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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析泛伊斯兰主义对我国穆斯林的影响 [马福元]
     
    [ 作者: 马福元   来自:《世界宗教研究》   已阅:9286   时间:2008-9-16   录入:yangsihan

     

    2008年9月16日 佛学研究网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中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自古以来生活在我国西部边陲的穆斯林民族中,由于多种原因跨界相聚者亦不在少数。他们虽居异国他乡,但常常心系着祖国的繁荣和发展,时刻关注着西部大开发和祖国的建设。那么,泛伊斯兰主义影响下兴起的穆斯林复兴运动对我国穆斯林的关系如何?它对中国穆斯林的影响有多大?诸如此类问题,在我国研究得还不够。为此,笔者拟作如下探讨。

        一、泛伊斯兰主义对我国穆斯林的影响

        我国学术界对泛伊斯兰主义及其产生的缘由存有不大相同的观点。有人认为,泛伊斯兰主义是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伊斯兰世界各国疯狂侵略、奴役的产物,是穆斯林对自身面临的严峻挑战的一种反应。由于政治上的四分五裂,宗教上的墨守成规和故步自封严重地束缚着穆斯林的思想,使封建闭关锁国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落后。故“一度强盛的伊斯兰统治中心奥斯曼帝国到了18世纪业己风雨飘摇,全面衰退。”因此,伊斯兰教的思想家们感到伊斯兰教有被西方基督教取代的危险从而纷纷寻求解脱办法,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建立公正体制。于是,穆斯林学者们为复兴伊斯兰教信仰、振兴家园和抗击西方殖民掠夺则以“天下穆斯林皆兄弟”,“你们当全体坚持真主的绳索,不要自己分裂”经典要求为据,号召世界穆斯林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西方的进攻。另有人认为,泛伊斯兰主义有广狭之分。广义泛伊斯兰主义系指伊斯兰教由阿拉伯民族宗教转变为世界宗教进程中所形成的泛伊斯兰文化,即确立认主独一的宇宙观、正教合一的国家观、族教一体的民族观、宗教律法的指导作用等,其特征是“突破部落、部族、民族、血缘、语言、地域等限制性因素,使伊斯兰教成为超越性、普世性的宗教。”他们还认为,泛伊斯兰文化与民族宗教文化的关系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世界各民族穆斯林文化的总和就是泛伊斯兰文化的构成。离开文化的民族载体以及民族文化的个性,共性的伊斯兰文化便失去生存条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狭义泛伊斯兰主义则是近代东西方文化碰撞的产物。随着欧洲殖民制度的建立和巩同,使伊斯兰世界在外族统治下陷入空前的政治与社会危机、信仰与民族认同危机,亟待寻求出路。由于伊斯兰文化曾是世界穆斯林民族的主体文化,处于危机状态下的它白然要以传统文化、方式来回应时代挑战。所以“狭义的泛伊斯兰主义,以实现穆斯林民族的独立白土为政治日标,期望以共同的宗教信仰、宗教感情为纽带以加强全世界穆斯林的团结互助,结成了)’‘泛的反殖民主义统一战线。”还有人认为,它是“近现代流行于伊斯兰世界的一种宗教政治思潮。它的产生是针对伊斯兰教的政治衰落,主要是奥斯曼政权的衰落而引起,曾是穆斯林各族人民反对外强侵犯,捍卫信仰自由,争取民族独立的重要思想武器。”

        学者普遍认为泛伊斯兰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己无人问津,而作为一种传统的宗教观念其影响力仍不容忽视。尤其在近代伊斯兰教史上产生深刻影响,发展至今它仍然是伊斯兰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政治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而阿富汗尼的思想则最具代表性,他“主张全世界穆斯林不分民族,拥戴一位共同的哈里发,在伊斯兰教法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超国家、超民族、超地域的统一的伊斯兰人帝国。为了反对西方基督教国家的进攻,伊斯兰教国家必须实行改革和自强……提倡对‘现社会幸福生活’的重视,并建议通过纯化宗教、用理智巩固信仰并对群众严加管教等儿种途径去获得。”

        从现实性上看,泛伊斯兰主义与穆斯林群众的实际生活、社会和现实相差甚远。一是“某些具体的行动纲领,仅限于一般性地号召穆斯林团结和实现宗教复兴,并且把宗教和社会的改革寄希望于伊朗国王纳绥尔丁、奥斯曼帝国苏丹哈米德二世等封建君主身上,这正好迎合了这些统治者利用泛伊斯兰主义来维持他们的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二是泛伊斯兰主义者强调的伊斯兰教共性实际上“掩盖了阶级和民族的矛盾,有碍于日益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进程,不利于民族团结进步。伊斯兰世界内的非穆斯林不可能赞助泛伊斯兰主义,因为他们追求的是一种民族的,而不是宗教的新形式来体现东方的统一和对西方侵略的愤恨。而泛伊斯兰主义则是用现代政治形式以重现古代伊斯兰教社会的理想。这是他们难以接受的。正因为这样,泛伊斯兰主义虽有反帝反殖的一面,却又极易被帝国主义所利用,把它们作为分化和削弱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工具,为他们的侵略和奴役政策服务。”三是奥斯曼苏丹重申哈里发制度,“企图借助超国家、超民族、超地域的泛伊斯兰宗教情感来凸现自身的地位,以增强帝国的内聚力,并对抗咄咄逼人的欧洲列强。然而毕竟时过境迁。古代哈里发制的理想未能挽救奥斯曼帝国的覆灭,而泛伊斯兰主义也遭到世界各族人民的冷落。”由于奥斯曼苏丹“早已不是虔诚无私、德高望众的哈里发,而是以世俗权力压倒宗教权威的专制主义者,被改良派斥为‘万恶之源’。”四是正当“哈米德二世宣称自己为全世界穆斯林的哈里发时,其地位极其虚弱_,不仅什叶派和阿拉伯半岛新兴的瓦哈比派拒绝承认,即使在帝国境内,也难以得到逊尼派穆斯林的有力支持。为改变这种不利处境,哈米德二世曾多次同宗教界的亲信秘密策划,向各地派遣代理人,不惜以重金来收买各宗派、教团、圣地、陵园的宗教首领,还从印度、阿富汗、苏门答腊、爪哇、伊斯坦布尔等地收罗一批伊斯兰王公贵族的子弟,进行专门培训。据说,他把国家一半的税收耗费在泛伊斯兰宣教活动上,但收效甚微。”因此,随着1924年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哈里发制度彻底结束,随之兴起了各种民族主义运动,如泛奥斯曼、突厥、都兰和泛阿拉伯主义以及其他地方民族主义。事实上,各民族主义思潮的出现抑制了泛伊斯兰主义的继续,使“泛伊斯兰主义宣传活动开始滑坡。”

        但是,“天下穆斯林皆兄弟的团结精神”对中国穆斯林却产生过正反两方面影响。譬如各地回民彼此往来,形同一家,这对加强穆斯林间的联系,促成回民的团结起了有益作用。另外,在我国历史上也起过消极影响。譬如“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新疆喀什一带的人民起义,当地回民头领金相印所以把阿古柏请来原因之一,就是他是同教,结果引狼入室,给新疆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转战陕甘、顽强不屈的陕回领袖白彦虎,到新疆后所以投附阿古柏,除了其他原因之外,同教亦是一个重要因素,结果认敌为友,踏上错误的道路。这些教训都是沉痛的。”中国穆斯林中具有爱国爱教的光荣传统,“这种传统在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空前发扬。清真寺成为宣讲抗日的课堂,《古兰经》成为抵抗侵略的最高训示。中国穆斯林高呼:遵照古兰经的指示—反抗侵略!遵照穆圣的训谕—爱护生长的土地!打倒侵略的恶魔—日本帝国主义!爱国不忘爱教,爱教不忘爱国!‘争教不争国’的口号被摒弃。一首名为《迈进》的穆斯林歌曲中唱道:‘全中国的穆斯林,大家要奋起抵抗日本军阀的欺凌。我爱我宗教,更爱我祖国,国若灭亡教安能独存’;一首用维吾尔文写成的《中国穆斯林进行曲》中唱道:‘我们爱教,更爱祖国,用我们的热血发扬穆圣精神,用我们的热血教训敌人,用我们的热血捍卫祖国’。这首歌响彻西北大地,为西北穆斯林青年所歌咏,有人将其译成汉文。爱国教长阿訇纷纷投入抗日神圣斗争,达浦生教长拒绝敌寇威胁利诱,离开上海到近东各国宣传抗战,在埃及写成《告世界回教同胞书》,印制五千册散发;王静斋阿訇撰写长文《穆罕默德怎样战胜他的困难》,鼓励中国军民抗日,文章结尾说:‘我们由当年穆圣的艰苦卓绝而致得到完全成功的往事,深信我们这次对日抗战,于度过重重险象之后,一定得到最后的胜利。’星期五的聚礼成为揭露日寇、激励穆斯林同仇敌汽的例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穆斯林抗日更是轰轰烈烈。”由此来看,无论是伊斯兰教中关于“天下穆斯林皆兄弟”的思想,还是泛伊斯兰主义中相关“穆斯林的团结精神”,对我国穆斯林从正反两方面产生过巨大影响。

        二、新泛伊斯兰主义对我国穆斯林的影响

        新泛伊斯兰主义是在沙特阿拉伯国家和国际伊斯兰组织推动下,在伊斯兰世界陆续建立的许多国际组织和机构,同战前泛伊斯兰主义相比具有多中心的特征,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等领域富有广泛团结与合作精神。

        1、世界穆斯林大会:它是在土耳其革命后,伊斯兰世界由于失去统一领导中心,故战后伊斯兰世界亟待建立新领导中心这一需求之下召开的。在沙特阿拉伯国王伊本·沙特带领下,于1926年在麦加召开首届世界穆斯林大会,原计划推举新的精神哈里发,但因意见分歧未能达成协议,只泛泛强调世界穆斯林团结问题。其宗旨是“在世界各地传播伊斯兰教,宣扬超国家、超民族、超地域的泛伊斯兰主义,维护与增进伊斯兰国家的团结、互助、合作,抵制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和西方世俗化倾向。”

        2、世界伊斯兰教大会:于1955年在埃及前总统纳赛尔发起并成立的团结穆斯林大会,是非官方组织的民间活动。其任务是“研究全世界穆斯林的历史与现状,掌握与穆斯林的宗教、社会、民族有关的问题;对一切伊斯兰国家或团体提供技术援助;加强和建立伊斯兰世界的经济和财政关系;加强关于教法和立法方面的协作,以教法为基础,实现法规的统一;巩固和建立穆斯林之间的教育、文化关系;定期召开旨在加强穆斯林之间联系和增进福利的会议,以提高穆斯林的宗教意识和对世界的观察力,并搞好穆斯林个人之间的关系。”

        3、伊斯兰世界联盟:于1962年5月建立在麦加的第三个新泛伊斯兰主义组织,是当前最活跃的泛伊斯兰主义国际组织,是沙特国王利用朝觐机会在麦加召集各国穆斯林代表并通过协商后宣告成立的自称代表全世界所有穆斯林的联盟。该国际宗教组织,  “在常设秘书处下设有许多办事机构,主要有组织委员会与会议部、伊斯兰文化部、穆斯林少数民族事务部、伊斯兰天文台部、图书与文献发行部、伊斯兰法律部、伊玛目与宣教学院等。”宗旨是“在全世界传播伊斯兰教的信息和教义,在伊斯兰教各国建立伊斯兰中心;消除反伊斯兰教的虚假宣传在穆斯林中造成的不良影响;维护与增进穆斯林少数民族在宗教、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权利;协助各地的穆斯林团体的宣教活动,促进他们的内部团结;支持建立在正义、平等基础之上的国际和平与合作。”其活动方式:一是利用朝觐机会在朝觐者中举行各种会议,交流信息,讨论伊斯兰世界面临的各种问题。二是明确要求要维护伊斯兰教原则,从事多方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宣传,鼓励穆斯林要以《古兰经》和圣训为根据,遵循伊斯兰生活方式。三是印发《古兰经》、“圣训”和散发宗教宣传品,组织各种专题讲座。四是除一般性宗教活动外,“尤为重视从宗教角度对国际事务施加影响,包括维护伊斯兰国家间的团结、互助、合作,支持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的斗争,向各国穆斯林提供资助,维护世界各地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权益等。”

        新泛伊斯兰主义主要向世界表明,“它不仅没有因为民族主义的兴起而一筹莫展,相反却以它超越民族个性的泛宗教文化继续发挥作用。当然,这种作用既有有利于稳定世界政局、维护世界和平的一面,也有因不适当地从外部干预而使一个国家的内部冲突或某一地区性问题复杂化,甚至引起某一主权国家抗议的情况。此外,由于‘伊盟’各成员组织皆以维护本国利益为重,加之世界各种政治力量错综复杂的影响,泛伊斯兰团结的呼唤也有诸多局限性,成员组织之间也时常产生矛盾和冲突。”因此,它对我国穆斯林的影响并不明显。从特点上看:第一,它强调伊斯兰世界的团结、协作和统一。第二,新泛伊斯兰主义既有来自官方的自上而下的倡导,又有教界和知名人士以及群众的自下而上的支持,这是战后伊斯兰世界颇有生气的社会思潮和活动。第三,新泛伊斯兰主义有着明显的宣教性质。它积极支持伊斯兰世界各国宗教事业的同时,也热衷于非伊斯兰世界的宣教活动。第四,“新泛伊斯兰主义有着相当雄厚的经济基础。”从社会作用上看:一是调整伊斯兰世界的内部关系。“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在涉及某一伊斯兰国家内政问题、或是双边(或多边)关系问题,往往采取调停,磋商而不作出偏袒任何一方的仲裁。”二是捍卫伊斯兰国家的利益和穆斯林少数的“合法权益”。在“对待非伊斯兰国家内部涉及穆斯林问题时,或是给予各国穆斯林少数以政治的、经济的、道义的支持,资助他们发展伊斯兰教事业,抵制当地的‘基督教化危险’;或是公开、直率地表明捍卫穆斯林的‘合法权益’的立场,支持其各种形式的、直至武装的斗争。”三是强化信仰,向非伊斯兰世界宣教,发展伊斯兰教事业。因此,从总体上看,首先新泛伊斯兰主义集中向非洲地区宣传伊斯兰教。其次则陆续向西欧和北美地区的移民当中宣教。由于“在泛伊斯兰思想的指导下,伊斯兰教当前在西欧、北美的一些国家  (如美、英、法、德、意等)已成为仅次于基督教的第二大宗教,在上述各国的人数已超过百万人。”在亚洲地区,“泛伊斯兰组织除了以大量资金援助马来西亚伊斯兰教的发展外,还以马来西亚为基地,向泰国、菲律宾、新加坡、斯里兰卡、缅甸、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传播伊斯兰教。苏联解体后,它提出了‘绿化中亚’的战略即通过宣教活动使中亚伊斯兰化。”四是“新泛伊斯兰主义的活动不仅在无形中为伊斯兰教的民间复兴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它本身也“是某些伊斯兰国家自上而下复兴伊斯兰教的一种官方活动形式”,它“已不单单是世界范围内流传的一种社会思潮,它成为一些伊斯兰国家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我国《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白由。”同时“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坏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尤其明确提出“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要求。因此,在政治方面泛伊斯兰主义对我国穆斯林构不成影响。倘若新泛伊斯兰主义对中国穆斯林也有程度不同的影响,那只能从其宣教方式和内容上分析。在朝觐期间,沙特除给中国穆斯林“舍散”(赠送)马坚译《古兰经》外其它材料仍未见到。即便有部分宗教宣传品散发却以阿文写成,中国朝觐者大多既不懂阿文又不予关注,由于中国朝觐者对沙特的瓦哈比教派存有抵制情绪,拒绝接受他们的说教。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个别穆斯林青年亦有机会赴沙特、埃及、叙利亚和马来西亚以及巴基斯坦等友好国家学习阿拉伯语、英语和伊斯兰教传统知识,部分学子业已学成陆续回国,并积极地加入到我国穆斯林文化、教育和市场经济等多项活动之中。

        因此,无论从新泛伊斯兰主义的宗旨、活动形式和目的,还是从我国穆斯林同国外的友好交往看,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民族素质提高和西部大开发都有积极作用。在西部大开发中不但构不成负面影响,还能起到某些补充和推动作用。假如,沙特等国确实能够履行相关“巩固和建立穆斯林之间的教育、文化关系;定期召开旨在加强穆斯林之间联系和增进福利的会议,以提高穆斯林的宗教意识和对世界的观察力,并搞好穆斯林个人之间的关系。”“维护与增进穆斯林少数民族在宗教、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权利;协助各地的穆斯林团体的宣教活动,促进他们的内部团结;支持建立在正义、平等基础之上的国际和平与合作”,并愿意拿出足额经费支持我国少数民族文教卫生事业的全面发展,那么对我国西部大开发则有益而无害。由于在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东和海湾地区,资金雄厚,蕴藏着大量石油,海外投资潜力大。可从总体看,该地区的经济结构比较单一,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除石油外其他生活用品像大米、小麦、水果、肉类、食油、酱醋和阿拉伯长袍、礼拜毯、礼拜帽以及石油机械、日用百货、汽车、医药等,全都要从国外进口。阿拉伯国家和地区的市场需求则是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阿联酋的迪拜己仅次于香港而成了世界商贸中心。因此,欧美、日本和澳大利亚等经济大国早把经济发展目光转向了中东和西亚。据相关统计,仅“美国每年向中东国家的贸易额达到200亿至300亿美元。”当然,中东地区这个大市场,对我国近2000万穆斯林群众而言,是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第一,我国穆斯林与阿拉伯人在宗教信仰方面有相通之处,这为我国和中东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传统历史与宗教情感,通过伊斯兰教这个纽带可以发展与穆斯林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联系,促进我国穆斯林地区的经济发展。第二,大西北具有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与人文地理优势。中东穆斯林市场对饮食、生活用品、工人及他们的生活习惯都有特别要求。大西北有10多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他们与阿拉伯民族间的天然血缘关系、传统友谊和割舍不断的宗教情感,是我国穆斯林与这些国家发生各种往来的独特优势。

        三、中亚的“新瓦哈比”运动和沙特的瓦哈比教派对我国穆斯林的影响

        在泛伊斯兰主义影响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亚和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出现了武装恐怖分子频频从事的暴力、恐怖活动,挑起的武装冲突和战争,均被视为是‘瓦哈比派’的作为。当前被国际社会指称的‘瓦哈比派’,与沙特官方遵奉的瓦哈比派,尽管有所关联,但它们之间仍有所区别。”它们对我国穆斯林产生的影响亦互不相同。

        1、泛滥于中亚的“新瓦哈比”运动。在我国学术界谈到的中亚“新瓦哈比”运动,实际上是指“1990年9月,以中亚穆斯林为主的伊斯兰复兴党在莫斯科登记成立”后所引发的一系列恐怖行为和活动。在“这个被外界视为‘瓦哈比派’的宗教性政党成立后,它又在中亚或公开或秘密地建立分支。次年年初,它发展了1万名党员,10月份已发展到7万名党员。苏联解体后,它在中亚国家虽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但它仍积极活动。”主要有:第一,"1997年6月,塔吉克斯坦当局与联合反对派停止内战、达成和解协议”,但联合反对派“要求宣布为非法的伊斯兰复兴党的合法化,并得以参加大选。同时,它并未放弃在塔建立伊斯兰国家的政治主张,表现出它的强烈的伊斯兰倾向。”第二," 1997年12月,乌兹别克斯坦纳曼干市4名警察被恐怖分子暗杀。翌年2月,发生一系列汽车爆炸案件,造成16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到1998年6月底,共发生七十余起案件。”第三," 1998年5月,伊斯兰极端势力在吉尔吉斯开始抬头。在拘捕的4名外籍传教士的身上,搜查出录像带、录音带、外币和无声枪。他们在拘捕时竟然向警察开枪,他们还企图在吉招募儿童,送往国外训练。”另外,还有像“1998年8月,约有300名武装分子从塔吉克斯坦潜入吉南部的巴特肯地区,这批武装分子劫持了包括一名内务部队的少将衔司令、4名日本地质专家在内的人质。”第四,在北高加索地区,“继1999年7月200余名伊斯兰极端分子越境渗入达吉斯坦后,8月7日,一股500余人的武装分子同样越境进入达吉斯坦。”"1999年9月,恐怖分子在莫斯科、达吉斯坦等地制造了多起爆炸事件。”因此,我们肯定地说在“新瓦哈比”主张“圣战”的思想影响下,近年来泛滥于中亚、北高加索和苏联境内的一系列暴力恐怖活动,实际上已经不是一般的宗教问题或信仰问题,更不能代表伊斯兰教,它明显的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是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由于“新瓦哈比”运动坚持圣战的目的在于建立实施伊斯兰教法统治的所谓伊斯兰教政权和国家。正如“塔吉克斯坦的联合反对派内包括伊斯兰复兴党的成员。它在参政以后,从未放弃建立伊斯兰国家的企图。吉尔吉斯国家安全部长称:‘瓦哈比派’的战略是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费而干纳和吉的南部重新建立浩罕汗国(俄在19世纪吞并的正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乌兹别克斯坦卡里莫夫总统说,‘瓦哈比派’力图推翻乌现政权,它的‘目标是执掌政权并普遍建立伊斯兰国家’。渗入达吉斯坦的伊斯兰武装分子  ‘曾在车臣接受过武装训练。他们声称,要建立统一的车臣一达吉斯坦伊斯兰国家’,  ‘达吉斯坦伊斯兰舒拉’宣称:‘我们达吉斯坦穆斯林教徒正式宣布恢复独立的达吉斯坦伊斯兰国家’,‘我们宣布,捍卫伊斯兰国家是达吉斯坦每个穆斯林的义务,每个穆斯林应一直战斗到把所有的异教徒从穆斯林的领土上赶走为止。’法新社同样报道说,渗入达吉斯坦境内的伊斯兰武装分子宣称,他们的‘目标是在北高加索地区建立一个独立于莫斯科的伊斯兰国家’。”由此看来,“新瓦哈比”运动的圣战、输出革命的目的和暴力恐怖等绝对不同于沙特阿拉伯政府所主张的“瓦哈比教派”。我们知道,阿拉伯穆斯林世界有一定影响的瓦哈比教派是沙特政府的官方教义和国家统治思想,执政的沙特政府为维护自身的切身利益,实际上并不提倡圣战思想。

        2、沙特政府倡导的瓦哈比教派。在国内学术研究中,对瓦哈比教派产生的缘由和演变历程的权威界说法是,“瓦哈比教派系近现代第一个以振兴伊斯兰教为旗帜的社会运动,系复古主义思潮的具体体现。18世纪中叶兴起于阿拉伯半岛中部地区。它以纯洁宗教为号召,反对当时流行的,包括苏非派神秘主义在内的各种‘异端崇拜’,其矛头指向纵容异端崇拜的奥斯曼帝国;它反映了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在近代的新觉醒。它在穆斯林群众中引起广泛的反响,实际上是对奥斯曼帝国统治的一次挑战。”这就说明瓦哈比教派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振兴伊斯兰教,其思想不乏带有复古主义特征,以纯洁宗教为号召而反对各种异端,其矛头则是推翻奥斯曼帝国建立新政权。

        由于瓦哈比教派产生前的阿拉伯半岛存在诸多有悖伊斯兰教真精神的怪现象。正如第一,“阿布杜勒·瓦哈比的反叛,起因于对先知的崇拜以及对先知的外孙和早期穆斯林圣者的近于崇拜。”第二,“瓦哈比人为一种新的热情所鼓舞,他们厌恶对希贾兹的穆斯林始祖陵墓的半偶像式的崇拜。”第三,近似于多神崇拜现象还有一旦“遇到灾难就向真主以外的被造物祈祷;向真主以外者求助;通过先知或圣徒向真主祈祷;以求得主的喜悦;要求真主以外者保护;向真主以外者发誓;参拜坟墓,向亡人祈祷和求情。”第四,“在阿拉伯内地流行的诸如迷信、精灵之类的非伊斯兰教的崇拜和仪式,是伊斯兰教的堕落现象。”所以它主要“坚持《古兰经》、圣训和先辈派学说,不受任何约束地进行教法创制,一切应回到《古兰经》中去;他否定在现世生活中通过媒介接近安拉的行为,认为要使使者说情,求助于圣徒消灾降福的请愿行为都属于多神信仰,应与之圣战;反对纪念圣徒的生日,反对苏非派以吹笛击鼓伴随纪念安拉的仪式;反对神学家、哲学家、苏非对伊斯兰信仰作出的种种阐释和渲染;他宣布专制统治的非法性,提倡取消高利贷交易,禁止穿着丝绸和华丽服装、佩戴首饰,禁止吸烟、饮酒、赌博、听音乐、跳舞,反对一切腐化、堕落和违背人格的享受。”因此“可以说瓦哈比教派运动揭开了伊斯兰教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序幕。”且“长期以来,沙特阿拉伯一贯奉行温和的原教旨主义,它是在不断协调王权与教权的过程中步入现代社会的,并且被视为一个成功的典型范例。”

        3、瓦哈比教派影响下的我国“伊赫瓦尼派”和“赛来费耶派”。学术界大多承认“瓦哈比耶派的主张,同样传到了中国穆斯林地区”并产生了较大影响,最明显的是  “清末西北地区兴起的伊合瓦尼派。”我国学术界认为“伊合瓦尼派是在瓦哈比教义影响下诞生的一个新教派。它强调穆斯林间的兄弟情谊,主张‘一切回到《古兰经》去’,倡导‘凭经立教’、‘尊经革俗’。所以,该派又自称‘尊经派’、‘圣行派’、‘新行派’、‘新兴派’或‘新派’。”创始人马万福“瞒着瓦里家阿訇,自带了三本瓦哈比耶派的经典回国。”并“针对当时中国穆斯林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十条革新意见,俗称‘果园十条’。其主要内容是:(1)不聚众共同念《古兰经》,主张一人念,大家听。  (2)不高声赞圣。(3)不多念‘都哇’(祈祷词)。(4)不朝拜拱北。(5)不请阿訇念  ‘讨白’(忏悔)。(6)不纪念亡人的日子。(7)不用《古兰经》给亡人转‘费提耶’。  (8)强调天命功课,不强调付功。(9)对教义条款以简便易行为原则。(10)不能请人代念《古兰经》,善事也不能请人代做。这些主张,逐步得到了一些穆斯林的拥护,形成了一个比较著名的宗教派别,成为中国伊斯兰教中的三大教派之一。”由于伊黑瓦尼派产生时的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清王朝正处于覆灭的前夕。政治上极为腐败,国民经济濒临破产,帝国主义伺机继续瓜分中国。严重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以及民族歧视政策,使国内各民族人民陷于更加悲惨的境地。灾难深重的穆斯林群众朝拜道堂、拱北、圣裔陵墓,祈求太爷、老人家保佑的活动十分盛行。马万福深感十九世纪末的中国穆斯林所处的环境和他们的情况与十八世纪阿拉伯穆斯林的境况和遭遇有很多相似之处,从而受到启发。”他回国后“坚持‘认主独一’,严格遵行‘五功’,反对门宦制度,提倡革俗,禁止利用宗教活动从中牟利的做法,受到一部分教众的欢迎。”我国的“伊赫瓦尼派”或后来的“赛来费耶派”虽都曾程度不同地受“瓦哈比教派”的思想影响,但当代的中国穆斯林已学会理性思考,智慧在穆斯林行为中起着重要作用,绝不会毫无理智的模仿泛滥于中亚的“新瓦哈比”运动,做些盲目、草率和愚蠢的傻事。

        4、对跨界相聚的中国穆斯林要做具体分析。从部分资料看,部分民族群众居住于他国,大致表现在:第一,苏联从20世纪初开始因国内劳动力奇缺,一直极力招募新疆劳工。"1928-1930年间,苏联修筑土西铁路(突厥斯坦一阿拉木图一新西伯利亚)时招募了大量华工,其中包括一些维吾尔人。从20世纪60年代起,一些少数民族也自愿作为劳务人员输出到西亚或其他地区,如哈萨克人通过土耳其签订劳务输出合同前往西德、法国、瑞士等国做工。”在元代,回族进入云南后又“开始在缅甸和泰国北部经商。明代,回族商人在缅甸北部开矿,其中少量留下定居,成为早期华侨。清代,云南地区回族马帮贸易的对外贸易路线已达11条之多”。"20世纪20-30年代,在泰国北部已形成了一个繁荣的云南穆斯林社区,其中有的商人变得十分富有,并与泰国政府关系密切。”第二,中国西北和西南地区出国求学和前往麦加朝圣的人中,“有些朝圣者因到麦加朝圣后无钱返回而滞留该地。为了到麦加朝圣,他们倾其所有,抵达麦加后所剩无几,不得不自谋生计。开始是卖水、打馕、做小买卖,随后结婚生育,便留居沙特阿拉伯、埃及或其他西亚国家。有的则因途中旅费耗尽而留居沿途国家。”“有的是为探求伊斯兰学理,有的是原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求学的留学生。”第三,在政治因素影响下“大致包括以下几种:历代中国政府的歧视政策所致;民族起义后遭镇压而被迫逃往;叛乱或战争失败后被迫逃走。”像元明清代的“壮族、瑶族、苗族更为歧视,从而导致多次民族起义。”“这些起义进行残酷镇压,迫使一些少数民族流落他乡,迁移到越南、老挝等国。”清代的“两次回民起义:19世纪后期由白彦虎率领的陕甘回民起义和云南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两次起义失败后,均遭到清政府残暴镇压,前者造成陕甘回民先转移新疆,后逃至中亚,形成了后来的东干人。后者导致大量云南同族移民缅甸和泰国。”“最典型的是20世纪30年代新疆哈萨克族牧民的例子……经西藏抵达印度时还剩3039人。由于安置不妥,这批哈萨克人最后只剩下2000余人。在017-1942年期间,盛世才统治下的新疆一片恐怖气氛。南疆大部分地区均有少数民族移民国外,以避灾祸。”第四,国外势力的影响如“1881一1884年间,被迫迁入俄国的中国人达十万多人,维吾尔人约占4万至5万……从1945-1962年,苏联一直力图从新疆发展  ‘侨民’,最后到伊塔事件,这期间赴苏的维吾尔等族民众达二十余万。在伊塔事件中,大约6万中国边民出走哈萨克斯坦,其中大部分是维吾尔人。”从我国穆斯林民族跨界相聚的原因及实际情况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虽身在国外,但时常关注本民族及家乡的发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泛伊斯兰主义对我国穆斯林民族的影响,大多表现在有利于国家稳定、教育发展和信仰者素质的提高等积极方面。正如李松茂先生所说:“作为中国历史一部分的中国伊斯兰教史,伴随中国历史的整体步伐前进;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必然波及到伊斯兰教领域。二十世纪初,中国人民开始了民主主义觉醒,中国穆斯林觉醒是中国人民觉醒的一部分。1907年,留日中国回族学生组织‘留东清真教育会’,次年出版《醒回篇》,提倡教育普及,宗教改良…辛亥革命前夜,四川保路运动中,回民成立‘清真保路同志协会’,掀起‘清真同志之爱国热’;辛亥革命中,汉口回民组织‘清真自治公益会’,上海回民组织‘清真商团’;陕西回民的斗争取得光辉胜利;地处西北边睡伊犁的回、维、哈族穆斯林,积极为当地辛亥革命献财出力;哈密维族农民进行了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北京回族穆斯林丁竹园、丁宝臣兄弟,办白话报,宣扬爱国思想,大声疾呼‘保国即是保教,爱国即是爱身’,‘没了国,还能保得住教吗?’喊出了中国穆斯林觉醒的最强音。”(信息来源:《世界宗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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