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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鸠摩罗什生平事迹新证——汉藏文献记载的比较研究
     
    [ 作者: 陈楠   来自:《世界宗教研究》   已阅:1513   时间:2015-1-8   录入:wangwencui


    2015年1月8日    佛学研究网

    摘  要:东晋十六国后秦时代的高僧鸠摩罗什,是在中国佛教史上享有崇高地位的著名译经家。长期以来,学界对其生平事迹的了解和研究,仅仅局限于以《出三藏记集》、《高僧传》等为代表汉文史籍的记载。而在《红史》等藏文史籍之中,同样留下了关于鸠摩罗什的重要历史信息。通过对汉藏文献记载的综合考察,有关鸠摩罗什生平的一些隐而不显的关节,诸如吕光西征之议源出何人、鸠摩罗什生年的歧异所在、鸠摩罗什之死的政治隐曲,这类通过单一汉文史料无从定谳的问题,变得更形清晰和真切起来。通过以上讨论,不仅深化了我们关于汉藏文佛教史料各自特点与优长的认识,而且为二者之间更为广泛的比较研究开辟了思路。

    关键词:鸠摩罗什  生平事迹  佛教史料  汉藏比较

     

      鸠摩罗什(Kumārajīva),又译作“鸠摩罗什婆”,或“鸠摩罗耆婆”,略作“罗什”或“什”,意译“童寿”,东晋十六国后秦时代的高僧,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有关鸠摩罗什的生平事迹,历来研究者多多,似无置啄之隙。然而,这些研究基本以汉文史籍作为支撑。近年以来,藏文史籍中有关于鸠摩罗什事迹的记载,也已引起有关学者的注意。[1] 笔者此文,不仅要指出汉藏文献记载的不同之处,而且将对几个相关问题作一深入讨论,以期对汉文文献记载的某些疑点提出个人见解,或可对传统结论有所修正与补充。
     
        一、汉文史籍中的鸠摩罗什事迹

      汉文史籍所载鸠摩罗什的生平事迹,主要见于《出三藏记集》及《高僧传》等文献:鸠摩罗什之父为天竺人,母为龟兹王妹,出生于今新疆库车。幼年出家,去克什米尔学习梵语及小乘经典,后改学大乘,成为中观宗大师。公元4世纪末,随吕光东来凉州,驻留16年,遂通晓汉文。姚秦弘始三年(401年),被迎至长安,此后于13年间,先后译出《金刚经》等大小品般若、《法华》、《无垢称经》,以及龙树所著《中论》、《百论》、《十二门经》、《大智度论》等。

      (一)鸠摩罗什的出身及出家学佛

      综考各种史传,关于鸠摩罗什的身世,《出三藏记集》、《高僧传》及《晋书》等记载均大同小异。兹引《出三藏记集》的记载如下:

      鸠摩罗什,齐言童寿,天竺人也。家世国相。什祖父达多,倜傥不群,名重于国。父鸠摩炎,聪明有懿节。将嗣相位,乃辞避出家,东度葱岭。龟兹王闻其弃荣,甚敬慕之。自出郊迎,请为国师。王有妹,年始二十,才悟明敏,过目必能,一闻则诵。且体有赤黡,法生智子,诸国娉之,并不行。及见炎,心欲当之。王闻大喜,逼炎为妻,遂生什。[2]

      鸠摩罗什,梵文作Kumārajīva。关于这个名字,《高僧传》云:“一名鸠摩罗耆婆。外国制名,多以父母为本。什父鸠摩炎,母字耆婆,故兼取为名焉。”[3] 实际上,“鸠摩罗什婆”、“鸠摩罗耆婆”均为梵文Kumārajīva 的音译,“齐言‘童寿’”,应为“秦言‘童寿’”。[4] 梵字Kumāra,意为“少年、童子”之意,藏文中犹有此词,源自梵文,写作 Kumvara ,音近“鸠摩罗”,意思相同。而梵文jīva 确有“寿命、生存”之意。按史传记载,鸠摩罗什的母亲名字应为“耆婆”。

      罗什自幼跟随母亲耆婆,而耆婆生罗什后不久,自己也出家修行去了。罗什长至七岁,亦随母亲一道出家修行。如史传所云:“顷之,其母出家修道,学得初果。什年七岁,亦俱出家,从师受经。”[5] 鸠摩罗什随母出家后,初学小乘佛教,先后游学至罽宾、沙勒等地,遇名德法师盘头达多,此人是罽宾王之从弟,学识渊深,“三藏九部,莫不缕贯”,声名远播西域诸国。鸠摩罗什师从盘头达多,诵习“杂藏、中阿含、长阿含,凡四百万言”。[6] 之后,又诵习《阿毗昙》、《增一阿含经》等小乘经典。几年之后再回龟兹,已是声名大振,更兼“博览四韦陀、五明诸论,外道经书,阴阳星算,莫不究晓。妙达吉凶,言若符契”。[7]

      其后,鸠摩罗什又转学大乘佛学。关于转学大乘的经历,史传中有生动的描述:

      后从佛陀耶舍学《十诵律》,又从须利耶苏摩谘禀大乘。乃叹曰:“吾昔学小乘,譬人不识金,以鍮石为妙矣。”于是广求义要,诵《中》、《百》二论。于龟兹帛纯王新寺得《放光经》,始披读,魔来蔽文,唯见空牒。什知是魔所为,誓心愈固,魔去字显,仍习诵之。后于雀梨大寺读大乘经,忽闻空中语曰:“汝是智人,何以读此?”什曰:“汝是小魔,宜时速去!我心如地,不可转也。”停住二年,广诵大乘经论,洞其秘奥。后往罽宾,为其师盘头达多说一乘妙义。师感悟心服,即礼什为师,言:“我是和上小乘师,和上是我大乘师矣!”[8]

      在汉文史传中,关于鸠摩罗什出身及学佛经历的记载较为详尽,但对其父亲鸠摩罗炎的记载却很简单,只说为龟兹王“请为国师”之后,便无下文。而鸠摩罗什转学大乘之后,亦无更多关于其成就的介绍,便声名卓著,以至于“西域诸国伏什神俊,咸共崇仰。每至讲说,诸王长跪高座之侧,令什践其膝以登焉”。[9] 笔者认为,汉文史传的记载有前后矛盾之处,此疑点将于下文援引藏文文献时辨证之。
     
        (二)鸠摩罗什东来凉州的原因

      公元4世纪后期,正值北方十六国时期。氐族豪酋苻坚(338—385年,357—385年在位)于357年建立前秦政权,以王猛辅政,势力浸强,先后攻灭前燕、前凉、代国,统一了北方大部地区。苻坚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帝王,他不仅梦想消灭东晋,一统中原,也想效法汉代帝王,有经略西域诸国的宏图大志。

      建元十四年(378年)九月,“秦凉州刺史梁熙遣使入西域,扬秦威德。冬,十月,大宛献汗血马”,苻坚效法汉文帝拒绝汗血马的故事,“命群臣作止马之诗而反之”。[10] 苻坚对大宛的汗血马没有兴趣,但他对西域的一个特殊人物有兴趣,这个人就是鸠摩罗什。史传记载:“什道震西域,声被东国。苻坚建元十三年,岁次丁丑,正月,太史奏有星见外国分野,当有大德智人入辅中国。坚素闻什名,乃悟曰:‘朕闻西域有鸠摩罗什,将非此耶?’”[11] 将上述两条资料参而读之,不难发现,苻坚于建元十四年派遣使者入西域,不仅是“扬秦威德”这样的务虚使命,还应负有寻找“大智大德”之人鸠摩罗什的具体任务。

      及至建元十八年(382年),车师前部王弥窴(又作弥第)、鄯善王休密驮来朝,终于促成苻坚下令吕光率部出征西域。关于这次用兵,史籍文献记载颇多:

      九月,车师前部王弥窴、鄯善王休密驮,入朝于秦,请为向导,以伐西域之不服者,因如汉法置都护以统理之。秦王坚以骁骑将军吕光为使持节、都督西域征讨诸军事,与凌江将军姜飞、轻车将军彭晃、将军杜进、康盛等总兵十万,铁骑五千,以伐西域。[12]

      车师前部王弥窴、鄯善王休密驮朝于坚,坚赐以朝服,引见西堂。窴等观其宫宇壮丽,仪卫严肃,甚惧,因请年年贡献。坚以西域路远,不许,令三年一贡,九年一朝,以为永利。窴等请曰:“大宛诸国虽通贡献,然诚节未纯,请乞依汉置都护故事。若王师出关,请为向导。”坚于是以骁骑吕光为持节,都督西讨诸军事,与陵江将军姜飞、轻骑将军彭晃等配兵七万,以讨定西域。[13]

      坚既平山东,士马强盛,遂有图西域之志,乃授光使持节、都督西讨诸军事,率将军姜飞、彭晃、杜进、康盛等总兵七万,铁骑五千,以讨西域。[14]

      秦吕光行越流沙三百余里,焉耆等诸国皆降。惟龟兹王帛纯拒之,婴城固守,光进军攻之。[15]

      建元十九年(383年),吕光西出玉门关,用兵西域,可以说是大获全胜,“光抚宁西域,威恩甚著,桀胡王昔所未宾者,不远万里皆来归附,上汉所赐节传,光皆表而易之”。[16] 苻坚惨败淝水之役后,负伤回朝,闻知吕光平定西域,“以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玉本以西诸军事、安西将军、西域校尉”。但至此时,前秦已是强弩之末,河西诸部纷纷脱秦自立,“道绝不通”,苻坚诏旨已无法到达西域了。吕光奉命出征却无法凯旋还朝,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光既平龟兹,有留焉之志”。此时,正是鸠摩罗什帮他出谋划策,“时始获鸠摩罗什,罗什劝之东还……”。[17]

        二、藏文史籍中的相关记载辨析

      藏文史籍关于鸠摩罗什事迹的记载,主要见于历史名著《红史》(Deb ther dmar po)。[18] 这部史籍成书于元至正年间,全书共分四个部分,前三部分记述印度古代王统及释迦世系、汉地历代皇帝事迹以及蒙古王统世系,第四部分是全书的重点所在,主要内容是吐蕃王统及西藏后弘期各教派的源流及相关历史。作者在记述汉地历史之时,不仅参考了大量藏文历史文献,还参考了汉文史学著作,同时也收录了汉文史籍以外的新材料,诸如为许多学者所熟悉的南宋末代皇帝的最终结局等内容。当然,其中所涉及的材料,有许多是援引当时的藏译文本,几经辗转,某些朝代名称、人名、地名等极易搞错,如不核实藏文原文,不了解汉地历史背景,仅作简单的文字解读,往往说不清楚,或者以讹传讹。相比而言,其中关于鸠摩罗什的记载,是藏文史料中涉关汉地历史人物比较详尽的篇章。许多细节记录,可补汉文史传之缺失。

      (一)苻坚派吕光率部出征西域的原因

      据《红史》记载:

      前秦(Gavi tsing)时期,有一印度的老班智达(Pandi ta)对国王说:“在印度和姜地(lJang yul)的一个小国里,有往昔释迦牟尼佛上升三十三天时所造佛祖十二岁时等身像即觉卧释迦像(Jo bo Shvakya)、佛骨舍利(Ring srel)以及名叫鸠摩罗室利(Ku ma ra shri)的班智达,因其国狭小,此珍宝在彼处对众生利益不广,请陛下发兵取来,将对众生大有利益。”[19]

      按藏文“班智达”源自梵文,意为“大学者”、“善知识”,一般是对有学识的出家僧人或修道者的尊称。这里提到的“来自印度的老班智达”,在几篇汉文《鸠摩罗什传》中未见提及。笔者仔细搜寻相关史料,终于发现了一些线索。释道安所作《摩诃钵罗若波罗密经抄序》记载:“会建安十八年,正车师前部王名弥第(或称弥窴)来朝,其国师字鸠摩罗跋提献胡《大品》一部,四百二牒,言二十千首卢。首卢三十二字,胡人数经法也。即审数之,凡十七千二百六十首卢,残二十七字,都并五十五万二千四百七十五字。” [20] 另外,在一篇未详作者的《阿毗昙心序》中,亦有提及此人:“释和尚(即释道安)昔在关中,令鸠摩罗跋提出此经(即《阿毗昙经》)。其人不闲晋语,以本偈本难译,遂隐而不传”。[21]

      这位随车师前部王弥窴(弥第)一同入朝前秦苻坚的车师国(前部)[22] 国师,名叫“鸠摩罗跋提”,一定就是藏文史料中所说的“来自印度的老班智达”。《高僧传》及《出三藏记集》中,未见有他的传记。《晋书》和《资治通鉴》等史籍,只是记载车师前部王入朝事,并不提及随行的国师。幸而在译经序文中,存有少量的记载,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带来了一部胡本《大品经》(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参照藏文史料记载,得知苻坚派遣吕光出征西域,正是源出于车师前部国师的建议,出征的目的是索取三样:觉卧释迦佛像、佛骨舍利和班智达鸠摩罗室利(鸠摩罗什)。按这里所说的“觉卧释迦佛像”,“觉卧”(Jo bo)系藏文音译,意为“尊者”。据藏文史籍记载,此像系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量鎏金铜像,为古印度工巧天毗首羯摩(Bi shwa karma)所造。[23] 此佛像系文成公主于公元641年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和亲时携入拉萨,始建小昭寺供奉,后移至大昭寺供奉,直至今日犹存。关于此像之由来始末,笔者拟另撰专文探讨,兹不赘言。

      关于派遣吕光出兵西域事,藏文文献云:“此王驾前有大臣国相(blon po zhing gi chings sang)及一统兵将军(chu mi dben gyi dpon),于是国王派将军领兵四十万众前往。”[24] 这里提到的“大臣国相”没有名字,有学者以为应指姚苌(330—393年)。[25] 按姚苌曾“历左卫将军、陇东、汲郡、河东、武都、武威、巴西、扶风太守,宁、幽、兖三州刺史,复为扬武将军,步兵校尉,封益都侯”,[26] 虽“累有大功”,但也还只是一名武将,既无丞相之名,亦无丞相之实。藏文史料接下又提到,正是这位丞相后裔杀前秦王自立。如此说来,此处“大臣国相”确实是指姚苌。

      然而据史实判断,当时的辅政大臣应是苻融。苻融(?—383)是苻坚之弟,自王猛去世后,苻坚在国事方面对苻融多有依重。据史书记载,至建元十六年(380年),“秦王召阳平公融为侍中、中书监、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司隶校尉、录尚书事”。[27] 在当时秦国,官高位显,无出其右。而且在许多重大举措之际,苻融都曾发表过自己的意见,诸如反对用兵西域及其后的进攻晋国(淝水之战)。建元十八年,当苻坚听从车师前部王及鄯善王建议,决定派遣吕光西征时,苻融谏曰:“西域荒远,得其民不可使,得其地不可食,汉武征之,得不补失。今劳师万里之外,以踵汉氏之过举,臣窃惜之。”[28] 当然,心高气傲的苻坚,不可能采纳苻融的劝谏。苻融无丞相名称,但行丞相之实,只是名称不同而已。

      至于这段藏文史料所称吕光40万大军,显然有夸大其辞之嫌。军队人数究竟多少,汉文史籍所记也不统一:《晋书》中言“总兵七万,铁骑五千”,《资治通鉴》则云“总兵十万,铁骑五千”。一般说来,古史中言讲军队人数时,“号称”人数常多于实际人数,估计七万人也是多说。

      此外,《红史》还载有一段吕光自西域还军的史事:

      (吕光)一行人在返回国王都城的途中,听说前秦国王已死,后嗣断绝,原来的丞相当了国王。于是将军召集自己的四十万军队,占据Si chon及二十四座州城(cevu mkhar),自己当了国王。[29]

      这段藏文记载,与汉文史传有些出入,特别是Si chon一词颇令人费解。《红史》汉译本及东噶先生,都认为Si chon即“四川”。此外在《红史》之中,还载有一段译自汉文的唐蕃清水会盟(783年)盟文,也以藏文Si chon对译汉文“剑南西山”。[30]然而,认为吕光曾占据四川,显然与史实不符。史料记载,吕光自西域还军途中,得知淝水战后苻坚兵败被杀,遂拥兵自立,割据凉州,自称酒泉公,年号太安。[31] 河西距离四川较远,《红史》所言Si chon不可能是指四川。查阅《新红史》的相应记载,则将Si chon写作bSig chon,黄颢先生将其译作“四郡”,[32] 然而对此未作任何解释。按藏文中基字ca与cha常能互换通用,故而Si chon可以训作Si con,Si con的译音即为“四郡”,从语音角度分析完全能够成立。再联系历史事实,吕光所建后凉政权的辖境,的确奄有河西四郡(武威、酒泉、张掖、敦煌)之地。因此,引文中所谓Si chon,于情于理必是“四郡”无疑。

        (二)鸠摩罗什父子及鸠摩罗什的生年

      据《红史》记载,吕光出兵西域要得到龟兹国的班智达,应该是鸠摩罗什的父亲鸠摩罗炎(藏文称鸠摩罗室利):

      大军到达该地时,该地国王问道:“上国与我等并无仇怨,大军为何来此?”将军回答说:“要取觉卧佛像、佛祖舍利、班智达三者,若不与即行交兵。”国王说道:“我处实有觉卧像和佛骨舍利,可以送上,但班智达已于去年去世,遗有一子,名叫鸠摩罗穷哇(Ku ma ra chung ba),年届十八,也可送上。”

      将军统兵将这些带回。路上将军想道:佛祖舍利亦不知真假,带回此小儿(byis pa)恐无甚大用。因此一路上对(鸠摩罗穷哇)不甚礼敬。一日,彼等正骑马赶路,路边有一母马长嘶一声,将军战马也随之长嘶一声。此时班智达不禁失笑,将军问他因何发笑,班智达说:“此母马有一马驹因食草饮水滞留在后,母马担心它在众军队列中迷路,故向马驹呼唤:我在这里,快速赶来,记住不要迷路。”将军对班智达此语疑惑不信。片刻之后,果见路边有一马驹正在吃草,将军之乘马长嘶一声,那小马驹也长嘶一声,立即奔跑过来。于是将军传令让众军让开道路,让马驹跑到母马跟前。将军由此对班智达产生敬信。此后又有一日,军队准备在一座山的山腰上扎营夜宿,班智达阻止说:“我等不能在此夜宿,今夜将发洪水,在此扎营恐众军会被洪水冲走。”于是军队移至十多里外的山顶上驻扎。当夜果然洪水暴发,山的四周围被洪水淹没,变成一片汪洋。从此以后,将军对觉卧佛像、班智达和佛祖舍利三者产生虔敬信仰。[33]

      关于吕光获得鸠摩罗什及返回东土的过程,《出三藏记集》、《高僧传》及《晋书》各传记载,几乎完全一致。现摘要如下:

      十九年,既遣骁骑将军吕光将兵伐龟兹及焉耆诸国。临发,(坚)谓光曰:“闻彼有鸠摩罗什,深解法相,善闲阴阳,为后学之宗,朕甚思之。若克龟兹,即驰驿送什。”光军未至,什谓其王帛纯曰:“国运衰矣,当有勍敌。日下人从东方来,宜恭承之,勿抗其锋。”纯不从而战,光遂破龟兹,杀纯获什。光性踈慢,未测什智量。见其年尚少,乃凡人戏之,强妻以龟兹王女,什拒而不受,辞甚苦到。光曰:“道士之操不踰先父,何所苦辞?”乃饮以淳酒,同闭密室,什被逼既至,遂亏其节。或令骑牛及乘恶马,欲使堕落,什常怀忍辱,曾无异色,光惭愧而止。光还中路,置军于山下,将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见狼狈,宜徙军陇上。”光不纳,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数丈,死者数千。光始敬异之。[34]

      比较汉藏文记载,基本史事趋于一致:吕光西征龟兹,获得鸠摩罗什,见其年少,不很礼敬;回军途中,通过预知洪水事,始对鸠摩罗什产生敬意。但在具体细节上,还有很大差异。藏文资料认为,随吕光东行的是“鸠摩罗穷哇”,按“穷哇”(chung ba)藏文意为“小”,小鸠摩罗是老班智达鸠摩罗室利之子,时年18岁。而在汉文史传中,完全没有提到这层意思。但比较各种文献记载,又有诸多前后矛盾及不合逻辑之处,令人费解。

      据汉文史传记载,鸠摩罗什生于公元344年,前秦王苻坚早在建元十三年(377年)就已是“素闻什名”,而为要得到这样一位大智大德之人,甚至不惜大举用兵,劳师袭远。而当吕光“杀纯获什”后,却又“见其年尚少”,“以凡人戏之”,“强妻以龟兹王女”,甚至于让他骑牛和恶马等等。吕光征龟兹,是在建元十九年,前后用两年时间,回军途中已是公元384年。如其生年属实,鸠摩罗什已是40岁了。显然生年与事实不符,否则一切都无法解释。而且,吕光强迫鸠摩罗什妻娶龟兹王女时说:“道士之操不踰先父,何所苦辞?”这句话耐人寻味。这里使人似乎看到了一直藏在背后的一个影子,鸠摩罗什的父亲,龟兹国国师。吕光攻取龟兹国期间,一定对龟兹国师鸠摩罗室利(鸠摩罗炎)的事迹,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吕光将鸠摩罗什与其父亲比较,其父“聪明有懿节”,还不是娶了龟兹王的妹妹,无论学识还是地位,都远不如父亲的鸠摩罗什,为什么还要苦苦拒绝呢?这也是应了一句俗语,和尚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细致研究各类汉文文献记载,再比较藏文文献,笔者认为:早在建元十三年就已“道震西域,声被东国”者,当是鸠摩罗什之父,龟兹国师鸠摩罗室利(或鸠摩罗炎),或称作老鸠摩罗什。因单从名字上来说,鸠摩罗室利与鸠摩罗什只有译音与用字的差异。建元十八年,车师前部国师鸠摩罗跋提对苻坚所提到的“班智达”,也是指老鸠摩罗什,在当时“西域诸国伏什神俊,咸共崇仰。每至讲说,诸王长跪高座之侧,令什践其膝以登焉”。另外,藏文史料中有老班智达已于去年去世之记载,再仔细分析汉文史传中的一段话:“光军未至,什谓其王帛纯曰:‘国运衰矣,当有勍敌。日下人从东方来,宜恭承之,勿抗其锋。’”笔者认为,这句话应出自龟兹国师老班智达之口,而且口气像是临终遗言,预见将有来自东方的“勍敌”进攻龟兹,抵抗是不会有好结果的,顺从为宜。

      如果按照藏文史料记载,鸠摩罗什生年应在建元元年,即365年。当然,单凭这条史料就做结论,不免有些武断。关于鸠摩罗什生年的质疑,笔者现援引另外一条记载,以备参考:鸠摩罗什初学小乘,9岁随母往罽宾学佛,12岁时又随母返龟兹,途中进至沙勒国,在沙勒国时曾师从佛陀耶舍学《十诵律》。[35] 据史传记载:佛陀耶舍罽宾人,出身婆罗门贵族,13岁出家学佛,27岁受具足戒,其后至沙勒国,得到沙勒国太子达摩弗多赏识及资助,“罗什后至,从其受学《阿毗昙》、《十诵律》,甚相尊敬。什随母东归,耶舍留止。顷之王薨,太子即位,王孙为太子。时苻坚遣吕光攻龟兹,龟兹王急,求救于沙勒,王自率兵救之,使耶舍留辅太子委以后任。救军未至而龟兹已败。王归,具说罗什为光所执,乃叹曰:‘我与罗什相遇虽久,未尽怀抱,其忽羁虏,相见何期?’”[36]

      约于姚秦弘始三年(401年)前后,佛陀耶舍亦东来姑臧来寻找鸠摩罗什,而此时鸠摩罗什已被姚兴迎至长安。鸠摩罗什听说其师佛陀耶舍已在姑臧,劝说姚兴将其迎至长安,先后诵译《昙无德律》、《长阿含》等经典,至弘始十五年(413年)返回罽宾国,还曾“寻得《虚空藏经》一卷,寄贾客传与凉州诸僧,后不知所终”。[37] 根据这段记载,基本可以明确,鸠摩罗什年龄应比佛陀耶舍小15岁以上。如鸠摩罗什生于公元344年,示寂于弘始十五年(413年),则其师佛陀耶舍东来长安已近80岁,弘始十五年再返回罽宾已近九旬。考其在长安诵译佛经等活动,以如此高龄亦难以置信。

        (三)鸠摩罗什及其弟子僧肇的死因

      关于鸠摩罗什到长安以后的事迹及其死因,《红史》中的记载如下:

      后来,当了国王的丞相后裔从当了国王的将军那里迎请觉卧像、佛祖舍利,班智达到长安[38],他对班智达十分优礼尊崇。因班智达有十位夫人,所以僧人们对他并不信服。一天,寺院敲响檀板(gahan dehe)[39],召集午饭诵经法会(chos ston la tshogs)时,班智达未给僧众供给饮食,而是给每个僧人发一碟钢针,僧人们谁都不能把钢针吃下。此时班智达言道:“你们这些洁净僧人(dge vdun gtsang ma)不能食针,我这戒律不净的僧人(bslab pa mi gtsang ba)却能吃下。”说完后将所有钢针吃下,从此僧众对班智达的疑惑全部消除。后来,班智达有一个名叫Cevu和尚的门徒,学问甚佳,国王对他非常信重喜爱,因此不再宠爱王后,甚至避而不见。王后非常恼怒,于是将自己的一只绣花鞋藏到Cevu 和尚的坐垫之下。然后到国王面前哭诉道:“班智达对我非礼,我坚决不从,他夺走了我的鞋。”国王对此虽然不信,但身边大臣们前去查看时,从班智达坐垫底下找出了王后的鞋子。因此将班智达问罪斩首,流出的鲜血变成奶子。班智达自己用手将头重新安上,并到寺院中向大众讲经,之后头落到胸前去世。[40]

      鸠摩罗什娶有十位妻子及吃下钢针之事,汉文史传中亦有记载,与藏文记载大同小异,兹不赘论。而所谓“将班智达(鸠摩罗什)问罪斩首,流出的鲜血变成奶子”,实乃佛教历史上习见的“流血成乳”之说,特用于表示遭受一种冤狱。同样在《红史》之中,还记载着南宋少帝赵显被元英宗冤杀之后“出白色血”的故事,[41] 情形与此相同。

      对于鸠摩罗什的死因问题,汉文史传则是语焉不详,讳莫如深:

      什临终,力疾与众僧告别曰:“因法相遇,殊未尽伊心,方复异世,恻怆何言!自以闇昧,谬充传译,若所传无谬,使焚身之后,舌不焦烂。”以晋义熙中卒于长安,即于逍遥园依外国法以火焚尸,薪灭形化,唯舌不变。[42]

      什未终日,少觉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咒,令外国弟子诵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转觉危殆,于是力疾与众僧告别曰:“因法相遇,殊未尽伊心,方复后世,恻怆可言!自以闇昧,谬充传译,凡所出经论三百余卷,唯《十诵》一部未及删烦,存其本者必无差失。愿凡所宣译,传流后世,咸共弘通。今于众前发诚实誓:若所传无谬者,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焦烂。”以伪秦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于长安,是岁晋义熙五年也。即于逍遥园依外国法以火焚尸,薪灭形碎,唯舌不灰。[43]

      此处《高僧传》所载鸠摩罗什的卒年有误,应为弘始十五年(413年)。汉文史传虽未明言鸠摩罗什死因,但字里行间似有隐曲之处。早在鸠摩罗什随母出家学佛之时,其母欲往天竺,临行前“谓什曰:‘方等深教,应大阐真丹,传之东土,唯尔之力,但于自身无利,其可如何?’什曰:‘大士之道,利彼忘躯。若必使大化流传,能洗悟朦俗,虽复身当炉镬,苦而无恨。’”[44]联系史传前文,也可推测鸠摩罗什在长安,并非寿终示寂,而是死于非命。

      姚秦时期,以鸠摩罗什为中心,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僧人集团。这一集团内,网罗了当时社会思想文化界的许多俊杰人才。他们献身佛教事业,以译经、说法、传教为主要任务。而国主姚兴虽崇仰佛教,但同时也想从中选取人才,以满足自己治理军国要政及对外扩张兼并的需求。据《弘明集》卷十一所收姚兴《与恒标二公劝罢道书》及道恒、道标《答秦主书》等记载,姚兴曾多次诏请道恒、道标还俗从政,但皆遭婉拒。最后,不得不请求鸠摩罗什及担任悦众的僧迁帮助劝说,但同样没有成功。从这些史实中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姚秦内部,已隐伏王权与教团的矛盾。[45] 结合上述藏文记载分析,王后失宠与设计构陷鸠摩罗什师徒,从而导致鸠摩罗什被杀害,表面上看是鸠摩罗什师徒与宫廷后妃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更深层的是鸠摩罗什僧团受到秦主姚兴的礼遇尊崇,引起朝臣及后妃们的不满,从而联手出击,制造了这场佛门血案。

      接下讨论藏文史料中的“Cevu 和尚”究竟是谁。对于此人,《红史》、《汉藏史籍》的汉译本均译作“周和尚”,但并未指出其到底是鸠摩罗什的哪位弟子。考察cevu的用例,在前文所引《红史》吕光自西域还军的段落之中,以cevu mkhar对译汉文“州城”。若依现代藏语,cevu发音类似“叫”。而在拉萨《唐蕃会盟碑》(823年)南侧藏汉对照的汉官题名中,则以藏文Keng cevu yun音译唐官“京兆尹”,即以藏文cevu字对应汉文“兆”字;此外敦煌文书中汉藏对音的写卷内,也常以“朝”、“招”、“昭”、“照”、“咒”等字对译cevu字。[46] 据此,从译音用字和史实两个方面综合判定,所谓“Cevu 和尚”应是“肇和尚”无疑,即是鸠摩罗什最优秀的弟子僧肇。僧肇(384—414年)出身贫寒,曾以“佣书为业”,原崇尚老庄之学,出家后以擅长般若学著称。他是鸠摩罗什众弟子之中最有才华者,其《般若无知论》深受鸠摩罗什的赞赏,时人称之为“解空第一”。据史传记载,“什亡之后,追悼永往,翘思弥厉,乃著《涅槃无名论》。……晋义熙十年(414年)卒于长安,春秋三十有一。”[47] 就在鸠摩罗什去世的次年,僧肇亦追随其师而去。

      上引史传之中,并未提及僧肇去世的原因,然而联系汉藏文献记载,亦可推知僧肇之死与鸠摩罗什的某种连带关系。另外,前文提及鸠摩罗什的老师佛陀耶舍,亦于弘始十五年再返回罽宾,可以想见也是受到鸠摩罗什的某种牵连。关于鸠摩罗什之死的相关记载,另一部藏文史书《汉藏史籍》与《红史》颇有些歧异。请看《汉藏史籍》的相应部分:

      (鸠摩罗什)有一名弟子,名叫Cevu和尚,学识博通,亦称班智达。后因皇帝之长妃对他怀恨,将其处死。砍头之时,流出的不是血,而是奶子。他用手将自己的头放到脖子上,回到寺中,对众弟子说业果等教法,直到头落入怀中而身亡。[48]

      若仅就这段文字本身来讲,受诬被杀、流血成乳者,似是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然而,笔者以为并非如此。《红史》关于汉地历史的记载,历来受到藏族史家的推重和信服,遂成后世藏文史册据以采录的资料来源。按《汉藏史籍》晚于《红史》成书71年,分析《汉藏史籍》的这段记载及前后文内容,不仅在篇幅上比《红史》大为省略,而且在表述上颇有依《红史》采编删改的意味,不能全然据信。从离世的先后时间等情形分析,鸠摩罗什及弟子僧肇之死,乃是因为卷入了同一场冤狱之中。而以实际的声望地位判断,当时鸠摩罗什应该首当其冲,其后遂有僧肇被执杀之事。汉文史传言及僧肇之死,仅称“卒于长安”,用语何其简略隐晦,不能不令人生疑!《景德传灯录》记载:“僧肇法师遭秦主难,临就刑说偈曰:‘四大元无主,五阴本来空。将头临白刃,犹似斩春风。’(原注:玄沙云:‘大小肇法师临死犹寱语。’)”[49] 学界多以为此说不足据,汤用彤先生曾评论道:“按唐以前似无此说,偈语亦甚鄙俚,必不确也。”[50] 然就藏文史料提供的种种线索来看,此说也绝非附会者所能想见。僧肇“春秋三十有一”,实可谓英年早逝,应当是死于非命。正因如此,对于鸠摩罗什师徒之死,汉文佛教史料多有避忌,也自然在情理之中。
     

    参考文献:
     
        [1] 王璞:《〈红史〉考述二则》,《正观》第44期,2008年3月25日。此文援引藏文史书《红史》关于鸠摩罗什的记载,并与汉文史传内容进行比较,列举其间互不相符之处。

      [2] 僧祐:《出三藏记集》卷14《鸠摩罗什传》,苏晋仁、萧鍊子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530页。

      [3] 慧皎:《高僧传》卷2《鸠摩罗什传》,《高僧传合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1页。

      [4] 按宋本、碛沙本、元本、明本《出三藏记集》皆作“秦”,苏晋仁先生《出三藏记集》点校本依丽本定为“齐”。“秦”、“齐”二字,不过是相近时代的不同名称而已,并无实际差异。但因鸠摩罗什应属后秦时代人,所以“秦”字更合情理些。

      [5] 僧祐:《出三藏记集》卷14《鸠摩罗什传》,第530页。

      [6] 僧祐:《出三藏记集》卷14《鸠摩罗什传》,第530页。

      [7] 僧祐:《出三藏记集》卷14《鸠摩罗什传》,第531页。

      [8] 僧祐:《出三藏记集》卷14《鸠摩罗什传》,第531页。

      [9] 僧祐:《出三藏记集》卷14《鸠摩罗什传》,第531页。

      [10]《资治通鉴》卷104,晋孝武帝太元三年九月、十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3287页。按汉文帝拒绝汗血马之事,参见《资治通鉴》卷13,汉文帝前元年,第443页。

      [11] 僧祐:《出三藏记集》卷14《鸠摩罗什传》,第532页。

      [12]《资治通鉴》卷104,晋孝武帝太元七年九月,第3300页。

      [13]《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911页。

      [14]《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4页。

      [15]《资治通鉴》卷105,晋孝武帝太元八年,第3316—3317页。

      [16]《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5页。

      [17]《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6页。

      [18] 蔡巴·贡噶多吉(Tshal pa Kun dgav rdo rje)所著《红史》,成书于1363年。1981年,民族出版社根据民族文化宫图书馆和西藏自治区档案局收藏的手抄本,整理出版了藏文铅印本,并附有著名藏族学者东噶·洛桑赤列(Dung dkar Blo bzang vphrin las,1927—1997年)先生在对七种不同版本精细比勘基础上所作的683条校注。陈庆英、周润年的汉译本《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本文的汉译文,基本参照汉译本,个别之处有所修正。

      [19]《红史》,藏文本第13页,汉译本第12页。

      [20] 僧祐:《出三藏记集》卷8《摩诃钵罗若波罗密经抄序》,第289页。

      [21] 僧祐:《出三藏记集》卷10《阿毗昙心序》,第377页。

      [22] 车师:古西域国名。原名姑师,汉分其地为车师前后两部,后皆属西域都护。车师前部治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交河古城遗址。汉时曾设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南北朝时,车师前部属北魏,因遭北凉攻击,公元450年西迁焉耆东部地区。

      [23] 参见萨迦·索南坚赞(Sa skya bSod nams rgyal mtshan):《西藏王统记》(rGyal rabs gsal bavi me long),藏文本,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第14页;刘立千汉译本,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页。

      [24]《红史》,藏文本第13页,汉译本第12页。

      [25] 参见释迦·仁钦德(Shvakya Rin chen sde):《雅隆尊者教法史》(Yar lung jo bovi chos vbyung),汤池安汉译本,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8—19页。

      [26]《晋书》卷116《姚苌载记》,第2965页。

      [27]《资治通鉴》卷104,晋孝武帝太元五年六月,第3295页。

      [28]《资治通鉴》卷104,晋孝武帝太元七年九月,第3300—3301页。

      [29]《红史》,藏文本第15页,汉译本第13页。

      [30]《红史》,藏文本第22页,汉译本第19页。

      [31] 参见《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6页。

      [32] 参见班钦·索南查巴(Ban chen bSod names grags pa):《新红史》(Deb ther dmar po gsar ma),黄颢汉译本,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1页。

      [33]《红史》,藏文本第14—15页,汉译本第12—13页。

      [34] 僧祐:《出三藏记集》卷14《鸠摩罗什传》,第532页。

      [35]《十诵律》: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之根本戒律。佛家称背出律文而默修持谓诵,凡诵十回,依数分项记述,用以名经,故曰《十诵律》。原为后秦弗若多罗与鸠摩罗什共译,弗若多罗示寂后,又由龟兹僧昙摩流支续译,成58卷。东晋时,经罽宾僧卑摩罗叉整理补充,发展为61卷。

      [36] 僧祐:《出三藏记集》卷14《佛陀耶舍传》,第536页。

      [37] 僧祐:《出三藏记集》卷14《佛陀耶舍传》,第538页。

      [38] 长安:此处藏文称之为京兆府King cang hu,唐代长安之别称。

      [39] 檀板:佛教召集僧人集会所用的一种发令工具。有八种样式,材料为担木,长短为一尺,两端粗中间细。参见东噶·洛桑赤列《红史》注释第117条,载于《红史》藏文本第260页、汉译本第174页。

      [40]《红史》,藏文本第15—16页,汉译本第13—14页。

      [41] 参见王尧:《南宋少帝赵显遗事考辨》,《西藏文史考信集》,高雄:佛光出版社,1992年,第94—95页。

      [42] 僧祐:《出三藏记集》卷14《鸠摩罗什传》,第535页。

      [43] 慧皎:《高僧传》卷2《鸠摩罗什传》,《高僧传合集》,第14页。

      [44] 慧皎:《高僧传》卷2《鸠摩罗什传》,《高僧传合集》,第12页。

      [45] 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2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73页。

      [46] 参见王尧:《吐蕃金石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27页;周季文、谢后芳:《敦煌吐蕃汉藏对音字汇》,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6—97页。

      [47] 慧皎:《高僧传》卷6《僧肇传》,《高僧传合集》,第44、45页。

      [48]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sTag tshang rdzongs pa dPal vbyor bzang po):《汉藏史籍》(rGya bod yig tshang),藏文本,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105页;陈庆英汉译本,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7页。

      [49] 道原:《景德传灯录》卷27《诸方杂举征拈代别语》,《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1,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36年,第435页。

      [50]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第329页。

    (信息来源:《世界宗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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