前他是Generra公司令人敬畏的「炼金士」,曾为该公司创造大量财富。

        马格里斯被公司裁员后,急于寻找事业第二春,与杨洪一拍即合,1992年他们投资135万美元,在纽约注册成立了Viewpoint International公司。马格里斯物色了公司另一位灵魂人物、美国知名时装设计师加斯帕瑞纳(Lucio Dolla Casperina),他的薪水原来令人咋舌,但被马格里斯网罗后,只拿10万美元薄酬。

        他们将新品牌取名汤米巴哈马(Tommy Bahama),一个美丽的热带岛屿的名字。也许是万事开头难,加上1992年的时装市场实在太不景气,推出的休闲男装原计划大展拳脚做900万美元的生意,结果只接到400万美元订单,而且新品牌未打开市场,退货高达350万美元。公司开张16个月,当初投资的135万美元全部赔掉了。杨洪和马格里斯都有点焦急了,但已没有退路,只好背水一战,再增资50万元,并重新调整市场营销策略。

        第二年春天,生意终于有起色,接到400多万美元订单,接着再接到900多万美元的生意。到1994年,居然做了1,400万美元的生意,汤米巴哈马在市场崭露头角,站稳了脚跟。

        说到这个名牌休闲服的成功,杨洪最津津乐道的是他们首创将名牌服饰销售与餐厅结合的念头。这个好主意是马格里斯突如其来的灵感,立即获得杨洪的支持。1995年底,第一家服饰零售餐厅在佛罗里达州度假圣地那波利斯开张,大受游客欢迎,销售额直线上升,1996年初,公司的营销已达2,900万美元。他们乘胜追击,再接再厉,公司业务蒸蒸日上。2001年达到破记录的2亿5,000万美元,公司员工扩展到3,000多人。如今,汤米巴哈马已成为美国服装界知名休闲服品牌之一。杨洪却又一次「功成身退」。

        进军地产,连战皆捷

        杨洪代表香港旭日集团进军纽约房地产,始自1994年。第一笔生意是投入3,200万美元,买下曼哈坦黄金地段World Wide Plaza的280个住宅单位,在楼市高蜂时,每平方呎高达800多美元,但杨洪买入时,每平方呎仅需175美元,他们一口气买下总建筑面绩超过19万平方呎的大楼,这一大手笔,震憾当时跌入谷底的曼哈坦地产业。

        初入楼市的几笔生意,大大鼓舞杨洪投资房地产的信心。他们动作连连,及时将好的信息提供给旭日总公司,由总公司与香港买家合作,相继购入曼哈坦37街近罗斯福快车道(FDR)地段的Horizon大楼,共137个住宅单位,以及购入Park Ave Court的90个豪华公寓单位。

        接着,他们又把目光瞄准纽约外围的宁静郊区。1994年,首先以每平方呎120美元的超低价,购入纽约上州白原市(White Plain)Seasons大楼的177个单位,共投入资金1,700万美元,而这是一幢高质量的住宅大楼,高峰时每平方呎售350至400美元,光是大楼建筑成本价就每平方呎约250美元。1995年,又买下该市Winbledon大楼的32个单位。这些单位都有现成租户,属于立即有现成回报率的低风险投资。

        1996年初,位于纽约上州洛克兰镇(Rockland County)的一幢办公大楼Blue Hill Plaza正被银行拍卖,这幢大楼占地广阔,方圆93英亩,周围森林湖泊环抱,风景优美,有3,000个泊车单位,且交通方便,是许多美国大公司理想的办公场所。每平方呎造价约120美元,在九○年代初楼市高峰期,Blue Hill Plaza曾估值2亿500万美元,投资商为此向银行贷款1亿8,500万美元,后来投资商破产,银行以亏本价1亿500万美元拍卖给另一家银行,第二家银行再以超低价拍卖,杨洪代表旭日集团及美国公司合作,仅以4,350万美元,即买下此大楼的全部产权。

        当时该大楼的出租率已达75%,有许多美国著名大公司如Verizon、Citibank、Fujitsu、摩根?史坦利、大都会保险及Active Media等在此办公,杨洪买下这幢楼后,由富有管理经验的Robert Martin公司管理,经营九个月后,承租率上升到90%以上,并且一直保持到现在。

        这可以说是进军商业楼宇的一次漂亮出击,在纽约房地产业造成两个轰动:一是这幢由华裔为大股东的买家以4,350万美元买下的办公大楼,不到一年已增值到1亿1,000万美元;二是当地镇政府在地税官司中败诉,被迫赔偿租户和新业主1,900万美元。杨洪因此累积了许多美国房地产投资的经验。

        1996年初,纽约房地产市场又开始热络,杨洪意识到,真正好楼宇的买卖机会已经有限,遇到好的目标,一定要当机立断,这次幸运之神再次眷顾杨洪。坐落在中央公园东南角公园大道505号夹59街一幢楼高22层的地标性豪华办公大楼,地段佳,人气旺,占地20万平方呎,租户大都是声名显赫的家族企业。地产经纪商主动找上在纽约地产界名气已响当当的旭日集团,杨洪经过评估,以4600万美元的超值价购入该楼,楼宇承租率一直维持在98%以上,现已增值到9000多万美元。

        这是他感到非常自豪的进军纽约房地产最漂亮的出击,也为他阶段性的投资划下完美的句点。而他「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追求财富,而是善用「广厦」来「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致胜武器,闭关打坐

        为何杨洪每发必中?他的眼光、胆识和魄力为人折服钦佩,他每次投资的决定是如何作出的?坊间盛传杨洪做生意的灵感来自他学佛念经闭关打坐「禅定的功力」,并说是他在关键时刻作出果断精确决定的「致胜武器」,是否真有其事?记者向他当面求证,他证实「确实如此」。

        那么,他在打坐中,是由于「心灵感应」而获得某些指示?还是由于打坐后心境澄明平静、头脑清醒作出正确决策?杨洪说是后者而非前者。他并强调,打坐已成为他的「生命共同体」。

        对于赚钱之道,杨洪自有一套「独创」的理论。他说,有的人赚钱赚得很容易,有的人却赚得很辛苦。若两个人都很有钱,那是什么道理呢?赚钱赚得很困难、很辛苦的人,过去生(前世)是一边布施一边骂人「大笨蛋」,虽然钱给了别人,但让人家受气负辱。有些人钱赚得容易,信奉施比受更有福。有人来求助,开口借100元,他不但不让人难堪,还怕对方不够,主动多给些,还说不够下次再来,结果别人还钱也还得快。

        他的理由是:「送出去容易,收回来就容易;送出去困难,收回来就困难。钱不花出去,哪里会来?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个道理就如唐朝末年做过五朝宰相的冯道诗句所言:「穷达皆由命,何劳发叹声?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冬去冰需伴,春来草自生。请君观此理,道道甚分明。」

        杨洪的解释是,「冬去冰需伴」,冬天过去,冰雪就自然融化了。「春来草自生」,春天来了,草怎能不生呢;冬天你要草长,草怎么也不会长。他举例:「有人问我,杨先生,你公司那么大,慈辉的事情那么多,你怎么应付呀?」他个人在香港、美国有十几家公司,慈辉在中国十多省和美加均有慈善事业,美国有几组工作人员,大陆有几十组工作人员,每天光是看书信都看不完。

        他说:「看不完怎么办?还做不做呢?当然要做,默默地做。“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你做了好事,天地之间就有一股正气在那里。」

        他又说,学做人学的是甚么呢?学的是吃亏,不要学占便宜。「真正最聪明的人就是最肯吃亏的人」。 

        少小立志,积德于天

        由1994年至1999年,杨洪把自己在事业上所得的利润全部拿出来,帮助大陆农村建水塘、打井、修渠和筑坝。「这样即使天不下雨,也不会影响农民生计。」近年他的事业还算顺利,他发愿将所赚的钱,三分之二以上拿来布施。

        他说:「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三分之一作家用,三分之一作生意,三分之一用来布施。我要做得比佛陀教的还要彻底,还要更好。有了这种发心后,我觉得自己总是朝气蓬勃,每天都是如沐春风,彷佛自己才是十几廿几的年轻小伙子。」

        杨洪的助理傅丽卿来自台湾,两人出身,成长及受教育的背景南辕北辙,但虔诚礼佛的傅丽卿,早就听闻杨洪的种种善行。她听说「有个大陆人」,每天为华埠救世军老人送便当,还听说他去大陆扶贫济困,造桥铺路,筑塘蓄水,受他资助的人不胜枚举,但他从不张扬、不留名。

        傅丽卿当时是佛教刊物《美佛慧讯》的主编,这些传闻勾起她的好奇心,想从杨洪身上「找到悲心之钥,开启慈辉之门」,但杨洪认为「该做的事,就全力去做,做了之后就放下,不为名不为利」。傅丽卿再三追问都不得要领,直到借着与杨洪一起去东北吉林,在近30个小时的旅程中,她才了解,「原来菩萨志业的种子,早在他幼小的年纪便深镂其心。」从少年时代开始,杨洪就立下「与其积财于世,不如积德于天」的宏愿。

        对杨洪越了解,傅丽卿对他越敬佩。「他行事风格朴实而率真,待人热诚而悲心十足,精进道业。」她形容,「杨洪就像一座挖掘不尽的宝山,他的修行心得就像一本翻不完的经书」。傅丽卿主编佛教刊物多年,但如今她与丈夫徐誉达都成了慈辉忠实的追随者,徐誉达目前正在长途跋涉送棉被入西藏供僧济贫。杨洪当着傅丽卿的面用广东话说:「很多佛教团体都找过她,我可是没有『拉』过她,是她自愿来的。」

        傅丽卿通过出版物记录了「慈辉行迹」,将杨洪和慈辉种种感人的事迹广为宣传,将行者们的心路历程「供养世间的有情人」,从而牵引更多人一同关心大陆同胞。

        杨洪曾向傅丽卿谈及,1959年大跃进,他14岁,家乡洪水泛滥成灾,住宅淹水深达一楼,杨洪与家人躲在二楼避灾十几天。政府数度派飞机空投干粮救济困在水乡泽国的灾民,但一袋袋的干粮,悉数被别人「捷足先登」。杨洪一家那次「饿得特别惨」,由此他懂得了弱肉强食的生存规律,因此他发愿:「将来我要赚大钱,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当我有能力时,我要赈灾派米给那些没有饭吃的人。」

        1963年,杨洪在南海念高中,寄住在学校宿舍里,冬天寒风刺骨,盖的棉被又小又硬,冬夜冻得拥着棉被缩成一团,反而造就他发迹后冬天送棉被给穷人的善举。

        至于促使杨洪给穷人派米的念头,则始自1990年冬天,杨洪在香港无意间看到慈善机构在派米,领米者大排长龙,队伍中还有拄着拐杖的老公公、老婆婆。他才了解到,即使在繁荣富足的香港,也不是人人丰衣足食,仍有不少人需要帮助和关心。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因此,从1992年至今,他多年如一日,每年春节前,总不忘给孤苦老人送米送油,另加红包,让老人过一个温暖的新年。 

        发愿行善,不愿张扬

        在杨洪安身立命,发家致富的纽约,多年来华埠救世军的老人们,每天都在接受一位「善心的香港人」的供养,但他们一直不知道这位善长仁翁是谁。这个「谜团」直到最近才揭晓,原来是旭日集团做了好事不愿张扬,为此杨洪要求救世军「守口如瓶」。

        他所持理由是,许多人自己不愿做好事,但对别人做好事却说三道四,指指点点。他不愿意让人误解其善行是为了「出名」,他只想助人而非求名,干脆做个「无名氏」。

        问他做为一个潜心向佛、六根清净的居士,何必在乎别人的说法,为何做不到如但丁所言:「走你的路,让人说去罢!」 

        坦率爽直的杨洪,呵呵大笑说:「在这方面,我的修行还未到家,心灵脆弱得很,听不得别人的流言蜚语,受不得刺激。」

        他说,最初他非常执着做好事不张扬的想法,虽然他明白「有执着就有痛苦,没有执着就没有痛苦」的道理,但仍会介意别人说长道短。后来周遭许多朋友劝他说,娑婆众生存在许多苦难众生,有的需要财力资助,有的需要心灵慰藉,与其独自行善不欲人知,不如广为宣传让大家一起发心参与其事,让慈悲的种子广植每个人的心间,这样受惠的贫苦大众就越多。

        杨洪一听言之有道,事实上,需要帮助的人太多,他没有三头六臂解决天下苍生的苦难,他与每个人一样,一天只有24小时,既要打理生意,照顾家庭,还要修行和弘法,而关怀众生的志业不能因此而受影响。何不「广植德本」,众人捧祡火焰高,「转娑婆成净土,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

        导致杨洪以「慈辉」之名公开行善的另一缘由,是他每次他赴大陆访贫问苦时,地方官员和百姓不但待如上宾,而且总会打出一幅醒目的红布条,上书「热列欢迎旅美华侨杨洪先生」或「美国杨洪先生捐赠粮油」之类的字样。

        杨洪不希望受惠者为他张罗盛大的欢迎场面,更不希望个人被大众感恩戴德。他决定成立「慈辉佛教基金会」,以基金会的名义来行善,藉此吸引更多同心同愿者。

        他的这个心愿,获得他两位在香港事业有成的兄弟杨钊和杨勋的认同,分别捐出1000万港币;他一位在美国学佛多年的好友,也慷慨解囊,几年来总共捐款1300多万港币,他周围的亲朋好友受他的慈心悲愿感召,纷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慈辉行善,助人最乐

        2000年春天,杨洪在他的发迹地香港注册成立「香港慈辉佛教基金会」,「慈辉」之名取的是发扬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与智慧之光「辉」之意。2002年秋天,「慈辉」再在纽约注册,现在慈辉的队伍已扩展至美国、加拿大等地,参加人数从最初的8组,发展到现在的20多组。慈悲的种子随着慈辉行者的足迹,传播到中国大陆各偏远地区,慈心与善心如滚雪球越滚越大。

        傅丽卿形容:「慈辉的宗旨是以『花小钱办大事』,一件工程往往因慈辉资助少许善款,而获得当地政府的重视和补助,并引发出受益民众的善念,大家同心协力,把一件件不可能实现的梦想,铺陈出一幅幅壮丽的图画,在助人为乐的善行中绽放生命的光华。」

        2001年底,河北省张家口塞外靠近蒙古的地方,连续四年干旱,农产品欠收,七个县的两万多名灾民生活无着。杨洪接报后,立刻吩咐属下为灾民送去50万斤面粉,并捐资开挖数口100多米深的水井。2002年5月,他特别前往当地视察,当马达通电,井水如喷泉般自水管喷出时,村民的笑容有如灿烂的春花,杨洪说自己比他们还开心几百倍。

        他有感而发说:「别人说知足常乐,但仍属于自利;助人为乐才是菩萨的快乐,任你文笔再好,也没有办法表达。那些农民一年之内难得洗一次澡,原本喝的水要靠小孩子爬到井底,用杓子一点一点盛进小桶里,再叫上面的人拉上去。常常捞半天才捞一桶,而且还是浑黄的水,很多泥沙参杂其中,叫他们怎么喝呢?当井水喷出来的时候,看到那些农民高兴开心的样子,实在感动。一辈子能做一件这样的事情,就对得起自己了,这样做人才有意义。」

        自1996年开始,慈辉行者先后七次进藏,与藏民结下深厚情谊。在每年入冬前,他们都将慈辉供应的物质送入西藏。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已给藏民捐助大米30万斤,酥油茶叶三万斤、6000棉被床、披蓬5000件和衣服2000多件,还有药物及慰问金,合计超过600万元(人民币,下同。)

        一般人入藏,都选在每年的4月至10月,但在2000年11月,慈辉八位行者为了让藏民过个温暖的冬天,不顾气候恶劣,在四川成都雇了25辆卡车,运送大米20余万斤和棉被5171床,总金额50万元,一行取道川藏公路,踏入援藏扶贫行,所经之处,平均海拔3500公尺,气温约零下摄氏17至18度,一路山高路陡,冰川水流,许多地方车轮打滑,举步维艰,险象环生,经历千辛万苦,才完成任务。 

        长贫难顾,授人以渔

        富贵不忘根本。当年曾在红光村插队落户的杨洪,发迹后没有忘记当年与他同甘共苦的父老乡亲。1983年,杨洪第一次回到红光村,探望曾经照顾过他的村民。1993年,他再次回到红光村,村民依旧贫困,坡塘当时有400个村民,他每人资助300元,但他知道这是杯水车薪,要彻底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才是最终目的。

        杨洪对村民说:「我每年为你们办一件事,只要你们想得到,我一定做到!」

        就是这句话,一年一年的改变红光村。

        杨洪明白“路通财通”的道理,红光村过去对外联络的道路,只有一条摩托车才能通行的小泥路。杨洪为村民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修路,他投资10万元,把村路修成十米宽的沙石路,把简陋的石拱桥修成水泥桥,原来摩托车驶过都会晃动的坡塘桥,修路后10吨重的卡车经过也没问题,粮食丰收时村民卖粮再也不成问题了。

        看到村里通往田间的机耕路,若一个人牵着牛走过,迎面来的人只有往回退才能通行。杨洪又为村民修了一条三公里宽五米的机耕路,收割季节村民不必再用肩膀来挑谷了,板车、拖拉机也能直接开到地头和山脚下。山脚下成片的香蕉和荔枝园。果熟后,商贩就能开着卡车来收购,交通带来销售的便利,农民更积极的耕种。山坡上种了一棵棵果树,闲置的地上也种了蔬菜、花生等,村民不再三只五只的养鸡喂鸭,开始有了具规模的养鸡场、养猪场。红光村以水稻种植为主要收入的农村经济模式,开始走上种、养经济多元化的道路。

        红光村上百年来一直饮用挖井汲取的地下水,由于土质不好,水一直是浑黄色的,白衬衣越洗越黄。杨洪在这里生活过三年,知道村民的饮用水不好,花30万元改善饮用水,是杨洪为村民们办的第二件事。村民用这笔钱筑坝蓄山泉和建水塔,用自来水管把山泉引进农家,自此告别混浊水,也告别肩挑手提的用水历史。

        出身知青的杨洪,深谙「授人以鱼,莫若授人以渔」的道理。他知道「长贫难顾」,要使农民真正富起来,一定要让农民掌握科技知识,培养人才。

        1994年春,杨洪第三次回红光村,拿出50万元资助兴建仙洞学校,建起第一幢有13间课室能容纳500多名学生的三层半教学大楼。红光村的学生们告别了刮大风下大雨就要停课的危房,宽敞明亮的课室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从1996年开始,杨洪又在学校设立了两万元的「讲教奖学金」,一年一度奖励有贡献的老师和成绩优秀的学生。

        接着,杨洪再出资40万元,给学校修建围墙和运动场,让孩子们有一个更安静的读书环境。目前,仙洞学校是平潭镇最完备的农村学校。

        喝一杯茶,还一塘水

        1996年的清明,杨洪又来到了红光村,挨家逐户拜访村民,走累了,在一家小卖店坐下来,想要买些饮料解渴。女主人泡了杯热茶给他,临走时杨洪讲了一句话:「我喝了一杯茶,将来还您们一塘水!」当时杨洪的心中就有了一个计划:要改善红光村几千亩水稻田的灌溉问题。

        红光村水稻种植面积四千多亩,梁化河灌溉近两千亩,其余的只有靠天吃饭。雨水调匀的年份还能有个好收成,遇上旱涝天灾往往颗粒无收,他讲了那句话不到八个月,就再次出资十万元,在山坡较高的地方修了四个大山塘,雨季把水存储起来,旱季放水灌溉,灌溉面积千余亩,即使遭逢连续几个月的干旱天,由于有足够的蓄水,红光村的农业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同一时期杨洪又出资30万元改善了梁化河引水工程,使红光、阳光、光辉、黄坑和金星五个管理区的灌溉得到保证,灌溉面积1万1000多亩,尤其是保证了阳光村的蔬菜基地灌溉,为惠州市场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红光村靠天吃饭的历史过去了,农民们把丰收的机会把握在手中。

        不仅仅是红光村的人感激杨洪,平潭镇分散在每一个村落的150户「特困户」、「五保户」及退伍军人都常常念着「大善人」杨洪的好处。他们最难忘的是,1996年春节,杨洪在惠州的代理人余雪梅,为他们每人带来10斤油、20斤米、200元的红包,外加一床棉被。那一年的冬天,南方出奇的冷,杨洪雪中送炭、使这些贫困的老人感到无比的温暖。

        1997年春节,杨洪又派余雪梅送来油、米和钱,外加一件厚实的毛衣。老人身子弱怕冷,毛衣送到他们的心坎里去了。他们是一群被岁月和社会遗忘的孤苦老人,但杨洪这个与他们素不相识的人,却给他们的晚年带来慰藉。 

        广植德本,慈心专一

        杨洪的人生座右铭是「广植德本,勿犯道禁,慈心专一,忍辱精进」,这也是慈辉奉行的座右铭。

        他重视心灵建设,通过实修,认为「佛法的智慧超越世间科学的领域,佛法不但能净化人心,还有助安定社会。」为此他经常席不暇暖应邀到各地作佛学演讲,与社会大众分享佛法的经验,以自身经历讲述持大悲咒与念佛心得,见证修持佛法的利益与功德。

        他演讲语言生动朴实、深入浅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净慧大和尚去年五月邀请杨洪到河北省石家庄柏林禅寺演讲,就称赞他说:「杨居士,你把观世音菩萨讲活了。」

        今年(2003)SARS(非典性肺炎)在中港台两岸三地漫延,夺走许多人的宝贵生命,造成社会恐慌,人心浮动。杨洪同他的兄弟、旭日集团董事长杨钊、副董事长杨勋,三人同愿同行,除向北京中央政府捐款外,并于5月8日佛诞日,在中国大陆15个道场,同时启建19场水陆法会,并发动数十个道场启建梁皇法会。祈望SARS受肆虐的民众,早日远离病毒威胁,国泰民安。

        目前,慈辉的慈善事业,已从杨洪的故乡广东惠州,扩展到粤北清远连江的崇山峻岭;从陜北的黄土高原,到塞外河北的张家口;从冰天雪地的东北黑龙江和吉林,到华中的湖北省等地;从西藏昌都地区的色江寺,到白玉县的亚青寺等。慈辉行者深入大陆各偏远地区,不畏山高路险,不畏环境恶劣,送温暖于角落,传佛法于四方。那里有天灾人祸,那里就有慈辉的行迹。那里有困难,那里就有慈辉人的身影。慈辉感人事迹如春花吐蕊,俯拾皆是,三天三夜说不完;慈辉在大陆资助的工程,数不清,看不完,他们为大陆贫穷失学的孩子们,用爱心铺设一条条求学路。慈辉基金会会长杨洪的故事,一本书也写不完。受惠者都称赞「慈辉把中国的未来扛在肩,勇敢托起明天太阳」的善举。

        杨洪希望更多同心同愿者加入行列,心手相连,「以坚定的脚步传递人间至善至美的慈悲」。而他未来的宏愿,是争取将佛教变成「中国的国教」,就像基督教是美国的国教一样。(《慈辉行迹》第3期,曾慧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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