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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文佛教大藏经的整理
     
    [ 作者: 李富华   来自:中国民族宗教网   已阅:1359   时间:2015-8-19   录入:wangwencui

     
    2015年8月19日    佛学研究网

        一

      汉文佛教大藏经的历史可上溯至陈隋之际。南北朝三百年佛教的大发展,为中国佛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加之伴随着国家的逐渐统一,南北佛教的合流,中国佛教因此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步入了它的鼎盛时代。当此之时,三藏典籍的传译已初具规模,而中国僧人的佛教著述更是成倍的增长,如梁释僧祐在《出三藏记集》卷12的序中所云:

      由汉届梁,世历明哲,虽复缁服素饰,并异迹同归。讲议赞析,代代弥精;注述陶练,人人竞密。所以记论之富盈阁以仞房,书序之繁充车而被轸矣。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到了隋朝初年便出现了以组织编刊“一切经”,也就是“大藏经”为目的的、有“入藏录”的佛经目录,如隋代费长房编撰的《历代三宝记》等,佛教大藏经的书写也因此出现了空前的高潮。《隋书·经籍志》载:隋初“官写一切经”已成风气,所谓“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然而,这些写本大藏经虽有大小乘、经律论的基本分类,但收经内容的随意性很大,经籍的排序也没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因此,真正意义的汉文佛教大藏经的形成应从唐释智升所撰《开元释教录》算起。

      《开元录》收经1076部,5048卷,480帙,不仅有大小乘、经律论及圣贤集传等十分完善的分类法;还严格规定了所录经籍先后排列的位次;规定了经本书写的格式(纸数);包装排架的帙数,从而奠定了汉文佛教大藏经的目录基础。北宋初年我国的第一部刻本大藏经《开宝藏》就是以《开元录》为基础雕刻完成的。之后,大藏经的雕造代有新出,现有印本存世者就有宋版的《开宝藏》、《契丹藏》、《赵城藏》、《崇宁藏》、《毗卢藏》、《圆觉藏》、《资福藏》、《碛砂藏》;元版的《普宁藏》、《元官藏》;明版的《初刻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嘉兴藏》;以及清朝的《龙藏》等。历史上,朝鲜的高丽王朝还据《开宝藏》雕刻了《高丽藏》;近代以来,日本佛教界编印了《天海藏》、《黄檗藏》、《弘教藏》及《卍字藏》、《卍字续藏》、《大正藏》等;加上近代我国佛教界编刊的《频伽藏》、《普慧藏》等,汉文佛教大藏经存世的版本就多达20余种。

      汉文佛教大藏经是中国历代的佛经翻译家、佛教史学家及佛学大师们历经二千年的努力而成就的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它是佛教典籍的总集,佛教的百科全书。它不仅是佛教研究取之不尽的资料宝库,还同时为哲学史、世界史、文学史及艺术、语言、天文历算、医药、建筑等多种学科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在汉文大藏经中,载录着自东汉至元朝的千余年间近200位译经家及数以千计的他们的助手翻译的近1500部、近6000卷的印度佛教原典,它们构成了汉文大藏经的基础。这些翻译典籍已不是完全意义的印度文化的遗产,而是印度佛教与中华文明相结合的产物,凝聚着当时中华文化的一切最新成就。

      在汉文大藏经中还收录有规模更为庞大的中国僧人的著述,这些典籍的数量大约在2600种左右。这些著述从章疏、论著、史传到目录、忏仪、音义等已构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佛学体系。它们是中国佛教僧人在中国古代文化的直接影响下的创作,是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整理与研究汉文大藏经不仅是佛教信仰和佛教研究的需要,也是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需要。

      

      我国历代大藏经的多数已成文物,尤其是宋元版大藏经,它们不是已基本亡佚,如《开宝藏》、《契丹藏》;就是成了稀世的孤本、残本,或是流落海外,如《赵城藏》就是世间仅存的孤本,而《崇宁藏》、《毗卢藏》基本保存于日本;明清诸版大藏经国内虽有完整的印本存世,但数量很少,基本上是各大寺院的供品。

      所以,自上世纪以来,为推动佛教和佛教学术事业的发展,整理和研究佛教大藏经就成为佛教界和学术界的一项重大课题。上世纪初,日本佛教界首先发起并重编了《卍字续藏》、《大正藏》,成为之后佛教界及学术界广泛使用的版本。上世纪30年代,在西安的开元、卧龙两寺发现了宋《碛砂藏》本,遂引发了我国佛教学术界整理和研究大藏经的热潮。在之后的年代,上海的僧俗学者整理影印了《影印宋碛砂版大藏经》;并在这一过程中,在山西发现了《赵城藏》,从中整理影印了《宋藏遗珍》,著名佛学家欧阳渐的弟子蒋唯心还发表了《金藏雕印始末考》一文。应该说,这是近代以来佛教大藏经整理与研究一个值得记住的年代。之后,中国佛教学术界曾提出编辑《民国大藏经》或《中华大藏经》的愿景。著名居士叶恭绰1935年为《宋藏遗珍》写的序言中说:“他日汇集诸本,删同存异,择善去秕,以成民国大藏经,裨益法界。”在另外的一篇文章中则直称“中华大藏经”。但在当时战乱的年代,中国的佛学界还没有条件实现这一心愿。

      上世纪50年代,重编《中华藏》的计画首先由台湾学者蔡运辰提出。1956年在台湾成立“修订中华大藏经会”,1982年完成了台湾版《中华藏》。蔡先生为编辑这部大藏,“穷四年之力”完成了一部巨著《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是这一时期大藏经研究的重要成果。60年代初,大陆的佛学界也提出重编《中华藏》的计画,吕澄先生为此編著了《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一书。但因之后的政治运动,这一计画没有付诸施行。8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重编《中华藏》提上日程,1982-1994年间,在国家资金的支持下,以任继愈为主持人的中华大藏经编辑局完成了106卷本的《中华藏》正编的编辑工作。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佛教大藏经整理与研究的一项重大成就。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佛教协会与相关的出版机构合作整理刷印了清《龙藏》经板,称《乾隆版大藏经》;同时,整理影印房山石经的拓片,称《房山石经》。80-90年代佛教大藏经整理与研究的这三项成果,从整体上提升了中国佛教研究的水准,也带来了新一轮佛教整理的热潮。自90年代起,首先是《永乐北藏》、《频伽藏》的影印;之后《洪武南藏》影印传世;近期,《嘉兴藏》的重辑影印和标点本清《龙藏》又将面世。这一切从根本上改变了大藏经难求的局面。

      上世纪90年代之后,佛典电子化又成为世界性的潮流。1993年韩国海印寺主持了一项宏大的工程:《高丽藏》数位化全文本。在三星公司的支持下,这一项目于2000年5月完成,现已有光碟传世。之后,我国台湾的佛教学者组成了“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启动了电子版《大正藏》工程。目前,电子版《大正藏》光碟已在海内外广泛流传。电子化将从根本上改变佛教大藏经的流通方式,大大缩小了大藏经贮存的空间,从而加快了大藏经的普及与应用;同时,电子版大藏经也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可在电脑上阅藏,并通过检索手段迅速地获取过去需要多年才能积累的资料。然而,目前的电子版大藏经只有两种,且都是国外的版本;就资料和研究的价值说,他们很难与宋元版大藏相比。因此,国内佛学界的有识之士亦经过多年的筹画,启动了电子版《赵城藏》工程。这一项目由上海龙华古寺方丈照诚法师与北京慧海中心创办人李家振先生共同发起,并得到教界高僧、学界专家及分布全国各地的广大志工的支持,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在汉文大藏经的研究方面,近几十年来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无论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是人才的培养都有令人瞩目的进展。2007年9月在上海召开了迄今第一次“汉文大藏经国际研讨会”,两岸三地及日本、韩国的学者在会议期间充分展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就总体说,汉文大藏经的整理与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佛教界和学术界都能更方便、更快捷地获取大藏经相关的资讯与资料。然而,大藏经的整理与研究依然是任重道远。

      首先,历史上的诸版大藏经的研究还处在初期阶段。我国第一步刻本大藏经《开宝藏》原藏近7000卷,现只有14卷发现,研究虽有相当进展,但认识分歧较大,依然期待新资料的发现。《契丹藏》因山西应县及河北丰润发现了少量的印本及《房山石经》的参照,其研究有了突破,但研究者因资料太少而难以求得一致的看法。到底《契丹藏》的本来面貌是怎样的,还有待新资料证实。《崇宁藏》和《毗卢藏》至今仍秘藏于日本,这给学术界认识这两部大藏的真相带来困难。类似的问题几乎涉及历史上的一切版本的大藏经,值得研究的课题一大堆,须几代研究者不断地去努力探究。就大藏经的整理说,虽然有多种大藏版本被影印传世,但依然有《崇宁藏》、《毗卢藏》、《资福藏》、《普宁藏》、《永乐南藏》等重要版本没有影印公诸于世。

      第二,大藏经的整理不单单只是整理重印,当前,校点工作已成为关注的重点。上世纪90年代,当时的佛教文化所在吴立民所长的主持下,就曾召开过编辑标点本《中华藏》的研讨会,但因难度太大而没有行动。目前,标点本《中华藏》续藏正在任继愈先生的领导下展开。80年前一部《大正藏》因为有了标点而风行了近一个世纪,今天,类似的大藏整理工作还有待我们去下大的力气。

      第三,大藏经的电子化将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摆在我们面前的不仅仅是电子版《 赵城藏》,还有中国历代诸版大藏的电子化。同时,在大藏经电子化的过程中,还要解决电脑软体发展的许多技术问题,如解决电子化中的缺字问题,互不相容的内码问题,以及如何资源分享问题等。总之,佛教大藏经的电子化亦是一项国际佛学界共同努力的十分繁重的任务。(信息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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