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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佛教解经实践与涅槃佛学发展
     
    [ 作者: 刘剑锋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已阅:1838   时间:2013-12-9   录入:wangwencui


    2013年12月9日  佛学研究网

     


      早期佛学思潮的转向与晋宋佛教解经学的转变是密不可分的,正是借着解经学理论的发展,早期涅槃学成功实现了与般若学的结合,开创一代佛学新风。

      “格义”、“六家”解经法促佛教思想传播

      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基于翻译词汇的缺欠以及当时中国人对佛教概念和义理不了解的现实状况,早期佛典的翻译者和讲解者借助中国文化中的固有词汇来译解和讲解佛经。

      按照汤用彤的说法,讲经始于桓帝之世的安清和安玄。早期的讲肆可分为两派:偏重文句即“格义”,注重义理即“六家”。译经者用格义的方法来解说佛经的名词概念及其意思,对当时人们理解和接受佛教思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也容易导致对佛经思想的误解,并流于机械式的概念对等分析。

      所谓“六家”,本是指魏晋时期出现的一些僧人用玄学来对般若学经义进行自由发挥而形成的学派。在梁宝唱所撰《续法论》中,转引了刘宋时期昙济所著《六家七宗论》并提到,“六家”为本无、即色、识含、幻化、心无、缘会。“六家”解经的特点是,强调自由发挥玄学化的佛教义理,体现了印度佛教与中国本土固有文化的融合,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然而,这种融合又导致了玄学化的色彩非常浓厚,偏离佛教本义。最典型的是,有人为了迎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对般若空观作出了违背原义的解释,当时颇受推崇,其局限性也自不待言。

      “合本”解经、科判讲经树佛学经典权威

      东晋时期,释道安总结了佛经汉译的经验,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原则。并且,为了克服“格义”法自由发挥、不忠实于原著的弊端,他创立了“合本”解经法,即比较各种经本的异同,以探求其义旨。例如,他曾将《光赞般若经》与《放光般若经》、大品《放光般若经》、小品《放光般若经》加以比较,相互诠释。释道安也是“三分科判注疏”的创立者。通过对佛经进行分科别门,他把经文分别为序分、正宗分、流通分,这种对佛教经典的章节段落的划分方法大大促进了人们对经文的理解和掌握。同时,他倡导建立僧讲制度,并注重把讲说经义的讲稿和记录纳入到佛经的理解体系中,由此构成新的“佛经义疏”文本。自释道安之后,佛经注疏不断增多,成为佛教典籍中的一大类目。

      释道安“合本”解经法和“三分科判”讲经体式,虽然具有摆脱玄学影响而单独发挥佛教固有义理的倾向,然而在当时玄学占主导地位、“六家”自由解经成为风尚的情形下,很难从根本上纠正这种解经的风气。并且,由于经典翻译和理解方法方面的问题,释道安自己也未能摆脱格义的影响。

      弘始三年(401),鸠摩罗什入长安,认为以往的译经“多有乖谬,不与胡本相应”,开始大译经典。罗什译经的特点是,既力求最大限度地忠于原文,又使译文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文质结合,故将当时的译经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至此,盛行一时的“格义”之风才得到一定遏制。自罗什以后,佛教义理逐渐摆脱对玄学的依附而开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中国思想界的理论重心由玄学转向了佛学。这时,佛教经典的绝对权威性便慢慢开始树立起来。

      “义疏解经”推动早期佛学发展

      经过几百年的传布,各种佛教经论被大量地译介过来,特别是经过罗什的译经,人们对佛教的名相有了更多的理解。然而,由于佛教发展时间跨度大,佛教理论的内部变化也很大,各种经论之间甚至出现了对立。所以,如何看待各种佛教理论,尤其是怎么把各种不同的经典共同纳进一个体系中去,就成为当时佛教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竺道生“得意忘言”的解经理论及其义疏作品。

      不同于慧观、僧肇侧重于对经文精细入微的解经方式,竺道生“发天真”,侧重于对“通情”的关注。竺道生有着复杂的学佛经历,先从竺法汰学习有玄学色彩的般若学说,又在庐山受学小乘毗昙学,然后投身于罗什门下学习般若中观学说,其所学颇杂,必然会遇到如何正确看待各种学说的问题。为破解困局,竺道生选择了“通情”。他认为,佛经的原意并未被中国人所理解。其根源在于,言以载道,言以诠理,佛经的文句言词,只是说明佛教道理的手段和方法,本身并不是佛教的真谛。因此,学佛者应对佛经的文句持灵活的态度,采用“得意忘言”的解释方法,将文字看成是表达佛意的手段,而不应拘泥于教条,一成不变。

      在解释经文方面,竺道生采用了义疏的形式。所谓“义疏”,意为疏通其义,因一般是讲解经传的记录或者讲稿,故又称“讲疏”。它不同于汉晋的传注或集解,及玄学经学的玄理发挥,而是介乎义理与训诂之间的一种新型经学著述形式。它不仅解释词义,而且串讲句子的意义,甚至阐发章旨,申述全篇大意;特别重视对旧经注作进一步的阐发和解释。由此,通过“义疏”,人们摆脱了章句的束缚去融会贯通经义,并掌握了经典所蕴涵的根本意义。更重要的是,义疏解经所提供的自由性对于解决当时佛教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无疑具有重要价值。正是借助义疏这一类的形式,竺道生撰写《维摩经义疏》,对《维摩经》中的“无我义”作了新的解释,从而将“真空”与“妙有”统一起来,把般若学与涅槃学巧妙结合起来,进而为涅槃佛性学说在中国的发展和传播扫清了道路。(信息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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