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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稷下黄老”到“家人之言”——黄老道家的形成问题 [熊铁基]
     
    [ 作者: 熊铁基   来自:《中国哲学史》   已阅:3442   时间:2014-12-25   录入:yangsihan

     

    2014年12月25日 佛学研究网

        【摘要】:我写秦汉新道家是研究秦汉时期的一个学派,所谓秦汉新道家也就是黄老道家。本文想就这个学派的形成问题作较深入的探讨。

      【关键词】: 黄老道家 黄老之学 新道家 道家学派 庄子 司马迁 汉书·艺文志 慎到 司马谈 荀子

      我写秦汉新道家是研究秦汉时期的一个学派,所谓秦汉新道家也就是黄老道家。本文想就这个学派的形成问题作较深入的探讨。

      一、先秦学说的分派别与黄老道家

      “学派”,这是现代的名词术语,古代与此大体相同的词是“诸子百家”的“家”。学说或者学术之分家或者分派别,在中国古代是战国以后的事,战国早期的《墨子》中说:

      “天下之人异义。是以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其人数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墨子·尚同》)

      这个“义”是议论之义,也是义理之义,引申可为现今主义之义。各有各的主义,还没有类别,墨子主张“尚同”,把“兹众”的义按“家——国—— 天下”“一同”起来,这就是一种归类的办法了。主义、学说是可以分类的。

      到战国中期庄子之时,则有了“百家之学”的说法。《庄子·天下篇》虽也说“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但“百家之学”就是一个概括,尤其是具体地批评学术时,把墨翟和禽滑釐、宋钘和尹文、田骈和慎到(还有彭蒙)、关尹和老聃分别联在一起,可以说是大体上分了家,分了学派。其所谓“后世之墨者,如: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庄子·天下》)

      更明显是讲了一个墨家学派。

      战国后期的《荀子·非十二子篇》和《庄子》一样,是批评各家学说的,它批评的是“六说”“十二子”,用了“说”字,“说”即言论、主张之义,也可以说学说,“六说”就有分派的意思。不过,它的分法与庄子不相同,如墨翟、宋钘合为一说,这是因为其所批评的内容有所不同。荀子取了他们相同的问题进行批评,庄子则记述他们所强调的“道术”的不同方面。

      事实上,战国诸子,彼此之间是有不少共同之处的,用《庄子·天下篇》的说法,是“皆原于一”,皆出于“无乎不在”的“道术”,本来就应该是“相通”的。只是“多(各?)得一察焉以自好”,各人喜悦“道术”的某些方面,才分出看起来冰炭不相容的“百家之学”来。但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它们的内容不仅是“相反相成”的,而且常常有一些完全相同的内容,因此,这“百家之学”如何分类,一开始就不是(也不可能是)很明确的。

      战国的最后,到了《韩非子》的《显学篇》中,学说分派别的思想更明确了,大致的派别划分也比较确定了,儒、墨即为两大派: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

      这段文字可以说明,在韩非看来:第一,学说上是有派别的,不仅有儒、墨这样的大派别,大派别在发展过程中又有许多分化。[1]要判断这些大、小学派(定世之学),不是很容易的,“自谓”与事实的情况都比较复杂。第二,不同学派学说的不同,主要是“取舍相反不同”,这和庄子所说各喜悦“道术”某一方面是一致的。

      虽然学说的派别不好分,事实上又存在着不同的派别,汉初的司马谈把它们概括成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史记·太史公自序》)

      顺便要指出,“务为治”、“所从言之异路”等思想,是从墨子、庄子、荀子、韩非一直发展而来的。这个看法极为重要,是如何看待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一个根本性的观点。

      司马谈所列六家,应该说就是当时的“显学”,是客观事实的反映或者总结,他对于六家之“要旨”(主要特点)进行了论证和分析,但是没有列举各家的代表人物或者著作,这就给后人留下了不少问题,而“道德”一家就是最大的问题之一。

      首先,它和儒、墨、名、法等家不一样,连学派的名称都不很确定,司马谈自己既说“道德”家,又说“道家”。在司马迁的《史记》当中,老子、道家、道德、黄老这些词,常常是同一意义。说老子“修道德”、“言道德之意”或“言道家之用”,说老子的后学则多用“本于黄老”“学黄帝老子之言”或“修黄老道德之术”。不过,在讲庄子时,司马迁只说:“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没有用“黄老”,这是应注意到的。

      其次,道家的代表人物和著作的问题。司马迁显然没有注意学说的分派,如《史记》的《老庄申韩列传》,主要讲的学术渊源,“皆源于道德之意”。又如,《孟子荀卿列传》更是如此,附记了慎到、田骈、接子、环渊一批“学黄老道德之术”的人,并没有注意他们的学术思想内容,而着意的是他们和所有各派的“稷下先生”一样,“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不过,司马迁比司马谈还是前进了一步,不仅讲了各学派的特点,也涉及到各学派的代表人物。

      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校理图书,把诸子分成十大家。这十家分类虽不是专讲学术流派问题,但实际上却是按学派划分的,所谓“濡家者流”、“道家者流”……等等,流者派别也。从学术思想派别来说,其分类和具体划分有不少问题。这里就不具体说它了。

      以上讲先秦学说分派别的历史发展。归结起来要指出几点:第一,学术上的派别是客观存在的;第二,学说的派别问题又是较为复杂的;第三,要了解中国古代的学术发展史就有必要对派别问题重新讨论和认识。

      学说上的派别虽然是客观存在,但先秦的任何一家,其名称均非该派人物自己的叫法,“皆时人或后人所加,各有所取义”(蒋伯潜:《诸子通考·绪论·十家名称之取义》)。孔子为儒家的开山祖,未尝以“儒”自名其学派,《论语·雍也篇》:“汝为君子儒,母为小人儒”,并非讲儒家。一直到孟子、荀子,儒字的意义,亦非指儒家而言。只有《韩非子·显学篇》的儒、墨,才是儒家学派和墨家学派的意思。

      道家的问题更复杂一些,谁是开山祖,一直有疑问,老子其人其书总有一些不同看法,早期道家究竟以哪些人为代表,都是学术界讨论的问题。但老子、庄子无疑是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庄子》无疑是道家的代表著作。问题是在汉初“道家”名称出现时,就同时有“道家”和“道德家”的不同叫法,尤其是“汉初人言道家辄曰‘黄老’”(蒋伯潜:《诸子通考·诸子人物考·庄子及道家者流》)。该如何看待?我认为:

      道家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关于“道”的思想开始得很早,在诸子学派形成之前和开始形成以后,都有不少关于“道”的理论。《老子》中的道,也是就原有的思想进行解释和发挥。诸子皆言道,或指事物的发展规律,或指道德、政治原则,如《易·系辞上》中的“一阴一阳谓之道”,如各家所说的尧舜禹汤之道等等。但有那么一派着重讲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同时也讲事物发展规律之道,这就是道家。而第一个明确表达这种思想的就是《老子》,在先秦诸子中发挥这一思想比较充分的一个是《庄子》,另外就是被称之为黄老之学的著作。可以说道家在其形成过程中就有较明显的两派,如清人魏源所说:“有黄老之学,有老庄之学”(《魏源集·老子本义序》)。这几乎和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一样,老子之后道别为二了。

      黄老,黄帝摆在老子之前,但事实上黄帝书比老子书晚出,黄帝书是后人伪讬的,是按《老子》的道论而造作的。汉代人也明明知道,却要以“黄老”名之。司马迁十分清楚:“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搢绅先生难以言之”(《史记·五帝本纪》),可他在《史记》中,左一个“黄老之学”,右一个“黄帝老子之术”。这显然是从俗了,如《淮南子·修务训》所说: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

      老庄之术,也是汉人的说法(《淮南子·要略》有“考验乎老庄之术”一语),魏晋以后老庄相连更为普遍,那是后话,这里不多说了。

      作为老子的后学,黄老和老庄这两派孰先孰后呢?也可作些考证的,这里不想详考了,但有一个大致的看法,庄子的时间是比较确定的,《庄子》成书,老庄道家就形成了。黄老道家则相对复杂一些,一些“发明黄老道德之意”的人,或与庄子同时,或比庄子早一些,但没有一个中心代表人物,在战国时也还没有一部集中的突出的代表作品。战国时期或可以说有属于后来黄老道家学派的人,比较集中在齐国的稷下先生中,有些言黄老之意的作品,也多出自这些人手中。下面就谈谈“稷下黄老”。

      二、稷下黄老的地位和作用

      关于黄帝、老子、黄老之学的考证、批判、论述已经不少了,虽有许多不同说法,但有些看法已逐渐趋向一致。这里仅就稷下黄老的地位和作用作些申论。

      “黄老”一词在汉初流行,集中反映在《史记》当中,这是众所周知的。说“稷下黄老”,主要是依据《史记·孟荀列传》中关于“齐之稷下先生”的两段论述,其中提到慎到、田骈、接子、环渊等一批“学黄老道德之术”的人。在他的概述中有一句话特别值得注意:

      “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旨意。”

      这是一句高度概括的文字,几乎每一个字都值得推敲,因为它有实际内容:“皆学”者大家都学习;黄老道德之术,在《史记》中与黄帝老子之术、黄老之言(乃至老子书)通用,或简称黄老。可学的东西,当然主要是图书,如《老子》,如托名黄帝之书。“因”者依也,依顺着黄帝、老子之言;“发明”,阐明;“序”,叙述;“旨意”,主旨意图;全句话用现在的语言表达,即:

      许多人—(或者田骈、接子等许多人)都学习黄帝、老子关于道德的思想和理论,井且依据这些思想和理论,进一步阐明、解释其主旨意图。

      因而就有阐明、解释的文字,所以接下去就是另一段值得注意的话:

      “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

      虽只列举了四个人,且只有慎到、环渊的书名,但完全可以肯定,还有其他“发明”黄老“旨意”的著作。因为稷下的所有人都是会有著作的,司马迁写道:“稷下先生”、“xxxx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岂可胜道哉”,说都说不完!

      这样一批人,说他们是黄老学派有理可言,因为他们都是学习而且发明黄老道德之术的,对黄老之学有贡献。说他们不是黄老学派亦可,因为如庄子所说,他们各自喜悦“道术”的某一方面,在某一方面加以“发明”甚至创造,这就有可能走向另外的学派,如说一些法家代表人物之“归本于黄老”就是如此。这要具体分析,且以慎到为例,作些分析。

      慎到,司马迁说他发明黄老道德之意“著《十二论》”,《汉书·艺文志》诸子法家类列《慎子》42篇,注云:“名到,先申韩,申韩称之。”《十二论》与42篇《慎子》是一还是二,难以断言,均无原本传下,流传下来的《慎子》书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慎到的思想最可靠的记载是《庄子》等书。《庄子·天下篇》关于慎到个人的思想具体写道:

      “是故慎到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冷汰于物,以为道理,曰:‘知不知,将薄知而后邻伤之者也。’謑髁无任,而笑天下之尚贤也,纵脱无行,而非天下之大圣。椎柏輐断,与物宛转,舍是与非、苟可以免。不师知虑,不知前后,魏然而已矣。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落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动静无过,未尝有罪。是何故?夫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动静不离于理,是以终身无誉。故曰:“至于若无知之物而已,无用贤圣,夫塊不失道。’豪杰相与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适得怪焉。’”

      这里所说的思想,和《老子》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似不必多说,比较自明。但慎到并不能算知“道”。另外,如《荀子·天论》中说:“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也是“自以为知道,无知也”。这都是讲慎子“发明”的道家思想,但他只是“偏”于“道术”之一个或者某些方面。

      当然,偏于道家的理论又并非慎到的全部思想,荀子还记载了他的另一方面,在其《非十二子篇》中,也是把慎到和田骈连在一起的,但可以说是偏于法家方面的理论,但是他“尚法而无法”,法的理论也是不很全面,不很成熟的。不过,他的思想直接影响了申、韩,“先申韩,申韩称之”这个说法是很有道理的,《韩非子·难势篇》一开头就引了慎到关于“势”的论述。从现存的《慎子》来看,关于法的论述是比较多的,故《汉书·艺文志》把它列于法家。郭沫若在半个世纪以前作《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1944年9月)时写道:

      “据这辑本《慎子》来看.差不多全部都是法理论,黄老的气息比较稀薄,但这一部分的法理论毫无疑问也是道家思想的发展。”

      这是比较客观的描述。可以说明,像慎到这样的稷下学士,在“发明”“黄老道德之术’的过程中,同时“创造”了关于法的一些理论和思想,后再进一步发展成较为完整的法家理论,然而,就慎到在稷下的当时来说,可以说是属于研究黄老之学的。

      慎到的思想是如此,田骈、接子、环渊的思想更是如此,既复杂又有所归。这里就不一一剖析了。有的人甚至说《史记》中举例的邹衍、驺奭、淳于髡一流人,“统在齐国底稷下,皆可目为第三期初叶的道家”,并且说是“新道家”。假如分析阴阳家的起源,讲阴阳家与道家的关系,像讲法家与道家的关系一样,也是有一番道理的,持此说者云:

      “就广义言,阴阳家实即是道家。因为道是从本质言,阴阳是从历程言;道是玄学上所谓本体论,阴阳是玄学上所谓宇宙论。上段讲过:道的开展永久是辩证式的,即一正(阳)一反(阴)的。道—纯理地讲来,虽是绝对宁静,但决非一死物;它—实际地讲来,必须地要开展,而这开展又必然地为一正一反的辩证。所以道离开阴阳,便无道可言,不妨说阴阳就是道的灵魂。驺衍底慧眼,独能对于道窥破其奥妙之所在,故司马迁称他“深观阴阳消息”的是一针见血之评。”(谢抉雅:《田骈和邹衍》,《古史辩》第5册)

      这个分析合情合理,所以我大段地把它引出来以作参考。但是,战国诸子讲驺衍的不多,更没有怎么多谈阴阳家的间题,这是为什么?有待研究。

      稷下黄老学派的人物,除司马迁所列举的人名之外,还有一些人,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提到“稷下学士”17名,大多与黄老之学有关,其中尤以宋钘、尹文为著。实际上当不止这些,还有些未留下姓名的人,不说那“数百千人”之中,就是“76人”之中也还会有“学黄老道德之术”的。再说,著名大师们又有不少弟子,如《荀子·正论篇》云:“今子宋子严然而好说,聚人徒,立师学,成文典……”又如《战国策·齐策四》云:“齐人见田骈曰:……今先生设为不宦,赀养千钟,徒百人”。总之,仅就稷下而言,学黄老道德之术的人是很多的。这批人,无论是集中之当时,或是后来分散之后[2]。即在各地以不同的方式发挥影响和作用。

      它们影响着当时人和以后人的思想和言论,《庄子》、《荀子》等书的称引也好,批驳也好,就是这种影响的一种说明。例如《荀子》中称引黄老道家的言论就不少,如对宋研,他显然注意的是其黄老道家思想,所谓“池卿道样子,其言黄老意”(《汉书·艺文志》:《宋子》十八篇注)。从《非十二子》、《解蔽》《正论》等篇的引述看:一、宋钘的学说在当时是有影响的;二,荀子也从宋钘那里学问过他的学说,故尊之为“子宋子”;三、荀子所举宋钘的思想,也是《庄子·天下篇》中所说的“见侮不辱”、“以情欲寡浅为内”等思想,这些思想是道术的一个方面。此外,还有《天论》篇中的“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也是属于道家思想范围的。

      三、“家人之言”及其意义

      《史记·儒林列传》写道:

      “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

      “家人言”是什么意思?“有人释之为“一家之言”,这照字义上讲未尝不可。但全文意思看,从《史记》、《汉书》其他地方“家人”的用法看,似应解释为“一般人能读的书”,用现代话说,《老子》不过是通俗读物罢了。比较早的解释就是这个意思,如《史记》《索隐》:“服虔云:如家人言也。案:《老子道德篇》虽微妙难通,然近而观之,理国理身而已,故言:此家人之言也”。颜师古注《汉书》则说:“谓君家之人,无官职也”。师古注《汉书》此句为:“家人,犹言编户之人也。”但他注《董贤传》又说:“家人,犹言庶人也”。在汉代人口中,家人就是庶人,“家人,谓庶人之家也”。又如《汉书·五行志》中记载,谷永谏成帝时说到:“陛下弃公乘之至贵,乐家人之贱事”,家人也显然指庶人而言,他下面接着就明说:“为庶人之事”。

      以上这一番考证,也许对“家人言”作一确切的理解是必要的。“家人言”不会是“一家之言”的意思,否则窦太后不会发“怒”,而且愤愤地回敬那么一句:“安得司空城旦书乎!”这后一句也值得说一下。《汉书》注云:“服虔曰:道家以儒、法为急,比之于律令”。服虔注释似乎认为是指儒法之书,与道家书相对。全文之意难解。我们不妨从“安得”二字来加以考虑,安者何也,“安得”的用法,如《史记·留侯世家》:“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又《陈丞相世家》:“平曰:非魏无知,臣安得进。”都是疑问副词。准此,则“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一句,可译为:“何以说是司空城旦之书呢!”“司空城旦”正是依着释为“僮隶”之“家人”而极言之,这里似乎与儒法、律令并无关系。

      总之,《老子》书,事实上包括黄帝、老子之书,成为“家人言”,说明它的流行是极为广泛的。看看汉代,特别是汉初的情况,正是如此,无论是在朝的或者在野的,有许多人学“黄老之言”。如汉初的皇帝、皇后、文帝、景帝、窦太后,丞相、大臣陈平、张良、陆贾、曹参、贾谊、田叔、汲黯、郑当时以及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等等,一般知识分子有盖公、乐巨公、黄生、王生、邓章、杨王孙、安丘生以及司马季主等等可为代表。这些人多半收授弟子,从各方面发挥影响,例如司马季主“闲坐”于“卜肆”中,亦有“弟子三四人侍”,贾谊、宋中(中大夫)曾“獵缨正襟危坐”,听他“语数千言”,并且置疑问难。司马季主所言可说是黄老之“道术”,讲得宋中、贾谊“忽而自失,芒乎无色,怅然噤口不能言”,而深受启发,“再拜而辞,行洋洋也。出市门,仅能自上车,伏轼低头,卒不能出之。”(《史记·日者列传》)这是久久地陷入沉思之中。就此来看,贾谊诗文中有黄老思想的痕迹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以上事例都是王公大人、文人学士,似与“家人”无关,但也不可否认,有些人在为官之前,本也是“庶人”的。讲出身,甚至是比较下层的,如陈平之类的人。在野的知识分子,一般可以看作“庶人”。不过,“家人言”的主要意思是指它的流行之广,一般人都学它、讲它。老子、黄帝书可以说是当时的“畅销”书,有条件的人死后都要把它埋在身旁,如长沙马王堆出士之黄老帛书就是一个很好的实证。

      这里,我们还要指出,黄老之学在汉初的兴盛,也是渊源有自的。前面已说到,齐国灭亡之后,稷下黄老的学分散了,他们人还在别的地方继续宣传黄老之学,已经去世的留下了著作发挥着影响。战国末年传黄老之学的人,《史记·乐毅列传》的记载是一个代表:

      “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膠西,为曹相国师。”

      我们认为,这仅只是一个系统,其他各地也还会有一些人,如汉初学黄老者的老师(没有留下姓名的老师),还有一些所谓“隐者”。如“乔隐士”之著《黔娄子》,居深山,“以鹖为冠”的“楚人”著《鹖冠子》,实际上又不是“隐者”,不过隐去其名罢了。至于这个阶段留下了哪些著作,是有待进一步考证的。

      对于汉初黄老之学的兴盛有更大影响的是《吕氏春秋》,它是稷下黄老分散之后,又一次大的集中。虽然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汉初对于这部上似乎讳莫如深,但实际上“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史记·太史公自序》),在秦代和汉代都是公开或暗中传播的,《汉书·艺文志》有著录,高诱“家有此书”(《吕氏春秋》序),均可证明。很多人,特别是学黄老之人,收藏此书,阅读此书,从中学黄老之言,只不过心照不宣罢了,汉代的图书中有一些《吕氏春秋》的文字(如详加比较的话),就是很好的证明。

      “家人言”经过汉初统治者的提介和实践,黄老之学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从而出现了一个比《吕氏春秋》水平更高的《淮南子》,它集黄老道家理论之大成,是黄老道家思想的总结性著作,是黄老道家学派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它不仅流传于世,而且“先贤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验经传”;它的学术地位很高,以至“学者不论《淮南》,则不知大道之深也”;它的学术影响很大,有人拿该书“以劝后学”,高诱年少时,就曾“从故侍中、同县卢君受其句读,诵举大义。”(引文见《淮南子》高诱叙)在某种意义上说,《淮南子》哺育和培养了整整两汉一代的知识分子,直到东汉末,在野的如王充,掌权的如诸葛亮(拙作《诸葛亮是秦汉新道家的殿军》),都可以说是黄老新道家的杰出代表。其他学派的知识分子也无不受其影响,如有的同志在董仲舒的著作中找到与《淮南子》等黄老著作的共同语言,这是可以专题深入研究的问题,不再详说下去了。

      四、几点结论

      (一)如果说:“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的话,可以说,自老子之死后,道别为二,有黄老道家,有老庄道家。这样概括应该是比较切合当时实际的,是科学的概括。这种划分比“儒分为八,墨离为三”更为确切。从“取舍相反不同”的角度看,这两派道家的不同之处更为明显,而且不像儒、墨后学仅仅是“自谓真孔、墨”,争一个正统地位。道家二派虽然都是在《老子》的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也尊重老子,也打老子的旗号,但并不奉为师祖,因而也无需争什么“真正”“老牌”(或“道统”),不存在正统地位问题。

      (二)黄老道家的形成,与儒、墨的形成不同,与老庄道家的形成也不同,它的形成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它没有一个事实上的师祖(如孔、墨),也始终没有什么有很大影响的中心人物(如庄子)。在形成过程中不断变化,不少人对这一派的理论学说作了贡献,既有不少“发明”,又有积极的传播,但是有些人自身的发展又走向了别的学派,如慎到、宋鈃乃至驺衍等人的发展变化,他们本来都可说是“发明”黄老道德之意的人,由于其某些内容有独到之处,如慎到言势,驺衍谈阴阳,因而被后人列入法家,阴阳家,宋鈃甚至被列为小说家。据以上这些情况,战国时黄老道家似又不成为一个学术派别,故通常只谓“黄老之学”。稷下黄老尚未成为黄老道家学派,它不像“墨者”那样有严密组织的派别,也不像儒者那样,有明显的师徒关系,而是在形成发展之中。派别的形成应在秦汉时期。

      (三)属于黄老道家的作品不少,但较全面的总结性的代表作还是秦的《吕氏春秋》和汉的《淮南子》,其黄老之学的理论最高,论述最全面。毕竟是集体之作,有各方面的专家,能从不同的视角来阐明博大精深的“道论”。思想的社会基础越广泛,理论就越精深,《吕览》与《淮南》的高深理论,就是建立在黄老之学成为“家人言”的基础之上的。

      (四)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第一次明确提出“道家”(或名“道德”家),没有区别黄老与老庄,他和司马迁所讲的“道家”内容,主要又是黄老道家的内容。从道家的整个发展看,这是含混的。从当时“家人言”的实际看,他们没有什么错,当时是:老子等于道家,道家等于道德家,道德家等于黄老。而司马迁父子又都是信奉这一派的。(信息来源:《中国哲学史》)

      【注释】

      [1]韩非的分派与《庄子·天下篇》所言“墨子后学”可互相参考。

      [2]《盐铁论·论儒篇》:“及  王……矜动不休,百姓不堪。诸儒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接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适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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