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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经济学的学术使命与基本理念
     
    [ 作者: 佚名   来自:中国佛教协会网   已阅:3191   时间:2016-2-29   录入:yangsihan

     

                                     2016年2月29日 佛学研究网

        “佛教经济学”(Buddhist Economics)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从1966年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E.F.Schumacher)发表《佛教经济学》论文,到1992年泰国佛学家帕宇陀(P.A.Payutto)出版《佛教经济学》著作,以及不丹王国提出“国民幸福总值”(GNH)概念,再到其他学者的进一步拓展,迄今不过半个世纪的历史。然而,这门年轻的学科却因其独特的理念、深刻的洞察力而揭示了世界经济发展和主流经济思想的偏差,并且日益为国际学术界和一些国际组织所认可。下面,本文就佛教经济学的学术使命和基本理念做点探讨。

      一、佛教经济学的学术使命

      一些人可能以为,佛教经济学仅仅与一种远离现代社会的宗教思想相关,或者仅仅在佛教信仰浓郁的少数国家有用。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舒马赫在《小的是美好的》一书中申明:“我们将探讨当西方唯物论的元经济基础被放弃而代之以佛教教义后,经济法则为何,及‘经济’和‘不经济’的概念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定义。为了这个目的而选择佛教纯粹是偶然,基督教、伊斯兰教,或犹太教的教义和那些其他伟大的东方传统教义一样,都可用来代替西方的唯物论”[1]。因此,佛教经济学也可换成基督教经济学、伊斯兰教经济学等等。这样的经济学,是一种追寻“经济发展终极价值”的经济学,因而是一种“元经济学”,是一种“新发展经济学”,是一种“和平经济学”。

      首先,佛教经济学是一种“元经济学”。佛教经济学是在“元经济学”的层面上挑战“主流经济学”。牛津大学首任政治经济学教授西尼尔在就职演说中曾经预言,经济学“将在利益及效用的道德科学领域中被大众默认并独占鳌头”,“对芸芸众生来说,财富的追逐……是道德提升的伟大泉源”[2]。到20世纪,经济学更是成长为“显学”、甚至被称为“社会科学的皇后”。在此背景下,“用于谴责的词汇中很少有像‘不经济’这个词这样干脆明确的。如果一项活动被标志成不经济,其生存权不仅仅是遭到质疑,还被完全否定。任何事物被指为经济成长的障碍即是一种可耻的事物,而如果人们执着于该事物,则被视为妨碍生产或冥顽不灵”[3]。可见,“经济学的宗教有其自身的伦理教条,而第一戒律就是在你从事生产、销售或购买的各种场合中行为‘经济化’”;经济思维“将神圣性从生活中抽离,……如果整个社会弥漫着经济思维,那么简单的非经济价值如美丽、健康或清洁,只有在证明是‘经济的’的情况下才能存在下去”[4]。与这样的经济思维不同,“佛教徒关心的主要是解脱。但佛教走的是‘中道’,因此不可能敌视物质福祉。妨碍解脱的不是财富而是对财富的执著;不在于美好事物的享受而在于对美好事物的渴望。所以佛教经济学的主要旨义是简朴及非暴力。从一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佛教徒的生活方式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其举止的绝对合理性——不可思议的‘小’却意味着令人极其满意的结果”[5]。这样的经济学,不是对主流经济学的修修补补,而是直面主流经济学“泛经济化”思维的根本缺陷,以追寻人类经济发展的终极价值为己任,在“元经济学”层面上进行的思考。

      其次,佛教经济学是一种“新发展经济学”。以西方工业化模式为榜样的经济发展道路,不仅加速了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而且使不少发展中国家陷入了“有增长无发展”的困境之中。仅就“劳动”来说,“举世都公认财富的一个来源是人类的劳动”,但“现代经济学家所受的教育使他们将‘劳动’或工作视为一种必要的恶。……于是,雇主的理想状况是有产出就不用工人,工人的理想状况是有收入就不用就业”[6]。在这里,“有两种运作机制必须划分清楚:一种是增强人类的技巧及能力,另一种将人类的工作转化成机械式奴役”;从佛教的观点看,“劳动,是在人类有尊严及自由的情况下适当地展开。凡从事劳动的人都得到祝福,而他们的产品也是”[7]。不幸的是,工业化模式要么使人成为机器的奴隶而扭曲了劳动的意义,要么使人丧失工作的机会而失去了生活的来源。“‘现代化’,像现时所采用的那套无视宗教及精神价值的方式,是否能真正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至少就大众而言,其结果似乎有点惨不忍睹——农村经济体崩溃、乡镇失业趋势上升、城市中身心得不到培育的最底层阶级人数扩大”[8]。为此,舒马赫提出以“中间技术”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失业、乡村凋敝等问题,其发展理论可概括为两句警言:适中的规模、适中的技术。“佛教经济学在实时经验和长期远景所做的探讨,对那些即使相信是在‘现代的增长’及‘传统的停滞’之间做选择的人,也是有参考价值的。这是一个寻找发展正确途径的问题,在唯物论的漫不经心及传统论的静如止水之间,找出中道,简言之,即追寻‘正命’”[9]。与此相应的一个信念是:来自当地资源、满足当地需要的产品才是经济生活的最合理的方式。这种态度有助于探寻适合各民族经济发展的正确道路。

      最后,佛教经济学是一种“和平经济学”。舒马赫认为:“执著于追寻物质而忽视精神目标的生活是如何的空虚及不满足。这种生活必然令人与人对抗,国与国对抗,因为人的需求是无穷尽的,而无穷尽的境界只能在精神的领域中求得,绝不会在物质的领域中求得”;“人类不是以提升品格来征服‘世界’,却企图借着在财富、权力、科学,或任何能够想到的‘游戏’上追求卓越来征服‘世界’”;“这些才是战争的真正原因”,不消除这些原因“却试图为和平奠定根基就是妄想”[10]。为此,“佛教经济学企图通过最佳消费方式使人类获得最大限度的满足,而现代经济学则企图通过最佳生产方式来尽量扩大消费。显而易见,维持一种以追求消费最适型态生活方式所需的努力,远比维持消费极大化动机所需的努力要小得多”;而“当物质资源已到处呈现捉襟见肘的情况下,那些以适当使用资源为手段来满足需要的人们,是比那些依赖高度使用的人们更易免于互相残杀之苦的。同样,那些生活在高度自足的地方社区的人们,不太会像那些依靠全球贸易系统维生的人那样,容易介入大规模的暴力”[11]。人类为争夺资源、争夺市场而引发的战争,并没有因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终结。为寻求世界和平,就需要通往和平的实践,因为“一盎司的实践通常比一吨的理论来得有价值”;“然而,要给和平奠定经济的基础需要许多盎司的实践”[12]。这样的实践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如世界各大文明(包括宗教)的“道德金规”能够整合为现代社会的“全球伦理”,从而促进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和平相处,这在《小的是美好的》初版20周年之际的1993年已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召开于芝加哥的世界宗教议会大会通过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尽管这条道路仍将是漫长而坎坷的,但像舒马赫一样的众多和平人士都在努力开拓。

      二、佛教经济学的基本理念

      佛教经济学首先是从佛学角度反思经济发展的学问。舒马赫创立佛教经济学时,从佛陀“八正道”之一的“正命”(即正确的生活方式)思想出发,检视了现代经济活动的正当性,并且论证了佛教“中道”思想在经济学中的价值,即“妨碍解脱的不是财富而是对财富的执著;不在于美好事物的享受而在于对美好事物的渴望。所以佛教经济学的主要旨义是简朴及非暴力”。[13]

      帕宇陀进一步从佛学角度分析了佛法对于认识世界的意义、佛教对人性的看法、经济活动的道德考量,透视了价值、消费、生产与非生产、竞争与合作、工作、选择、满足等经济观念,探讨了财富的作用及其限度、财富与精神发展、道德如何制约经济学等等问题,并且提出了“中道经济学”的两大特征:谋求真正的福利,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他者。[14]

      纵观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可提炼出佛教经济学的三个基本理念:“适足经济”理念、“和合共生”理念、“国民幸福总值”理念。三个基本理念构成一个逻辑的整体:有“适足”、“和合”的发展,才会有“国民幸福总值”的收获。三个基本理念也体现了佛教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巨大差异。

      1.“适足经济”理念

      正如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扉页所引甘地慧言:“地球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这样的思想在佛教文化熏陶下更是得以发扬光大,在佛教经济学中形成了“适足经济”的理念。这体现了佛教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一大差异——主流经济学强调,生产者的利润最大化、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是最重要的目标;佛教经济学认为,无论有生命还是无生命的事物,使其痛苦(或损失)最小化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人类对损失比获得更敏感。这样的差异,又源于二者对欲望的理解。主流经济学强调,人们积累的财富越多(这些财富有时就是他人的损失),就越能满足欲望、增加效用;佛教经济学认为,减少损失或痛苦的重要性,可减少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过度欲望,并增加满足感和幸福感。

      “适足经济”不仅是佛教经济学的一种理念,而且在泰国成为指导经济发展的适足经济理论。“适足经济理论是可应用于个人、家庭、社区、国家等各个层次的处世哲学和治国理念。它包含三项基本原则,即适度、合理和有内在的免疫力。该理论指导人们重视正直、诚实、勤奋、知识、智慧、敏锐等方面素质的培养”;“适足经济并非是闭关锁国的自给自足经济,而是在全球化大潮中争取成功之道。它强调每个人要有应对市场经济的能力,国家也必须具有应对全球化的策略”[15]。“适度、合理和有内在的免疫力”,人们才会“知足常乐”,也才能形成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2.“和合共生”理念

      佛教经济学是“中道经济学”,其特征之一是“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他者”,这也是佛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精神的体现。在这里,反映了佛教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另一大差异——主流经济学注重利润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很容易忽视原始的利益相关者,如后代、自然界等;佛教经济学的目的旨在减少暴力、减少报复,所以强调经济发展要考虑到后代,要照顾到穷人,并且要尊重大自然。这样的差异,又源于二者对“我”的理解。主流经济学以“经济人”的自我利益为中心,因而强调生产者的利润最大化、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是最重要的目标;佛教经济学将“我”(Self)的观念转变成“无我”(No-Self)的观念,批判“我执”,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和合共生”。

      如果以佛教恢宏而精深的“缘起论”思想审视“经济发展”,人类中心主义、民族中心主义、自我中心主义都是“无明”之产物,人对自然的掠夺必然遭到自然的惩罚,人对人的侵占必然遭到人的报复。只有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身心灵的和谐、以及民族间的和谐、国家间的和谐,才能实现人类社会和自然万物的“和合共生”。由此,可提炼出一种包含着“观念和合”、“利益和合”、“制度和合”的“和合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期望将世界各大宗教、各种文明的“黄金法则”融为一体,力图超越人类现存的自利的、分裂的发展方式,谋求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共生共荣,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16]

      3.“国民幸福总值”理念

      作为一个信仰藏传佛教的国度,不丹王国于20世纪70年代首创的“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概念,被认为是佛教对应于“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大创造,它早已超越小国的疆界而得到世界的认可。为此,“不丹国王旺楚克和不丹人民”被授予“联合国首届地球卫士奖”(2005)。不丹王国还将“国民幸福总值”写入宪法,作为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它把国民幸福总值具体化为四大支柱:(1)环境和资源的保护;(2)公平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3)传统文化的保留;(4)优良的治理制度。不丹的发展不是追求GDP增长,而是追求实现这四个目标”;“金融海啸引发了全球的经济衰退,也引发了人们的反思。这种反省和探索很可能导致一次‘范式转移’,是基本理论的结构性变革,就像从中世纪的‘地心说’转移到哥白尼的‘日心说’” [17] 。的确,“国民幸福总值”(GNH)已经成为发展经济学和社会理论的“新范式”,当然也是佛教经济学的核心理念之一。“国民幸福总值”理念既是“适足经济”、“和合共生”理念的必然结果,也是“适足经济”、“和合共生”理念的综合体现。(信息来源
    :中国佛教协会网)

      参考文献:

      [1][2][3][4][5][6][7][8][9][10[11][12][13] 〔英〕E.F.舒马赫李华夏译:《小的是美好的》,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

      [14] [泰]P.A. Payutto. Buddhist Economics: A Middle Way for the Market Place. 1994. http://www.kusala.org/pdf/Buddhist_Economics.pdf

      [15] 〔泰〕萨阁林·倪永新:《“适足经济理论”:泰国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新路线》,载《银行家》2007年第5期。

      [16] 孙健灵:《论“和合发展观”》,载《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

      [17]尹伊文:《不丹的启示:用国民幸福总值替代GDP》,载《领导文萃》2009年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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