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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青:佛教仪轨音乐的兴盛仍闻名于世
     
    [ 作者: 田青   来自:凤凰佛教网   已阅:1994   时间:2010-10-14   录入:wangwencui


    2010年10月14日  佛学研究网

        南朝佛教和佛教音乐的兴盛,并不完全是梁武帝一人的功劳,与他同时的其它一些信仰佛教的贵族文人也曾起过相当大的作用并对梁武帝的佛教信仰及佛教事业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比如齐竟陵文宣王萧子良和沈约等人。萧子良,系齐武帝次子,历任会稽太守、丹阳尹、南徐州刺史、南兖州刺史、扬州刺史、司徒等。他招揽才士,致使一时才俊,尽集其门下。他在鸡笼山开西邸,号称“八友”的萧衍等人并游其门。他不但信仰佛教,而且礼接僧徒,精研佛理,多有著述。他还自开讲席,弘扬佛法。《广弘明集》卷十九有瘐臬之《为竟陵文宣王致书刘隐士》文,其中说到萧子良讲席的情况: 

        “君王卜居郊郭,萦带川阜,显不徇功,晦不标迹。从容人野之间,以穷二者之致。且弘护为心,广敷真俗,思闻系表,共剖众妙。” 

        更重要的是,他还召集有音乐修养的僧人集中在他的府邸探讨佛教音乐的问题,“造经呗新声”。慧皎《高僧传》卷十五“经师篇”“齐安乐寺僧辫”条载: 

        “永明七年(公元489年)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梦于佛前咏‘维摩’一契,因声发而觉。即起,至佛堂中,还如梦中法,更咏'古维摩‘一契,便觉韵声流好,有工恒日。明旦,即集京师善声沙门龙光、普知、新安、道兴、多宝、慧忍、天保、超胜、及僧辩等,次第作声,辩传'古味摩’一契、'瑞应七言偈‘一契,最是命家之作。”

        道世《法苑珠林》“呗赞第三十四·音乐部·感应缘”,也有类似的记载: 

        “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梦于佛前咏’维摩‘一契,因声发而寤。即起,至佛堂前,还如梦中法,更咏'古维摩’一契,便觉音韵流好,有工恒日。明旦,即集京师善声沙门僧辩等次第作声,辩传'古味摩‘一契、'瑞应七言偈’一契,最是命家之作。”

        《南齐书》卷四十亦载萧子良“招致名僧,讲悟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

        综合这些记载,我们可知:在公元489年二月十九日,萧子良在其府邸召开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关中国佛教音乐的研讨会,参加者有僧辩、龙光、普知、新安、道兴、多宝、慧忍、天保、超胜等名僧。他们不但“次第作声”,每人都表演了自己拿手的经呗,互相观摩,而且还评出了最好的作品--僧辩的“古维摩”和“瑞应七言偈”。在这个会上(或其后),这个名僧集体,还在萧子良的领导下“造经呗新声”,创造了一批新的佛教音乐。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还对这些已有的和新创的作品进行了比较研究与编辑工作:“并殷勤嗟咏,曲意音律。撰集异同,斟酌科例。” 这些经过讨论、编辑后流传的佛教音乐作品和萧子良、僧辩等大德的共同努力以及这次会议所创造的气氛,都对萧衍更大规模的佛教音乐事业奠定了基础。 

        2、道安与慧远

        公元四世纪到五世纪,是中国佛教音乐全面华化的时期,也是中国佛教仪轨的成型期。假如说陈思王曹植、竟陵文宣王萧子良、梁武帝萧衍等人是因为他们在社会地位而决定了他们巨大的影响的话,那么,另外一些佛门内部的高僧,则以他们身体力行的榜样和为僧团制定的周密的规章制度,更有力地促成了佛教仪轨音乐的完善。在竟陵文宣王萧子良“集京师善声沙门”“造经呗新声”之前,堪称一代佛教领袖的道安、慧远等人,已经在为中国佛教仪轨音乐的建立和完善创造条件。 

        道安(公元314-385),是东晋时最有影响的高僧。他俗姓卫,常山扶柳县(今河北省冀县境),少年出家。他曾师事佛图澄,并代佛图澄讲席说法,因其面黑,遂有“漆道人,惊四邻”之誉。在连年战乱中,他率徒四处弘法,其中在襄阳弘法达十五年。当时,北方的鸠摩罗什和南方的道安,是名震中国的两位高僧。前秦的统治者苻坚为了抢夺他,曾经在西伐龟兹抢夺鸠摩罗什之前,先派兵南下,于东晋太元四年(公元379),坚克襄阳,将他迎至长安五重寺。苻坚曾说:“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道安即其中的“一人”,另外“半人”,是历史学家习凿齿。道安在长安,受徒众数千,大力开展译经事业,成就显赫。他长与般若学,著述甚丰。他还倡导出家僧人以“释”为姓,对中国佛教影响深远。在社会上,他的影响也很大,除了苻坚常以政事咨询外,因其广博的学问和出众的睿智,成为长安衣冠弟子们请教解疑的精神领袖式的人物。他在襄阳讲经时,“四方之士,竞往师之” 。因讲席太盛,不得不制定一定的规矩,这就是道安制定的中国最早的“僧尼规范”。 

        慧皎《高僧传》卷五本传载: 

        “安即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规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法。”

        这就是后世佛教所谓的“三科法事”。其中“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即“讲经仪”;“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即“课诵斋粥仪”;“布萨差使悔过法”即“道场忏法仪”。“三科法事”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属“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一般学者认为此即后世“朝暮课诵”的前身。 

        道安徒众甚多,其中最著名、最有成就的应该是庐山慧远。慧远(公元334-416),俗姓贾,晋雁门楼烦(今山西省静乐县西南)人。他幼习儒典及庄老之学,二十一岁见道安,为之折服,即出家。他出家后,禀承道安弘法家风,弘法译经不辍。公元378年,他为避战乱到浔阳(今江西九江)庐山,领徒众修道。慧远在庐山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市,平时送客以虎溪为界,故得“庐山慧远”之称,以别周武帝时的另一位慧远。他的隐修之道和“沙门不敬王者论”影响深广,而他倡导的念佛法门,在其后演衍成净土宗,他亦被奉为净土宗初祖。 

        元兴元年(公元402),慧远在庐山东林寺与刘遗民等在阿弥陀佛像前立誓,共期往生西方净土,创以念佛为法门,以往生西方净土为目标的“莲社”(亦称“白莲社”)。慧皎《高僧传·唱导篇》载: 

        “昔佛法初传,于时斋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礼。至中宵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或杂序因缘,或傍引譬喻。其后庐山释慧远,道业贞华,风才秀发。每至斋集,辄自升高座,躬为导首。广明三世因果,却辩一斋大意。后代传授,遂成永则。”

        这“后代传授,遂成永则”的八个字,不是泛泛的褒词,而是概括了其后中国佛教史的全部事实。净土宗的历代祖师、名僧,如善导( 613-681)、承远(712-802)、少康(?-805)、法照(?-821)等人,都秉承慧远衣钵,倡导唱念,身体力行,使净土宗逐渐成为中国佛教音乐、佛教艺术的中坚。 

        3、“以宣唱为业”的高僧们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佛教和佛教音乐的发展,陆续出现了一批以唱诵著名的高僧们。他们以其虔诚的信念、出众的才华、将音乐服务于宗教,同时,又反过来极大地促进了音乐艺术的发展。他们的歌唱,不但弘扬了佛法,同时也娱乐了众生。他们的艺术水平,是那个时期中国艺术的最高水平。慧皎不但独具匠心地仅因他们在咏经唱梵方面的造诣而将他们列入《高僧传》中,而且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了他们的才华。他形容他们的歌唱是:“玄师梵唱,赤鹰爱而不移;比丘流响,青鸟悦而忘翥。坛凭动韵,犹令象马蜷局;僧辩折调,尚使鸿鹤停飞。” 称赞他们的功绩在于“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他并且在这些高僧们大量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了佛教音乐的一系列美学原则。他强调作为佛教的音乐家,首先要“精达经旨”,其次要“洞晓音律”,既通佛法,又善音乐。这样,才能“炳发八音,光扬七善”,才能符合佛教音乐的美学要求:“壮而不猛,凝而不滞,弱而不野,刚而不锐,清而不扰,浊而不蔽。” 慧皎还提出对佛教音乐家的四项要求:“声、辩、才、博。”既要有一个响亮、美好的声音,还要了解人们的心理和时事并能针对这些发挥雄辩;同时,还要具备文学才能和广博的知识。只有同时兼备了这四项品德的僧人,才能够起到佛教音乐家弘法度人的作用。 

        据慧皎的记载,自两晋至南朝,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经师”和“唱导师”,这两种高僧都以唱诵为其所长,但“经师”所唱虽也有“入俗情”的功用,但主要的任务还是“发道心”,主要在寺庙内部僧人们修行的各种场合唱,重在以音声为修行;而“唱导师”的工作,则主要是“兴佛化俗”,面向大众,重在宣传。这些高僧们除了前文中曾提到的帛法桥、支昙龠、法平、法等、僧辩等人外,还有这样一些著名的“经师”: 

        宋京师白马寺的僧饶,建康人,“以音声著称,擅名与宋武之世。响调优游,和雅哀亮”。而与他同住一寺的道综善唱《三本起》和《须大拿》,“每清梵一举,辄道俗倾心”。白马寺有一座般若台,道综常常在台外一边唱梵,一边绕台,路人听到,“莫不息驾踟躇,弹指称佛”。同寺的超明、明慧,“亦有名当世”。 

        宋安乐寺的道慧“特禀自然之声”,所以格外喜好“转读”。他还擅长即兴创作,唱时“发响合奇,制无定准”。但“条章析句”,仍然“绮丽分明”。 

        宋止谢寺的智宗,建康人,“博学多闻,尤长转读。声至清而爽快”。每逢寺里打“八关斋”,夜深之后,四众昏沉欲睡的时候,他便“升座一转,梵响干云”,以至大家“莫不开神畅体,豁然醒悟”。在他之后,该寺还有慧宝、道诠二僧,也“丰声而高调”,得到宋明帝的赏识。 

        齐乌衣寺的昙迁,本是月氏人,寓居建康。他不但精通儒、释、道三教的理论,还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和著名的经师。而且,他不仅长于唱诵,更是佛教音乐的创作家。他“巧于转读,有无穷声韵。梵制新奇,特拔终古”。当时的名士王义康、范晔等人,都与他来往密切。与他同时的,还有道场寺的法畅和瓦官寺的道琰,也“富声哀婉”,虽然不如昙迁,但也仅次于他。 

        齐东安寺的昙智,建康人,“性风流,善举止。能谈庄老。经论书史,多所综涉”。他不但“有高亮之声,雅好转读”,能遵照师承讲唱,而且还常常“独拔新异,高调清澈,写送有余”,有所创新,被当时的王公大臣所器重。 

        齐安乐寺的僧辩,建康人,曾与萧子良在永明七年一起“造经呗新声”。他曾向昙迁、法畅学习唱诵,得其风范。但在晚年“更措意斟酌”,对唱诵之事颇费神思。他的唱诵,被称为“哀婉折中,独步齐初”。据说他曾在夜里唱诵经文,引得“群鹤下集阶前”,一直到他诵毕才飞走,从此名声大噪。 

        齐白马寺的昙凭,南安人,年轻时到京师学习转读。起初没有得到时人的推许,“于是专精规矩,更加研习”,终于在晚年得到大家的承认。他尤其擅长诵《三本起》经。后还蜀,“巴汉学者,皆崇其声范”,成为西南地区汉传佛教唱诵的祖师。据说,他还铸造了四川佛寺中的第一口铜钟。 

        齐北多宝寺的慧忍,建康人,他曾跟僧辩学习,“备得其法”,但他的声音“哀婉细妙”,比他的老师还要好。他也曾参加永明七年的佛乐研讨会,与他的老师一起参与了梵呗新声的制作。此时著名的经师们,还有法邻、昙辩、慧念、昙干、昙进、慧超、道首、昙调等人。

        与这些经师们相似的唱导师们,也有不少人在佛教的声乐方面出类拔萃,青史留名: 

        宋京师祗洹寺的道照,西平人,年少时即已“兼博经史”,出家后,“披览经典,以宣唱为业”,成为职业的佛教音乐家。他“音吐嘹亮,洗悟尘心”。而且,能够根据当时发生的事临时编造唱词,完全符合慧皎提出的“声、辩、才、博”的要求。他曾在宋武帝的内殿设斋讲唱,颇得皇帝的嘉许,一次法会竟得到三万钱的布施。他的弟子慧明,“祖习师风,亦有名当世”。 

        宋长干寺的昙颖,会稽人,他“属意宣唱,天然独绝”。不管什么人请他,都一视同仁,不分贵贱贫富。 

        宋瓦官寺的慧璩,丹阳人,他也是“该览经论、涉猎书史”,有着多方面的才能。但在“众技多娴”中,“尤善唱导”。他“出语成章”,在唱导的过程中随时有即兴的创作,“罄无不妙”,后被皇帝敕命为“京邑都维那”。 

        宋灵味寺的昙宗,秣陵人,“少而好学,博通众典。唱说之功,独步当世”。他的才能,也表现为“辩口适时,应变无尽”,能随时随地根据需要创制新说新韵。孝武帝爱妃殷氏薨,他曾亲在宫内为其设法会荐度,令孝武帝“泫怆良久,赏异弥深”。与他同时,灵味寺还有一位僧意,“亦善唱说”,曾“制谈经新声,哀亮有序”。 

        宋灵味寺还有一位昙光,会稽人,爱好很多,“五经诗赋、算术卜筮,无不贯解”。三十之后,突然感悟自己以前所学“皆是俗事”,遂在他人劝说下“迥心习唱,制造忏文”,终于得到道俗两界一致的倾仰。 

        齐兴福寺的慧芬,豫州人,十二岁即出家。他在京都白马寺的时候,御史中丞袁愍孙认为出家人偏执,难以深入探讨理论。他遇到慧芬后,听其唱导,“芬既素善经书,又音吐流变,自旦至夕,袁不能穷”。于是大为折服,率弟子皈依,敬以为师。 

        齐齐福寺的道儒,渤海人,寓居广陵。他也是擅长即兴创作,“言无预撰,发响成制”,临时创编的词曲,都成为完善的作品。 

        齐瓦官寺的慧重,以唱导闻名,被宋孝武帝赏识,“于是专当唱说”,成为专业的唱导师。他“禀性清敏,识悟深沉,言不经营,应时若泻”。也是不必预先构思,只要一登座唱导,就象流水一样滔滔不绝。 

        齐正胜寺的法愿,颖川人,“家本事神,身习鼓舞。世间杂技及蓍爻占相,皆备尽其妙”。他与其他唱导师不同,虽善唱导,但“率自心抱,无事宫商”,强调发自内心的悟性和灵感,不重视音乐及形式。文惠太子曾问他:“葆吹清铙以为供养,其福如何?”他说:“昔菩萨八万伎乐供养佛,尚不如至心,今吹竹管子、打死牛皮,此何足道?!”齐隆寺的法镜曾拜他为师,“研习唱导,有迈终古”。该寺的道亲、宝兴、道登等僧,“皆祖述宣唱,高韵华言”,成为永垂史册的唱导师。

        值得注意的是,晋宋之时的经师与唱导师,除来自西域的而外,大部分来自建康或建康附近。仅以慧皎《高僧传》中“经师篇”、“唱导篇”为例,共设传21篇(不包括附传),在这21名僧人中,来自西域的3人(皆寓居建康),建康人5名,来自建康附近的6名。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佛教的唱诵音乐,从一开始便受到江苏地区音乐的深刻影响。而千百年过去了,一直到今天,江苏及其附近地区,依然以出经忏法师闻名于世。(信息来源:凤凰佛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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