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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学典籍的传播演化促进思想文化交融
     
    [ 作者: 佚名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已阅:2010   时间:2014-8-13   录入:yangsihan

     

                                  2014年8月13日 佛学研究网

      7月20日,由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中国哲学与宗教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中国中古佛教研究的新资料与新方法—写本资源与石刻史料—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举行,来自海内外的40余位学者围绕版本研究,文献与历史研究,目录、写本、金石研究,文献与思想研究等议题展开探讨。

      古典文献和史料是记载和传播佛学思想的重要载体,也是进行佛学研究必备的重要资源,其版本演进折射出佛学思想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思想流派间的交融发展。

      “近年来,佛教文本史料和石刻史料的发掘、整理与研究,越来越受学界重视,新资料、新方法的运用为传统的佛教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和成果。”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洪修平以《坛经》研究为例指出,现存的《坛经》文本大致可分为法海集记系、惠昕所述系及契嵩校勘系三个系统,各本《坛经》的内容基本一致,相互之间不仅存在线性关系,还存在平行或交叉关系。

      “《坛经》主要是惠能行事及其思想的反映,其版本的后续演化则反映出惠能后学对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惠能禅宗成为流传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中国佛教宗派,《坛经》所起到的理论力量和积淀传承作用功不可没。”洪修平表示,惠能的心性论以融摄了般若学与佛性论的当下现实之心为基础,在解脱论上强调即心即佛、即众生成佛、即世间成佛,在修行观上强调识心见性、顿悟成佛,这些思想在《坛经》中得到了较为系统的体现,其把佛性拉向当下人心,将累世修行缩短到刹那顿悟,为日后将惠能南宗的禅修、悟境与日常生活结合起来提供了理论源泉,同时也为后人将惠能后学演进的成果加以吸收并形成新版本《坛经》提供了根据。在这一进程中,惠能思想的现实性格得到进一步发扬,惠能南宗将其禅修运用到日常生产和生活,使得讲求出世的佛教在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中国土地上立足,促成了“人间佛教”的形成和发展。

      佛学典籍在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清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圣凯指出,中国佛教界对印度传来经典著作的注释,是中印文化交流的典范。注释在哲学层面上引进了印度佛教对宇宙人生的根本认识,在思维层面上吸收了印度佛教的事数分析和因明逻辑的思考及表达方式;文本层面,注释采用了儒家经学章句或玄学专论的形式,在语义层面遵循汉语训诂学的训释原则,在知识层面上满足了中国士大夫阶层“辩名析理”的理性追求。

      圣凯表示,中国传统经典的解释典范最早来自儒家,儒家依《论语》相继形成“论”、“章句”、“训”、“传”、“注”、“义说”、“集解”等体裁与格式。论体、解体、记体、注体、训诂体等对南北朝佛教的著述影响很大。魏晋佛教对经典的注释,主要采取“注”或“解”,两晋时代受鸠摩罗什长安僧团讲学的影响,佛教界逐渐出现“义疏”形式。道生《法华经疏》与王弼的《老子注》的注释方式和标准有诸多相似之处,子注对儒家注经学影响深远。

      在中日文化传播与交流中亦有诸多类似情况。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孙亦平认为,从空海《三教指归》中的三教观可见,道教、儒学和佛教都从中国传入了日本,但道教的某些因素被吸收借鉴之后逐渐被边缘化。儒学被日本人广泛接受,其忠孝仁义礼信等思想进入了日本文化的核心;佛教则通过“神佛习合”、与神道教相互融合的方式走上了日本化的道路。空海倡导的以佛为本的三教观,其中对儒学、对道教的认识,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平安朝日本人是在“为我所用、对我有利”的情况下,通过阅读、诠释汉籍有选择地接纳中国文化。(信息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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