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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殊信仰在中国的初传
     
    [ 作者: 崔正森   来自:香港宝莲禅寺   已阅:6230   时间:2008-2-27   录入:yangsihan

     

    2008年2月27日 佛学研究网

        摘  要:文殊信仰是佛教中的菩萨信仰之一。它是随着印度佛教的向外传播于公元二世纪中叶,由安息国僧人安世高和月支国僧人支娄迦谶等传入中国。安世高始译出阿含部、宝积部、经集部等三藏典籍56部62卷,其中多是小乘典籍,但亦不泛大乘经论,且还有关于文殊菩萨的经典2部2卷。因此说,安世高不仅是中国佛典翻译事业的创始者,而且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开拓者、丈殊信仰的始传者。
      关键词:文殊信仰;安世高;生平行履;宣译佛典;丈殊经籍
      文殊信仰是佛教中的菩萨信仰之一。它是随着印度佛教的向外传播而传人中国的。宋代高僧志磐的《佛祖统记》卷第三十五载:
      (永平)七年,(汉明)帝梦金人,身长丈六,项佩日光,飞行殿庭。旦问群臣,莫能
      对。太史傅毅进曰:“臣闻周昭之时,西方有圣人者出,其名曰佛。”帝乃遣中郎将蔡惜、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使西域,访求佛道。
      十年,蔡惜等于中天竺大月氏,遇迦叶摩腾、竺法兰,得佛倚像,梵本经六十万言,载
      以白马,达洛阳。腾、兰以沙门服谒见,馆于鸿胪寺。
      十一年,敕洛阳城西雍门外立白马寺,摩腾始译《四十二章经》,藏梵本于兰台石
      室,图佛像于西阳城门及显节陵上。摩腾和竺法兰是从印度来华至都城洛阳的最早僧人,他俩带来的优田王第四作旃檀佛像是中国最早的佛像,永平十一年(68)摩腾译出的《四十二章经》是中国最早的佛经。所以,一般就把东汉永平十年(67)定为了佛教传人中国之始,永平十一年(68)作为中国佛典翻译之始。但因“以后八十年间,西域与中国之交通几于中绝”,[1](P109)故由西域诸国而来中国的僧人,或有或无,都无若何显著之迹。尔后,开始把佛教典籍有系统地传译到中国的僧人,当是东汉时来华的西域僧人安世高和支娄迦谶。因此说,他们不仅揭开了中国佛典翻译的序幕,而且也使文殊师利菩萨登台亮相,和中国人民初次相见,遂就分别介绍他们的生平法绩,特别是初传文殊信仰的功绩。
      揭开佛典翻译史册的一代大师安世高
      佛教源于印度,印度的文字为梵文,语言为梵语,书籍为梵书。所以,当佛教传人中国之始,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把梵文藏经翻译成语言流畅、义理明析的汉文藏经。要解决这一难题,就需要梵汉兼通、佛理娴熟的通人来从事这一翻译工作。而于东汉桓帝建和初年(147)辗转来华的安息国僧人安世高就是这样的一位译经大师。
      、生平行履
      安世高,名清,字世高,安息国王太子。以其为王种,西域宾旅又呼为安侯。安侯,是其号也。他天赋甚高,聪明好学,博学多识。梁·慧皎《高僧传》说他:“外国典籍及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其再传弟子康僧会在《安般守息经序》中,也称他:“博学多识,贯综神模,七正盈缩,风气吉凶,山崩地动,针脉诸术,睹色知病,鸟兽鸣啼,无音不照。”他不但通晓多种文字、深谙哲理,而且兼通阴阳兆卜、医方异术,甚至连鸟兽的喁喁私语也能会得,真是一位无学不通的博学大家。因此,他也像许多宗教家一样,有许多神奇的传说故事,怪不得其本《传》说他:“俊异之声,早被西域。”[2]
      高公的祖国是安息国。安息国建立于公元前250年时斯基泰族之特赫部之酋长阿尔萨克斯,以其国王阿尔萨克斯之音译,中国称其为安息国。中国与安息国正式交通,当在安息国王米斯里二世,即西汉武帝之时。其时,安息国为西域诸国中最大的强国。它不仅是东西贸易之中心,且为四方国情交换之要冲。盖因安息人多行商于四面八方,自得多闻,为思想交换之媒介。其国佛教自阿育王传道以后,遂由印度西北境而传人大夏,又“由大夏国而传人”。[1](P109-110)这是因为“安息夙与佛教流行之大夏国相接,政治上之交涉不绝,而两国商业上之往来,尤为频繁,大夏之佛教流人此国,当如自然之趋势。且自公元前第一世纪中叶以后,大月氏之势力,亦及于安息,大月氏又尝出以宏布佛教为己任之英主,则安息之蒙其影响,更可得而推察也。”[1](P110)这里说的“以宏布佛教为己任之英主”,就是“公元第二世纪初期及中期在王位之”“迦腻色迦二世”。[1](P66)他之时代,“亦即安世高之时代”。[1](P65)可见,安息国也盛行着佛教,其不仅有小乘“盛行的说一切有系”,[3](P50)而且也有“大乘佛教流行”。[2](P40)那时,凡是佛教盛行的国家,其王室贵族多是最热忱的信奉者;高公从小生活在安息国的宫廷王室,自幼就耳濡目染,加之他天性纯厚,志行高洁,“幼以孝行见称”,长大后又“奉戒精峻”。日本学者羽溪了谛说:“安息,于公元第一世纪之前半,国有内讧。自是以后,相继叛乱。自公元40年起,五年之间,歌塔尔慝斯与华尔唐纳一世,常动干戈,互相仰求大月氏之援助,而大月氏则时袒此方,时护彼方,率乘安息国之衰惫,而攻灭之。”[1](P154)高公所处的时代,正是大月氏国强盛,安息内乱,互相残杀,国力趋于衰落之际。因此,在他父王逝世之后,虽然继承了大位,但他忧内患外,“深惟苦空,厌离形器”;[2](P4)故在服丧期满后,毅然让出王位,交与叔父,果断地走上出家修道之路。
      出家修道之后,高公所接触到的佛教,主要是其国盛行的小乘佛教的说一切有部。这一部派是从阿育王到孔雀王朝覆灭(前250—前185)的这段时间内,于印度西北形成的。据该派的《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记载,佛灭后第一次结集时,就形成了他们自己的三藏:其经也是四阿含,但将《相应阿含》作为根本经典,置于首位,是其特点,其结构是四分十诵;其它《长阿含》、《中阿含》、《增一阿含》的内容也如是,只是编排有异而已。其律是《十诵律》,它的广本就是唐·义净译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其论是讲种种法的,名为“法蕴”,即唐·玄奘译的《法蕴足论》。该派的特点是教区广,势力大,学术思想及作风比较保守,每以佛教正统自居。其理论是为了排斥异己而重新编成的《发智论》、《六足论》和《大毗婆沙论》,其特色是都冠以阿毗达磨,即《阿毗达磨发智论》、《阿毗达磨六足论》和《阿毗达磨毗婆沙论》。阿毗达摩,译为对法。其义是抉择法相,即通过认识宇宙万有的诸法真相,悟人圣智,得到解脱。该派还认为欲贪、嗔、有贪、慢、无明、见、疑,是根本性的烦恼,叫“七随眠”,经常与心相应,也是一类心所,这就是说心是杂染的而非本净的。所以,他们就把心分成了杂染心和离染心两种。去掉杂染心,实现离染心,就会得到解脱。这也是该派的一个特色。再是,该派主张“三世实有”。所谓三世实有,即是说诸法法体三世俱存,法用则是现世才有。换句话说,就是法体只有一个,由于位置不同而三世有别。这是它的最大特色,也是其名之由来。前面说过有部在编辑自己的理论时,都要冠以“阿毗达磨”,阿毗达磨就是注重思辨分析,这说明它们的理论是从阿毗达磨发展来的,所以在其实践中就偏重知解,但他们也不废禅定,反而是在阿毗达磨的基础上运用禅定。又因阿毗达磨,也称数法,所谓数法,就是用种种法门,数数加以分别。因此,人们就把说一切有部的理论概括为“禅数学”。禅数学就是一面讲禅,一面讲数。这一学说在中国得到发展,对中国佛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这里说的东汉一代译师安世高就翻译了不少这方面的佛典,重点介绍了禅数学。
      由于高公“志业聪敏,刻意好学”,故在出家后不久,便能“博晓经藏,尤精阿毗昙学,讽持《禅经》,略尽其妙”,[2](P4)成为西北印的一位佛学巨擘。日本学者羽溪了谛在《西域之佛教》中说,高公游方弘化,遍历诸国,以弘化佛教为己任,是由“或遭统治者之迫害”,“或当时安息国佛教盛行,传道热极其炽烈,以致不能不向他国宣传”[1](P109-110)等因。至于高公来中国传教之由,盖是中国与安息国早在汉武帝时就有了正式交往。此后二百年间,两国交往,虽经断绝,但到后汉章帝章和元年(87)及其翌年,安息国王还遣使来中国献狮子及拔符;其后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安息国王满屈又遣使献狮及子其安息雀。而中国所产之绢布缯彩,昔日皆经印度和安息输往欧洲,两国间也有贸易交往、国情交流,乃至叹大汉帝国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故在其遍历诸国,满腹经论,乃需宣化之时,选择了大汉帝国。其本《传》说他:“汉桓之初,始到中夏。才悟机敏,一闻能达,至止未久,即通习华言”。在通达梵汉语言文字的基础上,他便边译边讲。每开讲席,听者云集,其法缘之盛,声望之高,时当罕有!所以,中国第一个出家修道的临淮人严佛调也北上洛阳,参与讲次,并协助高公翻译佛典。梁·慧皎说佛调:“绮年颖悟,敏而好学。”“安公称佛调出经,省而不烦,全本巧妙”。[2]”’”可见,高公得佛调之力不少。
      宣译佛典
      佛典的翻译历史,一般分为三期:自东汉至西晋为第一期。第一期中,最初的译经大师,学界、教界公认的是安世高和支娄迦谶,最后的健将是西晋竺法护。那么,中国佛教的第一位译经大师安世高译出多少经典?其中,哪些是关于文殊菩萨的经典呢?东晋杰出的佛学家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认为,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至灵帝建宁三年(170)的20余年中,高公“译出30余部经”;梁·慧皎《高僧传》卷第一《安清传》云,高公“先后所出经论,凡39部”;梁·僧枯的《出三藏记集》卷第二载,高公译出经论“34部,凡40卷”;隋·费长房的《历代三宝记》曰,高公译出经论“176部197卷”;唐·智升的《开元释教录》卷一说,高公“译经95部115卷,54部59卷见存,41部56卷缺”。为什么这5家记载高公译经总数不同呢?笔者认为,或由统计的译经年数不一,或由高公权迹隐显,或由应废多端,或由传者纰漏,或由真伪难辨,众说纷纭,如现代著名佛学家吕澂先生认为,高公译本“共有35部41卷,现存22部26卷”[4](P1)现代学者敏之认为,高公所译而现存的佛典有“22部26卷”,高公所译而已佚者“14部15卷”,高公所译现存而不能肯定者为“35部36卷”。[5](P33-34)日本学者羽溪了谛则说:“以《开元释教录》所传最为正确。”总之,古往今来的专家、学者,对高公所译佛典数目也不一致。所以,今就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的修订新版《大藏经》和卍《正藏经》统计,高公所译佛典为56部62卷,其中,小乘经45部48卷,小乘律3部4卷,大乘经8部10卷,说明高公所译多是小乘四阿含中之佛典,但也不泛大乘佛典,而且内有关于禅宗的《大安般守意经》2卷、《佛说禅行三十七品经》1卷、《禅行法想经》1卷、《道地经》1卷、《佛印三昧经》1卷、《自誓三昧经》1卷等等,这又说明高公所译佛典的学术思想,重点是有关部派佛教上座系定慧两方面的学说,联系到实际便是止观法门。定者,定学,即禅法;慧者,慧学,即数法。定慧学,就是道安说的禅数法。可见,高公所译佛典对于禅数颇为系统完备。梁·慧皎《高僧传》卷一《安清传》引《别传》云:
      晋太康(280-289)末,有安侯道人来至桑垣,出《经》竟,封一函于寺云:“后四年可开之。”
      桑垣人乃发其所函,财理自成字云:“尊吾道者,居士陈慧;传禅经者,比丘僧会。”是日正四年也。《别传》虽为传说,但与康僧会注《安般守意经》云的“此经世高所出,久之沈翳。会有南阳韩林、颍川文业、会稽陈慧,此三贤者,信道笃密,会共请受,乃陈慧义,余助斟酌”之言,基本相符。可见,世高的禅数学,由陈慧传其慧学,由再传弟子康僧会传其定学,便流传于后世了。其所译经,后人多有评说,东晋高僧弥天释道安说:“昔汉氏,有安世高者,博文稽古,特专阿毗昙学。其所出经,禅数最悉。”[6](P43)安公“以为若及面禀,不异见圣,列代明德,咸赞而思焉”。[2](P7)梁《高僧传》的作者释慧皎在《安清传》中说:“天竺国自称书为天书,语为天语,言训诡蹇,与汉殊异,先后传译,多致谬滥,唯高所出,为群经之首。”其“义理明析,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凡在读者,皆蜜而不倦焉”。照这样“能示正义”,“能尽翻译之致”者,在汉一代唯其高也。
      高公正式开创了中国佛教的翻译事业,尤其是他系统地把小乘禅数学传人中国,这是历代史家所公认的,但对其所译大乘经典,论及不多,尤其是对有关文殊菩萨的译典更是凤毛麟角。现就高公所译大乘经的《大乘方等要慧经》(与宝积部的《弥勒菩萨问八法会》同本)1卷,《宝积三昧文殊问法身经》(与《遗日宝积三昧文殊师利菩萨问法身经》、宝积部的《人法界体性经》同本)1卷,《无量寿经》(与宝积部的《无量寿会》同本)2卷,《如幻三昧经》(与宝积部的《善住竟会》等同本)2卷,《佛印三昧经》1卷,《大道地经》1卷,《八大人觉经》1卷,《大安般守意经》1卷等中,有关文殊菩萨的《宝积三昧文殊问法身经》1卷和《佛印三昧经》1卷,作一简要论述。
      《宝积三昧文殊师利菩萨问法身经》的异译本是隋·天竺三藏阁那崛多所译的《人法界体性经》,凡1卷。本《经》的主要内容是,佛人宝积三昧,自三昧起,与文殊师利菩萨问答法身不生不灭、不染不净、不别不异、一相无相等之深义,后又有长者舍利弗与辩才无碍的文殊师利菩萨之应答。那么,何谓宝积三昧呢?本《经》载:
      文殊复问:“何故名宝积?”佛言:“譬如摩尼珠,本身净好,复以水洗,置平地,转更明彻,无不见者。属所入三昧,见东方无央数阿僧祗刹土及佛,已复悉不现。住是三昧,无不见诸法本际。其有住者,以为得印。”宝积三昧,如摩尼宝珠能映彻一切,人此三昧,无不见诸法实际。如摩尼宝舍有四角,从一角视悉见诸角,无所缺减,是故见诸本际。何谓本际呢?佛问文殊:“知本际不?”则言知。“何所是?”报言:“我所处是为本际,诸所欲人异际。在是际者,亦不在法,亦不在善恶,诸法亦如是。其知是者,审以知之。凡之知者,以无所知。从本传习,莫有作者,是故无有底。”本际,就是实际、真如、法性、法身。对于法身,佛说:“法身无有数,何以故?不言是凡人是不凡人,法身等无差特无所散。身是为法身,譬如四渎悉归于海,合为一味,若干名法为一法身。诸所有种,各各有名,合会聚之,名曰谷。若俗事道事,悉合为一法身。所以者何?不可指示,是为俗事、道事亦不可说,是俗事身是为法身,亦不可见视。”对此,文殊菩萨也说:“法身无所生无所灭。所以者何?常住故。亦无有垢,亦无有净,所以者何?无有过者,亦无脱功<无所脱。”说明本际即是大乘所指的法身。由此看来,该《经》是大乘经典。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文殊说的“我所处是为本际。在是际者,亦不在法,亦不在善恶”。这就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文殊所处就是真如、实际。他是站在真如、实际的立场上,为人说不二法。他所代表的般若即是实相般若。这是本《经》的一大特色,也是我们理解文殊法门的一把金钥匙。又,《他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卷下云:
      以住于本际而知诸法;已住怛萨阿竭,于法无所不入,于三世而等;入于法身悉知诸法,其相若空不可坏;视诸法悉等无有异。怛萨阿竭就是住于实相时,就会如来如去,来去相通;为实知,如实说。佛是这样,文殊亦如是。这就是说,文殊无法不入,无世不入,悉知诸法;诸法平等。这又是文殊法门的一大特色。
      《佛印三昧经》是《佛说佛印三昧经》之略,凡一卷。其主要内容是佛在耆阁崛山人于三昧,光照十方,阿罗汉、诸菩萨等大众云集,弥勒、舍利弗问文殊菩萨佛身所在何方?文殊菩萨令舍利弗诸阿罗汉和弥勒诸菩萨人于三昧,八方上下求索,不见佛在何处,也不知佛行的是何种三昧(禅定),遂对文殊菩萨说:“愿从佛闻。”须臾佛现,乃问其义,佛说是住于深般若之佛印三昧。那么,何谓深般若之佛印三昧呢?佛说“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智慧印”。并说:“菩萨求道欲得作佛,要当得《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者,是八方上下诸佛大父母也,得,《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乃得作佛耳。”《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就是我国唐代著名的翻译家玄奘三藏翻译的六百卷《大般若经》,其最著名的略本是姚秦·鸠摩罗什译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再略本是著名的唐代旅行家玄奘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简称《心经》)一卷,全文261字,为《大般若经》的精髓。《佛印三昧经》说,要想疾得成佛,就的供养、讽诵、书写、体会、奉行此《经》、修行佛印三昧。佛印,就是诸佛心印,即诸佛之大道——诸法实相。佛印三昧,就是人于诸法实相的禅定。若用此《经》话说,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智慧印”。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智慧印,简称智印,如人有印即得人国,以般若之智为印,则得人实相之理,这就能刊定是非真妄等,故名。《法华义疏》曰:“如人人安稳国,有印得人,无印不得人。菩萨得此三昧,解人实相。”佛和文殊菩萨就得此三昧,所以本《经》伊始:“文殊师利菩萨最高才第一,光明智慧与诸菩萨绝异,无能及者。”文殊一登场,佛就告诉诸菩萨和阿罗汉,文殊地位最高,智慧第一,给中国人民留下了一个美好印象。
      总之,在中印度僧人摩腾、竺法兰于东汉永平十年(67)把佛教传人中国之后,经过80年,有安息国僧人安世高于东汉桓帝建和初年(147)来到洛阳,从翌年(148)至灵帝建宁三年(170)的20余年中,始译出阿含部、宝积部、经集部等大小乘诸经后,即有东晋名僧释道安、康僧会、谢敷作等,或为之作注,或为之作序,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佛教的传播发展。因此说,安世高不仅是中国佛典翻译事业的创始者,而且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开拓者、文殊信仰的始传者,诚如道安法师在《阴持人经序》中赞世高曰:“大慈流洽,播化斯土。译梵为晋,微显阐幽。其所敷宣,专务禅观,醇玄道数,深矣!远矣!”
      参孝文献:
      [1](日)羽溪了谛著、贺昌群译·西域之佛教[M].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99.11.
      [2]梁·释慧皎·汉洛阳安清.高僧传卷(1)[M].北京: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2.10
      [3]常觉·东汉一代译师安世高,现代佛教学术丛刊(49)·佛教人物史话[M].台北: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中华民国67年6月.
      [4]吕潋·安世高,中国佛教(2)[J].北京:北京知识出版社出版,1982.8.
      [5]张曼涛·现代佛学丛刊(38)·佛典翻译史论,敏之·安世高所译经的研究[J].台北: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中华民国67年.
      [6](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六,释道安·安般注序(3)·大藏经(55)[M].台北: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中华民国七十二年元月再版.(信息来源:香港宝莲禅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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