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1日 佛学研究网

　　“一带一路”战略开辟了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为边疆民族地区打开了对外交流的空间，“一带一路”战略涉及的区域具有文化多样性的特征，其中，宗教从古至今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文交流的粘合剂，为促进文明互鉴、人心相通一直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云南自古是“南方丝绸之路”上通往东南亚、南亚的重要枢纽，不仅沟通了云南与东南亚、南亚的商业往来，而且，促进了相互间的宗教、文化交流，“南方丝绸之路”与“北方丝绸之路”连接，又与“海上丝绸之路”相通，向南连着南太平洋区域，向西连着印度洋区域，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云南调研，要求云南努力建设成为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这使云南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重要的战略地位。佛教是泰国、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斯里兰卡、马来西亚等“一带一路”战略沿线诸国的主要宗教，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云南是中国唯一拥有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并存的区域，佛教文化对外交流源远流长，尤其是南传佛教与斯里兰卡、泰国、缅甸、柬埔寨、老挝等国家共同构成“南传佛教文化圈”。本文通过梳理云南佛教对外交流的历史脉络和当今状况，探讨云南佛教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优势地位和重要作用。

　　一、云南与南亚东南亚佛教文化交流的历史审视

　　云南与南亚、东南亚周边国家山水相连、民族同源、文化同宗，具有共同的佛教信仰基础，这种天然的“黄金纽带”联系使得双方的佛教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云南省是中国重要的边疆省份和多民族聚居区，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接壤的边境线长达4060公里，与泰国、柬埔寨、孟加拉、印度等国地缘相邻，文化相通，自古就是中国连接南亚、东南亚各国最便捷的陆上通道，宗教人员与商人的驮队一起，很早就踏出了云南与东南亚、南亚之间著名的“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即“蜀身毒道”、“安南通天竺道”等历史“国际大通道”，不但沟通了云南与缅甸、泰国、老挝、越南乃至印度之间的商业往来，而且也促进了云南与这些国家的宗教、文化交流。

　　早在唐宋时期，以今天云南大理为中心的地区就信奉佛教。一般认为，南诏佛教为大乘部派，主要来自中原汉地、西藏和印度。保存至今的剑川石窟第五窟的“愁面观音”被当地人称为“婆罗门僧人”，第三窟的弥勒佛称为“高棉佛”，还有“细腰观音”、“象首人身佛”等，其造型风格都有异于中原地区的任何一种普通佛像，而是较接近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宗教文化特点。公元七世纪以后，中南半岛地区的上座部佛教又逐渐传入云南德宏和西双版纳傣族地区，说明云南与南亚、东南亚佛教文化交往的历史悠久，一千多年以来，佛教文化的交流一直未曾中断。

　　相传唐代南诏时期，骠国（今缅甸）国王雍羌和王子舒难陀，由南诏王异牟寻陪同到崇圣寺祈拜敬香。宋代大理国时期，暹罗（今泰国）国王耶多曾两次到崇圣寺迎佛牙，大理国王段思廉以玉佛相赠。崇圣寺因而在古代便成为南亚、东南亚崇尚的佛都，2006年恢复重建后的崇圣寺则成为当今东南亚地区最大的汉传佛教寺院文化交流中心，是云南与国内外佛教界友好往来的桥梁。

　　唐宋时期，还有多位梵僧来滇传法，其中记载较多的是神僧赞陀崛多于“蒙氏保和十六年自西域摩伽陀来，为蒙氏崇信。” 南诏王劝丰祐封为国师，赞陀崛多为“瑜珈教主，其师得达多先入僰国”。 在大理地区影响甚大，宋时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图》有其画像。

　　元代高僧指空是另一位印度来华的著名僧侣，本名提纳薄陀，他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进入中国，在中国30多年，元贞元年（1295）由川入滇，在昆明、大理、金齿等地演法，自1315— 1320年主持扩建武定狮子山正续寺，扩建后定名为“正续禅寺”，弘传禅法。泰定三年（1326），指空受元朝政府委派前往高丽金刚山进香，并在庆源乾洞禅寺弘法，对中国禅宗以及高丽曹溪宗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佛教徒之间的往来，对彼此的文化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云南与老挝有着860公里长的边界，老挝一直是中国的友好邻邦。因山水相连，云南与老挝的经济往来与文化交流有着密切而悠久的历史。佛像、佛经也成为两国政府之间互相馈赠的物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三三载：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高宗八十寿辰，“南掌国王召温猛遣头目等庆万寿，进驯象二，与年贡驯象二并进。特赐国王玉佛、如意、御书扇。”光绪《云南通志》卷二0六亦载：乾隆六十年（1795），“南掌国王遣陪臣叭猛先、叭整烘等十六人祝厘赍蒲叶表文恭进《长生经》一卷、象牙四十、夷锦十、阿魏二十斤。《会典事例》：……八月初三，于万树园特赐缅甸国王、南掌国王玉佛、如意各一、玉朝珠各一盘、金字佛经各一部。”可见云南与老挝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的特点是平等、友好、双向。

　　另外，在云南与南亚、东南亚之间的“南方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因为佛教信仰，至今留存了诸多的佛教圣地和佛教节庆法会，如云南大理的鸡足山、缅甸仰光的瑞德金塔、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塔、柬埔寨的吴哥、老挝万象的塔銮寺等均为世界上著名的佛教圣地。云南傣族的泼水节、泰国的宋干节、老挝的出腊节等盛大的佛教节日，均源于南传佛教的浴佛仪式，为人类留下了无比丰厚的精神宝藏和文化遗产。云南大理的鸡足山不仅是禅宗祖庭迦叶尊者的道场，也是汉传、藏传佛教交汇地、东南亚著名佛教圣地，20世纪初，虚云禅师云游到云南鸡足山，为给鸡足山佛教筹集善款，也为将佛法的真谛传播给南洋信众，他几次下南洋弘宗演教、广开法宴， 延续南传佛教与云南佛教界的友好交流历史脉络。近年来，云南与东南亚和南亚之间经贸关系发展较快，文化交流相对滞后。在经历隔膜之后，相互都迫切需要重新了解和认识对方。而南传佛教文化交流提供了历史的基础，在当前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对外开放战略中，应充分发挥云南南传佛教对外交流的独特优势和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深厚渊源关系，搭建新的文化交流平台。例如，我国佛牙、佛指舍利巡礼缅甸、斯里兰卡和泰国，对于密切我国同这些国家的传统友谊，宣传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具有独特的作用，充分发挥佛教的国际交往功能。通过开展有组织的、正当的佛教文化交流，有利于规范边境地区的跨国宗教交流，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 为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建设和“一带一路”战略创造有利环境。

　　二、佛教是云南对外文化交流的黄金纽带

　　云南多民族、多宗教和谐共生。就民族而言，包括汉族在内，云南共有26个世居民族，其中25个是少数民族。在这25个少数民族中，有15个是云南特有的民族，有16个是跨国界而居的跨境民族，他们与境外同一民族有共同的族源、共同的宗教信仰，保持着历史与现实的天然联系，民族文化、宗教文化交流频繁。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在云南共同发展，还有少数民族的传统宗教信仰，长期以来，这些宗教信仰并行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其中，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集于一域，为全国乃至世界所独有。云南省信教总人数是440多万人，其中汉传佛教176多万人，藏传佛教22万多人，南传佛教95万多人。 汉传佛教信仰遍布全省，藏传佛教信仰主要集中于迪庆藏族自治州、丽江市，南传佛教信仰主要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临沧市、普洱市等边境地区。

　　而与云南省山水相连、文化相近的东南亚，特别是中南半岛地区，也是民族、宗教文化多样性非常突出的地区。东南亚地区是世界有名的民族博物馆，据粗略统计，全区共有400多个民族和部族。在所有10个东盟国家中，没有一个是单一民族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印度尼西亚有300多个民族和部族； 菲律宾有90多个民族；马来西亚有30多个民族；泰国有30多个民族；缅甸有135个民族和部族； 越南有54个民族； 老挝有三大族系共68个民族； 柬埔寨有20多个民族； 文莱也有10多个民族；就连城市国家新加坡也有20多个民族。

　　在宗教文化方面，东南亚各国各民族也不尽相同。总体来讲，他们分别受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宗教文化区。从佛教的角度来看，就其信徒人数而言，在东亚国家中，佛教仅次于伊斯兰教。佛教信徒大约占东南亚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34%以上）。在印度支那半岛国家中，佛教占有绝对优势，约占东南亚佛教徒的94%以上。泰国存在着最大的佛教宗教团体，佛教信徒约占东南亚地区佛教徒总数的34%；越南，占28.4%；缅甸，占22%；柬埔寨，占7%；老挝，占2.7%；马来西亚，占2%；印度尼西亚，2.6%；新加坡，占不到1%。其他国家更少。至于单个国家，人口中佛教信徒比例最高的是柬埔寨，占总人口数的93%；在泰国，占92%；在缅甸，82%；在老挝，占77%；在越南，占76%；在新加坡，占40%；在马来西亚，占20%；在文莱，占13.5%。其他国家比例很小。从宗教教派来看，目前在缅甸、泰国、老挝和柬埔寨占优势的是南传上座部佛教。在越南、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东帝汶占优势的是大乘佛教。这样，对于缅甸、泰国、老挝和柬埔寨等国家，要特别重视从南传上座部佛教的角度开展交流与合作。对于越南、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东帝汶等国，要更加重视从大乘佛教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佛牙舍利、佛指舍利曾多次赴缅甸、泰国等国供奉，在佛教文化的交流方面取得显著效果。

　　而南亚也是一个民族文化多样、宗教文化多元的地区。南亚地区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马尔代夫7国的主要宗教有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锡克教、基督教等，其中印度教、锡克教、佛教起源于印度。印度教是南亚地区的主要宗教，特别是在印度，80%以上的人口信奉印度教。伊斯兰教则是南亚地区的第二大宗教，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分别居于“穆斯林最多的十个国家”中的第二位、第三位和第四位，2010年3国分别有穆斯林人口1.76亿人、1.67亿人和1.34亿人，三国穆斯林人口之和占世界穆斯林总人口的29.9%。 佛教起源于印度，经过历史的浮沉之后，在印度的信徒已经很少，成为边缘宗教。

　　而泰国、老挝、柬埔寨、缅甸、斯里兰卡等国是传统的南传佛教文化区，印尼、马来西亚等是伊斯兰教影响巨大的国家，菲律宾的天主教、新加坡的基督教影响甚大，在南亚、东南亚诸国，宗教是影响当地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重要因素。 “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宗教文化。加强对宗教文化的认知，充分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一带一路”建设就会事半功倍；反之则事倍功半，宗教甚至有可能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掣肘。

　　云南与东南亚、南亚具有地缘相近的关系，南传佛教由斯里兰卡传入泰国、缅甸，然后传入云南。汉传佛教经由云南传入越南，形成东南亚--云南佛教文化圈，也形成了沟通精神文化的纽带，佛教文化在历史和当下相互融合、和谐共生。云南与东南亚、南亚佛教界有着悠久良好的友好关系。从历史上来看，佛教历来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与精神纽带，每当中国试图在东西、海陆两个方向的对外关系中采取积极有为的政策时，佛教亦常常扮演着开拓者与中介者的角色。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贸易之路、文化之路、和平之路，亦是一条名副其实的信仰之路。 佛教有增进国际交往的“黄金纽带”作用。通过佛教界的国际友好交往，与国外佛教界人士和佛教徒开展联系，增进了解，加强合作。

　　三、云南南传佛教对南亚东南亚文化交流的优势地位

　　“一带一路”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一带一路”融通古今，连接中外，顺应了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为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为文化建设、人文交流、文明互鉴创造了新条件。作为一种跨国界、跨民族的精神力量，佛教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与文化纽带，不仅可以为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提供思想资源，而且，还可以为我国公共外交提供平台和通道，是其他公共外交手段难以替代的。云南佛教，特别是南传佛教对南亚东南亚文化交流的优势地位主要体现在：

　　一是云南南传佛教具有地缘上的优势。云南省是中国重要的边疆省份和多民族聚居区，有25个县（市）与老挝、缅甸、越南毗邻，国境线长达4060公里，是中国连接南亚、东南亚最便捷的陆上通道，具有对外开放的独特优势。云南有16个跨境少数民族在边境两侧居住，跨境民族之间交往十分密切，客观上存在着经济、宗教等方面的交往。在当前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云南一改过去闭塞落后的西南边地，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历史上云南对境外交流的“蜀身毒道”、“安南通天竺道”等通道，成为通往南亚、东南亚交流的大通道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佛教文化的对外交流源远流长，尤其是南传佛教与斯里兰卡、泰国、缅甸、柬埔寨、老挝等国家共同构成“南传佛教文化圈”，南传佛教对外交流在当今更加日益频繁，国际性越来越突显。

　　二是云南南传佛教具有亲缘上的优势。云南的壮、傣、布依、彝、哈尼、拉祜、傈僳、景颇、阿昌、怒、佤、布朗、苗、瑶族等16个跨境而居的少数民族和汉族，与境外同一民族有着经济和宗教等各方面交流，这些跨境民族彼此之间经常往来，并且同一跨境民族大都有相同的宗教信仰，傣族、布朗族、阿昌族、德昂族、佤族、彝族等信仰南传佛教的少数民族，形成了云南跨境民族与周边国家同民族同宗教的人文环境。因此，云南南传佛教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具有独特的亲缘优势。

　　三是云南南传佛教具有教缘上的优势。云南集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三大佛教于一域，而南亚七国也有佛教信徒，并且佛教即起源于印度。在东南亚佛教信徒大约占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越南、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东帝汶等国主要是大乘佛教，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是目前南传佛教信仰最盛行的五个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另外，印度东北部、孟加拉国东部、越南南部，和中国云南的傣族、布朗族、佤族、阿昌族、德昂族、彝族等民族居住的西双版纳、德宏、普洱、临沧等地区，传统上也是南传佛教流传地区。

　　因此，云南佛教与东南亚、南亚佛教的交流具有地缘相近、信仰相亲的有利条件，发挥同源民族语言相同、习性相近、心理相通的作用，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云南佛教对外交流正迎其势，成为与周边国家文化交流的“共同话题”。在此共同话题之下，有些政治策略和经济手段无法解决的问题，在佛教信仰层面却能拉近心理距离，从而达成共识，使佛教文化交流在对南亚东南亚交流中可发挥积极的作用，促进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信息来源：凤凰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