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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约汉传因明学发展之原因刍议 [唐佳]
     
    [ 作者: 唐佳   来自:人民论坛   已阅:2786   时间:2013-2-8   录入:yangsihan

     

                                   2013年2月8日 佛学研究网

        【摘要】因明学作为人类思维水平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在被玄奘引入汉地后发展成为汉传因明学。但这门学科却由于受到汉语翻译以及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制约,未能融入中国文化并产生深远影响,而是在玄奘时代繁荣几十年后便沉寂衰微直至近代。

      【关键词】汉传因明学 梵汉翻译 佛教文化 推类思维 玄奘

      因明学作为一门学科真正传入汉地,是在唐朝贞观年间,以印度留学归来的玄奘开始翻译因明学论著、讲授并培养因明学人才为开端。玄奘带回的经卷典籍中有关因明学方面的著作有34部,其中《瑜伽师地论》作为玄奘创立唯识宗的理论根本,在书中论述了七因明的理论,因明一词也从此书中翻译而来。

      在玄奘的引导下,研习因明的风气在当时到达鼎盛,但极盛之时全国也只有二三十人学修,并仅维持了几十年的时间便随着玄奘、窥基所创立的法相宗的衰落而走向衰微。宋元以后,因明典籍逐渐佚亡,因明学在汉地几成绝学,直到近代始有复苏。

      中国传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佛教是影响最大的外来文化,其在中国化的过程中虽出现过与本土文化的矛盾和冲突,但主要是被本土文化积极吸收和改造,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作为佛教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因明学在汉地长久以来都是一门冷僻的学问,本土文化的制约应是导致此局面的关键因素。

      本文主要从文化冲突的角度,对汉传因明学传承和发展受传统文化因素制约的原因试作分析探讨,希望能对今天的因明学和逻辑学科建设有所启示。

      制约因素之语言

      汉传因明学首先受制于汉语本身。翻译的本质无非是通过一种语言转达另一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信息。而从文化最为内核的语言来看,汉语和梵语的语言系统有很大差异。表意的汉字与表音的梵语在实现语言的完全对接上存在较大难度。从比较语言学的观点来说,梵语和汉语距离很远,而梵文和拉丁文简单变化就可以上口说话通行。汉文在口头上从来只能半文半白,很难用文言作长篇大论,上口就要繁化。汉文译梵文佛典往往可以逐字翻译,虽然古怪,但仍能接受。①以汉文字这种以具象为主的文字去翻译梵文的佛经,想要完整表述具有高度抽象、思辨性的梵文哲学与思想有一定的难度。

      玄奘在当时已经精通汉语与梵语,有极高的佛学造诣,并熟悉中印文化,然而他所翻译的那部具有高度抽象逻辑、精密论证的《瑜伽师地论》,后人能够彻底明白的也不在多数。另外,佛教典籍中专业术语繁多,无论是采取鸠摩罗什的以“达意”为原则的信笔直译法,还是使用玄奘所提倡的忠于原本、逐字翻译的译经新规则,在将佛典汉译之后,大量的新语词无论意译还是音译,难免使人望文生义而曲解,从而对外来文化产生误读。如梵语中“Sattra”一词既译为“众生”,玄奘又译为“有情”,现在二词都在被使用。如果不是研习佛学的人,可以说几乎没人明白“有情”一词的含义。

      玄奘的译经新规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因明的传播。虽然玄奘在佛学研究和译经方面有着卓越的贡献,但就汉传因明二论的翻译来看,他的忠于原典、逐字翻译的规则反而成了一种制约。如吕澂先生分析汉传因明衰落的原因,其中之一便是:因明二论的翻译拘于格律,文字比较晦涩。在表面上讲求,有些地方很难得其确解。加以揣摩,又易流于穿凿。其影响所及,会使人发生一种此学难言的印象,而妨碍了它的流传。②因明学论著的翻译,如果只是实现文字上的对译,恐怕很难传达出原文的意蕴和精神。另外,大量的专业术语译成汉语后,明显和汉语的使用上不一致,如“比量”、“现量”、“有法”、“非有”等等,更加增添了因明的冷僻难懂的色彩。连当时的思想家吕才在研读因明二论后,对“生因”、“了因”、“宗依”、“宗体”、“喻体”、“喻依”等重要概念的名称都提出了修改的见解,其目的是想使晦涩难懂的因明通俗化。然而玄奘并未采纳吕才“择善而从,不简真俗”的建议,也一并否定了吕才系统化、通俗化改革因明学的创意。在今天看来,这样的做法未免有些保守,也许因明也正是因此而失去了一次在汉地获得新生命的重要机会。

      反观藏传因明学的发展,其繁荣的局面和丰硕的研究成果堪称世界第一,主要原因之一便是藏语和梵语的同源性。在藏地佛典翻译和佛学的传播过程中,语言文字的因素不仅没有对其形成阻碍,反而得益于此。藏译梵语佛典也被公认为是最接近梵语原典的译本而受到学界的重视和推崇。

      制约因素之思维方式

      不同的文化造就相对固定的思维方式,决定着人们看待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决定着人们的社会实践和一切文化活动,人类的文明进步和创造都与思维方式密不可分。比如,以希腊为源头的思维方式,是一种“逻各斯”的方式,而以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为源头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比兴”的方式(比即推类、类比,兴即抒发)。

      古代中国人有着强烈的“类”意识(或观念)和发达的类思维。类思维包括分类或归类和象征、比、兴、类比和比附等各种思维方法。古代中国人思维的显著特点就是关注“类”,实则是通过“物象”和符号“象”来把握“类”之“理”,即以“类”为思维的基础和根据。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探讨了推类的方法、推类的法则(类、故、理)和推类的谬误,以及与推类有关的名、辞、说等逻辑范畴和基本规律,形成了有关“推类”逻辑的理论。推类逻辑有两个传统:一个是预测、推知的传统(易学逻辑为代表);另一个是论辩的传统(墨家逻辑为代表)。③

      古因明学说则是归纳推理,陈那因明学说是带有归纳成分的演绎推理,法称因明学说是纯演绎推理。④玄奘对陈那因明的取舍,表明他强调的是陈那因明逻辑工具的性质,由此决定了汉传因明的研究方向,使其受到以推类为主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制约。中国哲学表现在思维模式和智力结构上,更重视整体性的模糊的直观把握、领悟和体验,而不重分析型的知性逻辑的清晰。⑤当因明在传播中遭遇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重视事物的功能联系,轻视实体形质,强于综合而弱于分析的特征,以及整体性、直觉性、模糊性等特质时,必然会与因明的“宗、因、喻、合、结”五支作法以及“宗、因、喻”三支作法的“有效性”形成明显差异。

      中国传统推类思维方式下的推理和论辩没有统一的结构模式,方式灵活自由,思维方式和思维内容紧密相连,思维方式并没有被抽象出来成为单独的研究对象。而因明的五支作法、三支作法都抽象成为固定的形式。三支作法与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有很多相似之处,正如苏联学者彻尔巴茨基所说的:“虽然印度推理学是完全独具一格的,而决不是亚里士多德学说的重复,但实质上印度思想家力求确定并加以分析的思维过程,与希腊哲学家所研究的一样,到如今已成为欧洲逻辑的主要部分。印度推理法的形式很易于转成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法。”⑥虽然三支作法被认为还没有发展到像三段论那样更高级的逻辑阶段,但它已经有了揭示推理形式结构和建构形式的雏型,这样的研究推理形式的学问当然会和中国传统的推类思维相抵触。

      中华文化没有衍生出形式逻辑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中国传统思维中缺少高度抽象地建立公理化体系的思维。正如同处轴心时代的古希腊文化和先秦文化,虽然都在那时迎来了自然科学的一次发展高峰,但中国的自然科学更注重于实用技术方面,而在基础理论,尤其是具有高度抽象的数学的发展水平上落后于希腊,更关键的是因为中国的数学体系中缺少几何学的构成,制约了中国古代逻辑最终发展成为更高级的形式逻辑。

      制约因素之时代背景

      外来思想文化如果对原有思想文化发生影响,且不是暂时的而是长远的,则必须在某一方面(或全面)有超出原有思想文化的方面,这样才能对原有思想文化起刺激作用,从而影响它的发展。⑦玄奘将因明传入汉地之时,大唐帝国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是当时世界强国,前往大唐帝国学习、经商的东西方人士不计其数。在这样一种优越的时代中,要将一种与传统的思维模式有较大差异的文化传播开来,并吸引多数人来进行研究,的确不是件易事。与之不同的是,后来的西方现代逻辑学在中国的传播也许恰巧可以反证汉传因明学的式微。虽然西方逻辑学早在明代就传入中国,但真正开始形成学术研究是在清末国力衰弱、外强入侵,以及严复等学者想通过西方现代的科学思想和方法来救国的背景下形成的。可见,外来思想文化的传播和本土文化的影响也要受到时代背景的局限。

      由此,玄奘传入中国的因明学,虽然思维发展水平较高且一时名声很大,但在中国思想的发展上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影响。⑧如何使汉传因明学真正融入中国文化,并产生互补作用,是学者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信息来源:人民论坛)

      注释

      ①刘勰,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②吕澂:《因明学说在中国最初的发展》,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③刘明明:“中国古代推类逻辑的历史考察”,万方学位数据库,2005年。

      ④巫寿康:《因明正理门论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

      ⑤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⑥[苏]阿尼凯也夫:《古印度哲学中的唯物主义流派》,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

      ⑦汤一介:《佛教与中国文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

      ⑧祁顺来:《藏传因明学通论》,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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