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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佛教典籍的诠译、整理与保护 [心澄]
     
    [ 作者: 心澄   来自:《法音》   已阅:1928   时间:2013-10-29   录入:yangsihan

     

                                 2013年10月29日 佛学研究网

      佛教发源于古代印度,自两汉传入中国,至今已有二千多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外历代高僧大德锐志翻译佛教原典,精心研究,创建宗派,大力弘扬佛教文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佛教典籍,源远流长,卷帙浩繁,对佛教传承和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本文结合教内实际和参学过程中的见闻,就佛典的诠释、整理和保护问题,谈一些粗浅的感受和思考。

      
    一、 佛典的传统翻译诠释方法

      及其现代语体的转换尝试

      佛经原出于古代,是用文言文译写的,佛教术语名目独特,寓意深奥,给阅读者带来很大的困难。因此,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佛经翻译成为佛教传播的重要因素。从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角度看,佛经翻译不仅是一种简单的符号转换过程,而是将一种语言承载的文化信息用另一种语言转换过来,从而推动文化的传播、促进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综观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佛教在中国汉地实施的文献传播方式是按照佛经汉译→汉文经录编撰→汉文大藏经刻印这一历史进程进行传播的,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三者之间彼此关联,发挥着其特定的传播功能,从而促进了佛教在中国汉地的成功传播。

      佛教经典诠释源远流长,自汉代开始翻译成汉文以后,就逐渐产生了各类注经解经的著作。注解经典有不同的目的,或为阐发经义,或为另立新说,或为授徒传法,或为记录师言。注解经典的形式多种多样,或随文释义,常称为“义疏”;或概括经典核心思想,常称为“悬谈”;或划分经典章节段落,常称为“科文”;或记录祖师讲解经典,常称为“述记”;或汇编已有的经典注释著作,常称为“集”等。

      隋唐时期,以解经注经为主要形式的佛教理论创造达到后代无法企及的高峰,许多注疏成为建立宗派学说体系的基本典籍。比如,智顗的《法华文句》、《法华玄义》等通过解释《法华经》,奠定了天台宗的教理基础;智俨注释《华严经》的多种著作,基本完成了华严宗的核心教义;道宣注解《四分律》的多种著作,构建了南山律宗的理论体系。宋元明清,经典诠释更为丰富。近现代以后佛教典籍的诠释出现了新的体例和方法,主要包括文献的编辑、点校、考辨、阐释,上个世纪在这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1、《中华大藏经》的编辑校勘。《中华大藏经》是一部卷帙浩繁、规模空前的新编大藏经,共收录佛教典籍4200种,23000余卷。

      2、中国佛教典籍的点校注释。由中华书局组织出版的《中国佛教典籍选刊》,从中国佛教典籍中选出反映中国佛教历史和思想的代表性著述加以标点、校勘、注释的佛教丛书。

      3、佛教典籍的译注释义。为了适应广大读者阅读佛教典籍的需要,将具有广泛影响的佛教典籍进行今译、阐释。由台湾佛光出版社联络海峡两岸学者共同承担的《中国佛教经典宝藏》,是一套大型的佛典译释丛书,全套132册。

      上个世纪80年代,为深入经藏、探源典籍,我披剃金山,就读于南京栖霞山佛学院,深造于北京中国佛学院本科班、研究生班。之后在云南佛学院、金山佛学院讲解经论,前后达20余年。深感读佛教典籍困难的地方,不在于名相,而在于领略经论旨趣。经论由不同的旨趣衍生成不同的宗派,实因于行者根器不同,修学不同。同一部经典由于各家的观点差异,注释解义则不一。又因一部经往往因翻译版本的不同,各家解释不同,流传世间的注释又有几十家或几百家之多。加之经典的翻译、注疏离我们时间久远,古今文言不同,修辞差异,现代人是离古人越远,越缺乏解读古籍的能力,往往视《大藏经》为天书。明知其中智慧如海,也欲渡无舟,只能“望洋兴叹”。有鉴于此,我深深感到:以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字,提供修学者遨游佛法义海的舟楫,是我们这一代出家人义不容辞的义务。20年来,因佛学院教学之需,我阅读和句读了相当多的佛教原典,参阅大量的古德今贤注释,对“三论宗”等经论作了系统整理,现已编辑出版《佛教经典注译》系列丛书十八册。在日夜伏案写作过程中,有过很多困惑和烦恼,更有过不少发现和惊喜。佛陀智愿深广,古德悲天悯人,我等传承有责。于是我在《丛书》的整理、编辑过程中,力求在以下四个方面下功夫:

      1、通顺易懂。每部典籍均设有科判、原典、释义、译文等单元,释义力求言必有据,文句力求流畅易懂,遣辞力求深入浅出。

      2、雅俗共赏。丛书虽是白话佛典,但兼具通俗文艺与学术价值,以达到雅俗共赏、三根普被的效果,所以每部经典均分为题前概说、正说经文二部分。题前概说阐述经文时代背景、典籍大义、影响价值以及对中国历史和现实产生的积极影响。

      3、继承传统。丛书依据古德科判,逐句标明,由于古今文体差异,对于科判,大部分已出版的佛教丛书未予采用,使今之学者对传统的分段已很陌生,故本丛书追寻传统,准确标明,期使读者一目了然,契入妙谛。

      4、适应时代。将典籍里具有启发性、教育性、人间性、神圣性的章节作重点注释,结合今天语法特色,用大家都能看明白的文字表述,使读者能够充分享受深入经藏、智慧如海的法喜。

      实践证明,要理解佛教经义、弘扬佛教文化,首要任务就是运用现代语言对佛教教义作出当代人易于听懂看懂的表述;对佛教哲学范畴进行新的诠释,包括推导出合乎逻辑的引伸义;结合社会实际问题,有针对性地阐发佛经中所包含的真理因素、智慧成分、合乎社会发展的内容,阐发佛经中所包含的理论思维成果。其次要进行句读、校对,以适合现代人阅读的简体字重新排版印行;为了便于当代人使用,对所有佛经进行提要和导读;尽快地对所有的汉文经典进行有序性地白话传译,将有助于正确地阐述和理解佛教思想。再次是收集所有汉文经本,包括已经出版和未经出版的进行电子化保护和编目;将所有经典按照《大藏经》目录体系和刊刻时代进行统一性编目,重新做出一部涵盖所有《大藏经》的电子版;对于重复收入的经典进行版本的校勘和比较,选出最优的本子,进行白话传译。中国佛教的典籍极为丰富,历代大德从各方面对佛教进行诠释研究,著书立说,成果累累。我们应该脚踏现实,承接历史,建设现在,开辟未来。当代汉文经典整理诠译的历史使命已经摆在我们面前,路虽长,靠我们自己走;任虽重,靠我们群体承担。

     
     二、佛教典籍的保存现状及其整理保护的实践与构想

      按照我国图书馆界目前通行的定义,书写或印刷于清朝末年,亦即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书籍,统称为“古籍”。按照这一定义,举凡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中华各民族用各种文字书写或印刷的,内容与宗教相关的古籍,均为中华宗教古籍。中国佛教典籍是中国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佛教典籍曾十分流行。佛教古籍记录了佛教的教理教义、修持方法、戒律规范、法事仪轨等等,是佛教立教传教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也是学术界对佛教进行研究的珍贵材料。历史上,我国的宗教古籍浩如烟海。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宗教古籍大多亡佚,百不存一。如今,宗教古籍的保护与整理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2007年,国家正式启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决定对全国古籍及其保护情况进行全面的普查、建立珍贵古籍名录、加强古籍书库标准化建设、加强古籍修复、培养高水平古籍工作人才,使我国的古籍得到全面保护。

      佛教把佛典特别是佛教《大藏经》视为佛法僧三宝中“法宝”的代表,主张抄写、印刷、念诵、流通、保护,认为这有着莫大的功德,所以对佛教典籍特别重视。以致在我国形成历朝历代都要刊刻佛教《大藏经》这样一种世代相续的文化传统。据《隋书·经籍志》卷三五载:“开皇元年,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遗憾的是,其后我国的佛教古籍大多亡佚,百不存一。古代的佛教写经,如不计敦煌藏经洞及近代各地考古所出,真正属于传世本的,稀如凤毛麟角,只有屈指可数的若干件。至于刻本佛典,虽然早在唐代,我国的雕版印刷术已经出现,晚唐五代的雕版印刷术已经非常成熟,刊印了许多佛教典籍。但我们现在能够确证为北宋以前的刻本佛经,不过十件上下。至于刻本《大藏经》,我国仅宋元时期就曾雕印过10余种。第一部刻本《大藏经》是北宋《开宝藏》,其版片总计达16万多块,收经多达6-7千卷。北宋王朝曾将该藏分赐辽、西夏、敦煌、吐鲁番、高丽、日本、越南及北宋境内诸多名山大刹,当时的流通量非常巨大。但最近我们在世界范围寻觅,真正能够落实的只有区区12卷,其中首尾完整的只有3卷。目前国内保存较多的宋元刻本《大藏经》是南宋刊刻、元代补雕的《碛砂藏》与元刻《普宁藏》。其中《碛砂藏》虽然大体完整,但实际均为明代印本。《普宁藏》虽在山西、江苏、云南存有多部,但每部均不完整。其中最多的一部,只占全藏的三分之一左右。我国的佛教古籍,大体收藏在如下五个地方:

      1、各地的图书馆、文化馆。这里主要指国家图书馆、各省级图书馆、各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图书馆。此外,不少地、市、县级图书馆、文化馆,某些出版社的图书馆,均收藏有佛教古籍。总的来讲,图书馆的级别越高、历史越悠久,收藏佛教古籍的数量可能就越多。就保管条件来说,国家级、省级图书馆基本都有恒温恒湿的古籍善本专用书库,佛教古籍与其他古籍一起得到很好的保护。但一些地、市、县级图书馆、文化馆,保管条件则相对较差。

      2、各地的博物馆、文博馆。从国家博物馆到各省级博物馆,乃至地、市、县级博物馆、文博馆等地都藏有佛教古籍。在论及佛教古籍时,这一部分藏品经常被人们忽略。实际上,这些单位收藏的佛教古籍往往品质很高。博物馆、文博馆中宗教古籍的保管、保护现状,与图书馆情况差不多,即级别越高的单位,条件越好;级别较低的单位,条件则相对较差。

      3、各地的档案馆。这又是一个一般人不甚关注的佛教古籍收藏单位。其实,在各级各类的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资料中,有相当一部分与佛教有关,或者本身就是佛教古籍。按照档案法,目前很多档案资料已经超过保密期,可以向研究人员及社会公众开放。但由于研究者不知道档案馆也有佛教古籍,所以这一部分资料还没有完全进入相关人员的视野,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

      4、佛教团体、各大寺院。佛教团体、各大寺院都收藏佛教图书,其中很多团体程度不等地收藏有佛教古籍。一般来说,佛教团体均将现代图书与佛教古籍分别存放。佛教寺院将古籍,特别是《大藏经》供养在藏经楼,而将一般图书存放在图书馆、阅览室。就保管条件而言,随着这些年寺院建设的大发展,很多新建寺院修建了宏伟、庄严的藏经楼。建筑虽然宏大,但除了少数寺院外,大多数寺院的藏经楼都没有考虑保存古籍所需的恒温恒湿等条件。至于一些历史悠久的寺院,藏经楼依然是多年前的老建筑,有的经过维修,有的年久失修。人走上去,楼板吱吱作响,更不用说恒温恒湿之类的保管条件。更有甚者,藏经楼虽然供奉着多部藏经,却常年闭锁。名义上有人看管,实际上无人照料。灰积尘蒙,听之任之。由于没有专业修复人才,寺院无法开展佛教古籍的修复工作。在此不应苛责寺院。但是,确有不少寺院缺乏古籍保护意识,对所藏古籍缺乏关心。一些寺院,藏品长期无人过问,据说颇有损坏、丢失等情况。还有一些寺院收藏大批古籍,其中不少古籍扃锁多年,从不检视,亦不知是否有虫蛀鼠啮。甚至有的寺院见有些古籍虫蛀、霉烂,干脆一火了之。总之,除了少数寺院外,大部分佛教寺院古籍保管、保护的情况,很不乐观。

      5、私人收藏。我国民间历来有收藏的传统,很多宗教古籍收藏在私人手中。从这些年诸多拍卖公司及网上古籍拍卖的情况看,私人收藏的佛教古籍数量颇为可观,这是我们从事宗教古籍保护时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国是汉传、藏传、南传佛教的重要流传区域,是三大语系佛教并存的唯一国家。可以预期,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提高,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不断交流,对中国佛教的研究迟早会成为世界佛教研究的高潮。为了迎接这一高潮,我们需要提前做好佛教古籍的保护与整理。为了真正有效地对佛教古籍进行保护与整理,当前需要进行四项工作:

      1、普及佛教古籍意识

      佛教古籍保护、整理工作能否顺利展开,与我们古籍意识的强弱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我们需要大力普及佛教古籍知识,培育与提高佛教古籍意识,使人们真正认识到佛教古籍的价值,主动自觉地投入到佛教古籍的保护、整理工作中。提高宗教古籍意识,包括如下两个方面:第一,要认识到佛教古籍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它们既是佛教界的重要财富,也是全民族的重要文化财富。任何人,只有保护的责任,没有毁伤的权力。保存尚好的古籍自然应当精心爱惜,已经残破的古籍更应该努力保护。再也不要发生将残破古籍一火了之这样令人痛心的事情。第二,对古籍如果仅仅是扃锁起来,束之高阁,不准阅览,并不是真正的保护。那样做,有古籍等于无古籍,使活宝变成死宝。因此,任何古籍收藏单位,都应该促成古籍的合理使用,让它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促进佛教健康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2、组织力量,进行佛教古籍普查

      我国现存佛教古籍到底有多少?分布情况如何?不同古籍的保存状态如何?存在的问题是什么?这是我们进行佛教古籍保护与整理时必须首先落实的问题。有了符合实际的调查,才能做到心中有数,制订出切实可行的保护整理方案。目前,国家正在进行“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其中的古籍普查,也包括宗教古籍的普查。遗憾的是,几年来的实践证明,除了少数单位外,宗教界对国家这次的普查工作普遍表现出热情不高,参与度较小。我们希望我们佛教界能够积极参与到“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这一利己利国的活动中。我们更希望佛教古籍收藏单位,能够将本单位收藏的古籍编纂为详尽的目录,最终争取编撰成全国联合目录,为进一步做好宗教古籍的保护与整理,奠定坚实的基础。

      3、有计划、有步骤开展佛教古籍整理

      目前,佛教古籍整理的势头很好,但问题不少、困难很大。就编印《大藏经》而言,不少单位正在从事这一工作,有的单位正在计划推出新的《大藏经》编印工程。但遗憾的是,大多数单位编印的《大藏经》定位不清,大量出现低水平的重复劳动。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有限,是否有必要去做那种低水平的重复劳动,值得有关人士深思。中国已经进入文化建设的新时代,时代要求我们拿出文化精品。古籍整理工作,本来就容不得半点浮躁与虚夸。我们只有沉潜笃实、精益求精地付出艰苦的努力,才能真正打造出无愧于时代的文化精品。这就需要我们全面规划,统筹兼顾,分清主次,区别重点,分批分期,逐步展开,并充分利用电子化手段,将佛教古籍整理的工作提升到新的层次,尽可能为未来佛教留下更多的文化财富。佛教古籍具有较高宗教价值和文化价值,热爱佛教古籍、保护佛教古籍、珍惜佛教古籍是我们佛教界义不容辞的责任。佛教在中国古代文化生态中自觉承载着文化传承和传播者的使命,佛教典籍的刊刻伴随着中国文化的发展始终未停息过。佛教古籍是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中不少为孤本,承载的信息是唯一的;不少为善本,本身又是珍贵的文物。这些古籍都是不可再生的。因此,对佛教古籍的保护应该引起各地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佛教界、学术界、特别是佛教界大德的高度关注。

      4、培养高素质的古籍保护修复人才

      现在古籍修复人才青黄不接。古籍修复不仅是个技术活,还需要修复人员具备古文基础、版本目录学、化学、物理和生物等学科知识。比如古籍变脆是因为纸张变酸,修复人员要能测试酸碱度并配制药水;纸张要能区分宣纸、竹纸、皮纸还是连史纸;古文基础好,拼接破损页面速度才快;书虫活动的蛛丝马迹、霉变的红、黑、绿、白四色都要能分辨并采取措施,白菊驱虫、黄柏防蛀防霉、橡碗子染色,这些植物怎么利用都要熟悉,等等。为了提高古籍保护工作水平,佛教界采取送出去培训、集中培训和深入基层辅导三结合的培训方法,多种途径培养古籍保护人才。制定出了古籍保护人员培训计划,目的是让从业人员学习掌握古籍基本知识、古籍修复技术、版本鉴定、古籍定级、破损定级、书影制作和普查登记等。希望从业人员在今后的古籍保护工作中,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和标准,科学、规范地做好古籍保护工作。一要查清家底,要搞清楚寺院究竟保存有多少古籍,认真填写表格数据,做好申报工作。二要科学管理,把学习古籍保护知识应用到日常管理中,应用现代化手段,切实承担起对古籍的保护责任,进一步建立健全古籍保护制度,加强硬件设施建设,改善古籍保管条件,努力提高寺院古籍保护的水平。三要积极宣传古籍保护的重要性,充分发挥寺院古籍的社会文化效用,动员全社会力量积极为寺院古籍保护创造良好氛围,为继承和发扬佛教优秀文化传统,为促进我国的文化事业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中国大陆许多寺院保存了不少古代佛经典籍,这些典籍是佛教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丰厚的历史和文化信息,是佛教延续发展的历史见证,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这些古籍是历代高僧大德们留下的宝贵财富,蕴含着各个时期的佛教文化价值观念,凝聚着佛教界的智慧成果,为佛教的薪火传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年代久远,许多古籍难以保存,流传至今的许多已成珍本孤本,佛教古籍保护的形势不容乐观。客观地讲,大部分寺庙对佛教古籍的保护意识是比较强的,寺院负责人也很重视这项工作。但是,大多数寺院对古籍保护专业知识缺乏,无法开展切实有效的古籍保护工作。要充分认识到寺院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努力做好这项工作。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文化繁荣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这是对宗教界提出的殷切希望,我们佛教界既深受鼓舞,又倍感责任重大。古籍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一脉相承的历史见证;古籍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是中华民族贡献给世界的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历史上曾经创造出了浩瀚如海的文献典籍,这些古代文献典籍承载着丰厚的历史和文化内涵。保护好、研究好、利用好这些古籍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因此,保护好珍贵古籍,是我们的荣耀,更是我们的责任。(信息来源:《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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