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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活动场所的属性及其在宗教事务管理中的作用
     
    [ 作者: 董栋   来自:中国民族宗教网   已阅:1312   时间:2016-9-20   录入:wangwencui


    2016年9月20日    佛学研究网

      长期以来,对于宗教活动场所的基本内涵,即“宗教活动场所是什么”,在政策、法律、理论、工作层面都没有明确的界定。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以下简称寺观教堂)和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以下简称固定处所)作为两类不同的宗教活动场所,在基本属性、权利义务等方面有何区别,也没有明确的规定。笔者从宗教活动场所的属性入手,对有关问题作简要分析,以供探讨。

      固定处所与寺观教堂的区别

      在人们的印象中,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是指寺观教堂。但2005年《宗教事务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颁布实施以后,固定处所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宗教活动场所。这是一项重要的制度设计,在宗教事务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条例》出台前,基督教私设聚会点问题就已长期存在,情况错综复杂。其中一部分是由于宗教活动场所布局不合理、信教群众过宗教生活不方便而形成的。这一类私设聚会点有一定数量,并且愿意通过基督教“两会”在宗教事务部门登记,但由于规模较小等原因,达不到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的条件。当时,宗教事务部门对这些私设聚会点采取“临时登记”、“暂缓登记”的管理方式,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后来,在制定《条例》的过程中,“临时登记”、“暂缓登记”被“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取代,固定处所于是成为一种正式的宗教活动场所类型。

      固定处所的出现意义有3点:一是可以把一部分已经存在的基督教私设聚会点纳入依法管理的范围;二是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宗教中,规模较小的活动场所也有了依法登记的依据;三是信教群众如果有开展集体宗教活动的需要,可以先申请设立固定处所,等有条件后,再设立寺观教堂,过宗教生活更为方便。但这一制度设计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是按照《条例》规定,设立固定处所也必须由宗教团体提出申请,使得一些不愿意经过基督教“两会”登记的私设聚会点,仍然不能进入政府依法管理的视野,因此并不能完全解决私设聚会点问题。二是《条例》没有对固定处所的规模作出限定,虽然为具体操作留出了空间,但一些地方为了规避省级宗教事务部门的审批,在设立宗教活动场所时,把类别设为固定处所,但实际规模与一般的寺观教堂相当,甚至还要大。

      在法律层面,固定处所与寺观教堂有一定区别:一是审批层级不同,设立寺观教堂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批,设立固定处所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批;二是权利义务不同,寺观教堂可以编印宗教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组织大型宗教活动、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而固定处所没有这些权利。在现实层面,固定处所与寺观教堂的区别主要在于人数多少、规模大小等。但是,在基本属性上,固定处所与寺观教堂没有实质差别,都是作为社会组织,由宗教事务部门进行行政管理。固定处所与寺观教堂一样,可以组织开展宗教活动、接受宗教捐献,其财产受到法律保护等,这些都是社会组织的特征。再加上“宗教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大型宗教活动”、“大型露天宗教造像”等概念、标准不清晰,导致二者的权利义务实际上差别不大。这就是为什么一些规模较大的宗教活动场所虽然以固定处所的名义登记,但也“运转良好”的重要原因。

      关于宗教活动场所的属性

      《条例》只列举了宗教活动场所的外延,即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以及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没有涉及其基本内涵。宗教活动场所,顾名思义,是用于开展集体宗教活动的地点,仅从名称上看,是一个空间概念。但《条例》还规定:“宗教活动场所应当成立管理组织,实行民主管理。”这样一来,宗教活动场所就不是单纯的空间概念,而具有了社会组织的属性,既是“物”的集合,也是“人”的集合。比如,我们常说,学校是学习的地方,但学校是社会组织;医院是看病的地方,但医院也是社会组织。宗教活动场所亦如此。由于我国民事基本制度的核心是“人”,对“物”管理从属于对“人”的管理,因此,宗教事务部门对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实质上是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是一种对“人”的管理。通过对“人”的管理,间接实现对其空间性、财产性等其他属性的管理。在理论研究方面,宗教活动场所也很少被作为一个单纯的空间来看待。比如,对宗教活动场所法人资格问题的探讨,就是以“宗教活动场所是一种社会组织”为前提。

      前面提到,寺观教堂和固定处所都被作为社会组织进行管理。从概念上看,“寺庙”、“宫观”、“清真寺”、“教堂”可以被看做是自然人的不同组织形式;从现实看,寺观教堂的组织化程度较高、人员固定、分工明确,因此,寺观教堂作为社会组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是一类无差别化的统称,不能很好地体现自然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并且,固定处所的组织化程度较弱,人员流动性较强,很多固定处所没有条件成立管理组织,这也是为什么宗教事务部门的一些管理措施在寺观教堂行之有效,但是在固定处所往往难以落实到位的原因。因此,固定处所更侧重于空间概念,不宜作为社会组织来管理。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尝试对宗教活动场所的属性作如下划分:对于寺观教堂来说,组织性是其主要属性;对于固定处所来说,可以将空间性作为其主要属性。这样一来,固定处所可以被看做是宗教事务部门为部分信教群众指定的、用于开展宗教活动的空间,而不是经批准成立的社会组织。宗教事务部门对两类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的着眼点也应当有所区别:对寺观教堂来说,应当着眼于如何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即管理一个组织;对固定处所来说,则应当着眼于部分信教群众的宗教活动在哪里开展,即管理一个空间。

      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的可能模式

      固定处所如果作为一个空间,它与寺观教堂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具有民事权利义务。权利义务是相对于主体资格而言的。寺观教堂作为社会组织,理论上属于民事主体,具备相应的法律地位,因此拥有一定的权利义务。而固定处所如果是一个空间,那么它就只是一个“物体”,无法成为民事主体,因此不能拥有权利义务。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在这个空间里,虽然有开展宗教活动的合法权利,但不能以社会组织的名义开展其他活动;离开这个空间,他们就是一个个分散的自然人,不具有社会组织意义上的相互关系。作为社会组织的寺观教堂与作为空间的固定处所的区别,就好比篮球队与篮球场的区别。

      《民法总则》(草案)目前已经向社会公布,其中第八十六条规定:“依法设立的宗教活动场所,具备法人条件的,可以申请法人登记”为解决宗教活动场所的民事主体资格问题奠定了法律基础。如果将固定处所作为空间进行管理,那么就可以尝试从民事主体资格的角度对宗教活动场所分层次进行管理:第一层,申请获得法人资格的寺观教堂,具有完全民事主体资格,可以开展民事活动,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第二层,未申请获得法人资格的寺观教堂,不具备完全的民事主体资格,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拥有某些特定的民事权利,开展特定民事活动,可以拥有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目前宗教活动场所即处于这一状态);第三层,依法登记为固定处所的宗教活动场所,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也不能申请获得法人资格,不能拥有财产,不能以组织的名义对外开展活动,只能在其空间范围内开展规定的活动,民事责任由具体行为人承担。

      在这一模式下,固定处所的管理方式也应当与寺观教堂有所区别。在规模上,固定处所的人数和大小不应超过一定的限度,超过的应当申请变更为寺观教堂,或者实行分立,这样可以解决以固定处所的名义规避审批的问题。在设立程序上,可以由信教群众推选代表,以个人名义向所在地宗教事务部门申请登记,甚至可以考虑不必由宗教团体提出申请,那些不愿意通过基督教“两会”登记的私设聚会点、五大教以外的宗教等问题,就可以用设立固定处所的方式加以解决,即由宗教事务部门为其指定合法活动的地点,但不承认其作为社会组织的合法性,通过限制其民事行为暂时实现监管,将来若想转变为合法的社会组织,获得更多民事权利,可以申请变更为寺观教堂,届时再经过宗教团体的同意。这样一来,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的3个层次之间就有了一定的梯度和缓冲,既可以满足部分信教群众开展宗教活动的需求,也可以避免更多宗教类社会组织合法化,同时也体现了导向性,最终还是要引导宗教活动场所向宗教团体靠拢,走法治化、规范化的发展道路。

      可行性探讨

      将固定处所作为空间进行管理,只是理论上的初步探讨,现实效果尚无法考证,其中一些设想对现行宗教事务管理框架有所突破,涉及《宗教事务条例》《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办法》等诸多法规、规章的修改,难度之大显而易见。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论证。

      第一,一个合法的活动空间可能不是基督教私设聚会点、五大宗教以外的宗教的全部诉求,这种方式对其有多大的吸引力,是一个未知数。

      第二,如果固定处所可以不通过宗教团体申请设立,那么原本可能通过“两会”登记的基督教信教群众,可能更愿意选择这种灵活的活动方式,从而对“两会”体制造成进一步冲击,教派问题也将趋于严峻。

      第三,从现状来看,佛教、道教的念佛堂、精舍,流动穆斯林的礼拜点等逐渐增多,他们也可能据此申请合法的活动地点,对管理工作造成的冲击可能不亚于基督教私设聚会点和五大宗教以外的宗教。

      第四,在这些空间里主持宗教活动的人员是否需要宗教团体认定,如果需要,那么对于解决基督教私设聚会点和五大宗教以外的宗教问题将大打折扣;如果不需要,那么宗教教职人员的产生就会出现“团体认定”和“群众认可”两种渠道,亦是对现有管理体制的突破。

      第五,空间与社会组织的区别是理想化的设想,在具体的管理工作中如何把握其标准和尺度,基层宗教事务部门的力量能否跟得上等,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尝试通过空间概念解决宗教工作中的难题,目的是要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即信教群众开展集体宗教活动,除了登记成立社会组织以外,是否可以有其他的方式和途径。我们甚至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公共空间,它不是为某一宗教、某一人群而指定的,不是谁所特有的,也不悬挂某一宗教的标志,只要有需要,只要时间能够协调,不同宗教、不同信仰群体可以在这个空间的不同时间段开展活动。在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强、信仰群体不断分化的大背景下,固定处所能否凭借其小巧、灵活的优势在未来的宗教事务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有待理论的创新和实践的检验。(信息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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