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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外来侨民到本土国民:回族伊斯兰教在中国本土化的历程
     
    [ 作者: 高占福   来自:《世界宗教研究》   已阅:2981   时间:2013-3-12   录入:wangwencui

                                                  2013年3月12日  佛学研究网

        伊斯兰教作为世界性的宗教,在中国有10个少数民族的2000多万穆斯林信仰。从唐朝早期传入中国至今的1300多年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伊斯兰教传入中华后,由侨民信仰的宗教,到促使中国回族穆斯林社会的形成,进而与中国社会相融共存,信仰者最终由单纯的教民,转变为爱国爱教的国民,反映出回族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的本土化历史进程。也印证了宗教文化在移植它国时,必须与当地的主流文化和平相处,交流相融,才能使自身得以生存和发展的规律。

        一、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侨民时代

    公元7世纪中后期,伴随阿拉伯、波斯等地商人的经济活动,把伊斯兰教带进中国。“伊斯兰教是阿拉伯商船和骆驼运进来的。”(注1)当时中国的精神文化领域,以佛教文化和儒家文化占据主导地位。但唐王朝在政治上实行的“开明专制”和文化上兼容并蓄的多元主义,使伊斯兰教以个体行为的方式,润物细无声地在中华大地上洒下传播的种子。从时间上看,唐、宋两个王朝统治的500年,伊斯兰教在中国是侨民信奉的宗教。这是因为伊斯兰教在当时的中国“教义不明,教名未定,不见于典籍及著作,亦无汉文译著,是个侨民的宗教,或外来民族的宗教。”(注2)从信奉者的身份上看,来华的侨民多为阿拉伯和波斯及中亚等地的商人,中国东南沿海各地是侨民最早活动的地区。在侨民聚居的地区,有自己寓居、生活的“蕃坊”,蕃坊内有当地政府遴选、推举的蕃长,负责包括政务与商务两个方面的事宜,并且负责处理侨民(蕃客)之间的事务和争端。蕃长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即担任宗教教长的职务,带领侨民们开展宗教活动,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因此,蕃坊的体制,也是一项具有伊斯兰教政教合一特点的社会组织。

        从唐宋时期侨民的伊斯兰教育形式看,由于侨民们来自不同的国度和地区,相互之间也存在着语言上的差异,而且人数很少,分散在不同的城市,彼此也没有经常性的必然联系。伊斯兰教育主要是侨民们在自己的家中,向子女和新入教的家庭成员口头教授阿拉伯语,教会他们诵读《古兰经》,过宗教生活,口头传授基本教义、教法知识,教会子女们按伊斯兰教规定,进行沐浴,礼拜、斋戒以及饮食的禁忌等。这种教育形成是适应当时在中国的穆斯林侨民生活需要的。是他们为了能够在中国生存和延续,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民族特征,并一代代坚守固有的伊斯兰文化传统而采取的教育形式。

        与此同时,穆斯林侨民们还在广州、泉州等地出资共办了学习中国文化的“蕃学”,并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蕃学的设立,说明穆斯林侨民们在坚持自己的信仰的同时,也试图主动地同自己所处环境的主流文化相适应。而蕃学中培养的饱学之士,可以参加廷试,考取功名,为侨民们融入中国社会提供了成功之路。早在唐朝宣宗为帝时,落籍唐土的大食穆斯林李彦升(此为汉名,阿拉伯姓名已不可考)曾考中进士。这在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早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最起码说明穆斯林侨民在接受中国文化方面,已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唐宋时期,作为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标志和侨民穆斯林宗教生活必不可少的清真寺,从目前的研究考证来看,确系唐代修建的尚无定论。而始建于宋代的以广州怀圣寺、泉州清净寺、扬州仙鹤寺、杭州凤凰寺为代表。这些清真寺都建在我国东南沿海侨民穆斯林较多的地方,且均系个人之力而为,建筑型制以阿拉伯特色为主,除供日常礼拜之用外,还兼具侨民穆斯林聚居活动的功能。在广大的北方,由于侨民穆斯林活动和生活的地区很少,建于唐宋时期的清真寺也不多,据传北京牛街礼拜寺和西安化觉巷清真寺初建于宋代。

        唐宋时期,中国人对外来侨民信奉的伊斯兰教的了解和认识水平是粗浅的,有些甚至与佛教联系起来,并以惊异和陌生的目光注视。唐代杜环的游记体著作《经行记》,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用汉文记述伊斯兰教的文献。书中的内容代表了唐代中国人对伊斯兰教的了解与认识。北宋人朱彧的《萍洲可谈》中记有阿拉伯人在广州的经商活动、居住环境、生活习俗、社会交往、婚姻概况,以及蕃坊设置、蕃长产生和职责、蕃商称谓等,内容涉及广州穆斯林侨民的活动。南宋人岳珂的《桯史》中,涉及寓居中国的阿拉伯人的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内容。南宋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郑所南的《心史》中也有关于穆斯林宗教生活的记载。但这些由中国人所写的著述不具有研究的性质,多为见闻式的介绍,其内容与后来人们所了解的伊斯兰教也有较大的差距,文字表述多与佛教术语相连。如杜环把阿訇每星期五(主麻日)讲“卧尔兹”(讲教义),称为“登高座为众说法”;郑所南把每天5次召唤穆斯林做礼拜时在唤醒楼上喊的“邦克”,记述为“登楼上,大声叫佛不绝”;岳珂也把清真寺视为“有堂焉,以祀名,如中国之佛,而实无像设”。

        唐宋时期,伊斯兰教在中国,是一群特定的侨民,在特定的地区,在一定的范围内,自觉遵行的宗教文化与生活,与中国社会没有建立起相融的关系,也不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知。但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文化,它以经贸活动的方式成功的登陆中华大地,并孕育着种子,等待开花结果。

        二、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普遍传播时代

        从公元1219年至1259年的41年间,蒙古军队分别在成吉思汗、窝阔台和旭烈兀的指挥下,3次大规模西征,其势力一直伸展到今天的伊朗、巴格达,以及阿拉伯地区。蒙古军队占领这些地区后,强行把大食、波斯、中亚等地信奉伊斯兰教的回回等各族人迁徙到中国。这些不同身份的回回人,元代官方文书里统称他们为回回,他们也自称为回回。这些东来的回回穆斯林,在元政府建立后,分布于全国,并在各居住地娶妻生子,成家立业,形成新的穆斯林居住区。白寿彝在《中国伊斯兰之发展》一文中就曾讲到,元代回回人“差不多完全在中国境内定居下来,认为中国就是他们的家。在这里,他们娶妻生子,置产立业。他们不能或不肯再回老家去,慢慢地变成中国人了。”(注3)伊斯兰教在中国,由于这些回回穆斯林的分布全国,传播于各地。如果说唐宋时期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仅限于沿海城镇、港口城市和交通要冲,那么在元代已在城市、农村,以及边疆各地普遍传播开来。元代伊斯兰教的信奉者,不仅仅是侨民和外来穆斯林,众多的中国人也因婚姻等原因,加入到穆斯林的队伍中。伊斯兰教在中国迎来了大发展的时代。同时,回回穆斯林在中国的社会地位也有了空前的提高。有元一代,在中央政府任过宰相之职的穆斯林,共有17人;在地方政府任过平章政事等要职的穆斯林,共有32人。在司法、荫叙、科举等方面,元代穆斯林享受的权利也要高于汉人和南人。元代穆斯林的学者和宗教职业者,还享受过免赋、免差、免役的特殊待遇,证明元代穆斯林社会地位的普遍提高。

        元代,随着穆斯林人数和清真寺数量的不断增加,颇具中国伊斯兰教特色清真寺职能管理制度——三掌教制形成。三掌教制,后人多称为伊玛目掌教制,是唐宋时期蕃坊制后,由穆斯林自行管理清真寺事务的组织。三掌教制是指清真寺内由伊玛目、海推布、穆安津等三种教职人员共同掌教的一种制度。其职能是:伊玛目负责领拜仪式;海推布诵读“虎图白”宣讲教义,负责宣教仪式;穆安津按时念“邦克”,召唤大家进清真寺礼拜,负责宣礼仪式。三掌教之间互不隶属,各自执掌自己的仪式,实际上是一个维持清真寺日常运转的协作团队。元代中叶以后,三掌教的地位和职能发生变化,伊玛目成为清真寺的掌教,具有行教和掌教的全权;海推布在伊玛目的领导下,协助其处理教务,称为二掌教;穆安津仍司旧职,称为三掌教。三掌教制演变为伊玛目负责制。这种制度虽历经数百年,但其宗教管理职能至今仍在我国清真寺内发挥作用。三掌教制“是中国伊斯兰教的一种创制,在一般伊斯兰国家和地区尚属少见,这也正是伊斯兰教在中国历史环境中发展演变的产物。”(注4)

        元代,还产生了我国最早的从中央到地方管理伊斯兰教事务的机构“回回掌教哈的所”。哈的是阿拉伯语“教法执行官”的意思,是元代伊斯兰教中的高级教职人员,拥有宣教师、宗教领袖、司法和执法官员等身份于一身,是当时穆斯林大众的最高长官,因此也被称为哈的大师。这种机构的形式,借鉴了伊斯兰国家的司法制度模式。“回回掌教哈的所”由元政府任命的若干个哈的大师组成,负责人称为“回回掌教哈的”。其主要职责是为朝廷的皇帝祈祷祝福;掌管教务并于会礼时讲经宣教;依照伊斯兰教的教法教律,受理穆斯林之间的刑名、户婚、钱粮、词讼等,管理伊斯兰教内部事务。在一定意义上说,哈的所具有政教合一和自治管理的性质,职权是统辖中国境内的所有穆斯林。到了元仁宗至大四年(1311年)4月,朝廷废止独立的宗教管理机构,回回哈的所等宗教管理机构均被裁撤。同年11月、12月,元仁宗两次发布诏书,对回回大师、哈的职责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特奉圣旨,哈的大师只管他掌念经者。回回人应有刑名、户婚、钱粮、词讼大小公事,哈的每休问者,交有司官依体例问者。”(注5)这就是说,哈的、回回大师的职权仅限于宗教事务,其他行政、司法等权利被剥夺。“回回掌教哈的所”在元代的设立,标志着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穆斯林群体的壮大,同时也说明了元政府对穆斯林事务的重视。

        元代,还设立了“回回国子监”,为国家最高学府。凡蒙古、色目、汉人官员子弟皆可入学,学习内容皆为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如《四书》、《五经》等,兼学外语课程。毕业生大都分配到中央政府各部门作翻译官。“回回国子监”的教育体系,与伊斯兰教无关,但色目回回人中的考入者,通过这种学习,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比较系统深入的了解,对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还是大有裨益的。

        元代,随着穆斯林遍及全国各地,清真寺也普遍在各地建立起来,时多称为“礼拜寺”、“回回寺”或“回回堂”、“清真寺”、“清净寺”等。上海松江清真寺、昆明南城清真寺、山东青州真教寺、河北定州礼拜寺等,是元代有代表性的清真寺。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清真寺碑文中开始把伊斯兰教与在中国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相联系。如定州《重建礼拜寺记》中称:“况其奉正朔、躬庸租,君臣之义无所异;上而慈、下而孝,父子之亲无所异;以至于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举无所异乎。夫不惟无形无像,与周雅无声无臭之旨吻合,抑且五伦具备,与国书、五典、五惇之义符契,而无所殊焉。”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中,不得不与儒家学说开始靠近,以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清真寺碑文中出现伊儒一体的词语,说明当时清真寺以儒家学说阐释伊斯兰教,在穆斯林社会中已非个别现象。更值得关注的是,元代的哈的为非穆斯林的蒙古帝王祈祷,并颂扬其文治武功等德政的活动,直接损害了伊斯兰教认主独一的信仰原则,反映了在皇权的高压下,中国穆斯林社会无奈的变通。

        元代中国对伊斯兰教的认识和理解,主要表现在当时所撰的一些清真寺碑文中。这些碑文中对伊斯兰教“认主独一”和教义、遵行的理解,可以说和伊斯兰教的本意已无大的差异。至正十年(1350)撰的泉州《重修清净寺碑记》,对伊斯兰教信仰和教义的阐述颇为翔实:“其教以万物本乎天,天一理,无可像,故事天至虔而无像设。每岁斋戒一月,更衣沐浴,居必易常处。日西拜天,净心诵经。经本天人所授,三十藏,册一百一十四部,凡六千六百六十六卷”。这些碑文的记载证明,元代中国人对伊斯兰教的认识水平,已远远超越唐宋时期。

        元代来华的阿拉伯穆斯林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所著《游记》中,对伊斯兰教在中国各地的状况有较多的记述。书中写有中国各城市都有专供穆斯林居住的地区,区内有供举行聚礼用的清真大寺,并设有总管穆斯林事务的官员。书中对泉州、杭州、广州等东南沿海城市穆斯林生活的记述尤为详尽。甚至谈到可能是苏菲修行者的年逾200岁的穆斯林老人的种种故事,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译成中文并较早记载苏菲修行者在中国境内修道的内容。1271年沿丝绸之路历时三年半来到中国,在中国政府中任职并生活17年,直到1292年才离开中国的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口述,鲁思梯谦笔录的《马可波罗游记》(亦称《东方见闻录》)中,对中国各地穆斯林的活动与状况多有记述,特别是对河西走廊和西北回回穆斯林生活与宗教情况的记载尤为重要,弥补了以往史书中对这一地区穆斯林记载的不足。元代伊斯兰教整体呈现传播地区广、信奉教众多,中央政府加强对穆斯林社会的管理,伊斯兰教在中国向本土化过渡的特点,是伊斯兰教在中国承先启后的时代。

        三、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时代

        明代,在中华大地上传播的伊斯兰教,进入开花结果期。此时的伊斯兰教信奉者主体,既不是唐宋时期的侨民,也不是元代外来的回回人,而是与这些信奉者有渊源关系的,形成于中华大地上的民族共同体——回族,是中国人信奉的宗教。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外来穆斯林信奉外来宗教的局面,而是由土生土长的回族人信奉祖先沿袭下来的伊斯兰教。由于信奉者主体身份的改变,外来的伊斯兰教也面临着如何更好地适应本土信奉群体的问题。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成为必然的选择。适者生存,是任何宗教必须在发展中解决的客观规律。

        回族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是一个复杂而又漫长的过程,但起点是从明代开始。

        伊斯兰教经历了元代的鼎盛以后,到了明代,面临着诸多的新问题。“朱元璋是以民族主义为旗帜进行反元斗争的。朱明王朝建立后,明初的政治氛围是很不利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注6) (一•未完待续)

        注:

        1、余振贵:《中国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第9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版。

        2、杨兆钧:《中国伊斯兰教历史的分期问题》,《伊斯兰教在中国》第15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

        3、白寿彝:《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上册,第55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米寿江、尤佳:《中国伊斯兰教简史》第100页,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11月版。

        5、《元典章》卷35。(信息来源:《世界宗教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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