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页  |  中国禅学  |  禅学三书  |  慈辉论坛  |  佛学论文  |  最新上传  |  文学频道  |  佛缘论坛  |  留言簿   |

 管理登陆        吴言生 创办              图片中心    关于本网     佛教研究所 主办


  • 惭愧!傻和尚这样做竟成长为一[206]

  • 生和死有多少的种类?我们能选[143]

  • 来果禅师:大死大活,小死小活[116]

  • 人生:世间薄凉,自有深情[129]

  • 世尊三笑因缘[125]

  • 佛在心中人自安[119]

  • 五行与佛教格局,以及学佛方法[108]

  • 《金刚经》的奥妙:寻常生活处[119]

  • 今天农历三月初三,恭迎弥勒菩[136]

  • 布袋和尚[357]

  • 孝顺的人,总是感召万物成全[113]

  • 佛法不是探讨今生来世、神秘、[148]



  • 本站推荐

    生和死有多少的种类

    心静,灵魂得以安放

    深刻:年轻人的焦虑


       您现在的位置: 佛学研究网 >> B3研究综论 >> [专题]b3研究综论 >> 正文


    明清佛教与全真道传戒研究发微
     
    [ 作者: 马海燕   来自:菩提一叶   已阅:1227   时间:2016-10-19   录入:wangwencui


    2016年10月19日    佛学研究网

        受戒可以说是正统佛教出家弟子以及全真道教道士完全其特定宗教身份的重要表征。明清以来,佛道两教在戒法内容、传戒仪轨等方面似乎都有自己系统完备而相对独立的发展,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呢?早在民国时期,日本学者五十岚贤隆在其名著《道教丛林太清宫志》中指出:“可以说这(引者按:指道教净戒牒等)是受佛教的影响,是对佛教的模仿。”然而,由于资料的匮乏,以及各种既成观点、研究方式的制约,特别是那些“被发明传统”(即以古心一系为“律宗”)的误导,目前学界对于明清以来佛教、全真道传戒事宜都处于初步探索的阶段,更遑论对这一时期两教传戒制度进行细致的比较研究。在此,笔者拟结合近期对明清佛教传戒制度的思考与研究,就明清佛教与全真道在传戒事宜方面的相似性略作探讨,抛砖引玉,敬请方家赐教。  

      一、“秘密”传戒与“奉旨”开坛  

      全真道公开传戒据说始于清初龙门派第七代传人王常月,王常月之戒法传承自赵真嵩,而赵溯源自龙门派祖师邱处机。据《龙门心法》谓:“又想邱长春祖师,自从元朝说戒兴玄,到今四百年来,不行其戒。三十年前,发心参访,天从其愿,王屋逢师,九宫受法,密密行持,二十多年。天开道运,遭逢盛世,得遇清朝,上有圣君,朝多贤宰。又遇夙缘,得逢同志,凝真时至,机会当行,在京都开坛。”也就是说,全真教戒法自邱处机之时已有,只是入明以来是秘密授受,这说明道教戒法“似中断而实不断”。倘此说成立,则道教戒法的遭遇与佛教有类似之处,只是佛教戒法的中断有较为明确的记录。明末观衡法师在其《三堂传戒仪·序》中提及:“南坛寝息久矣,北坛世宗年间,尚大开法施,末年为当事奏之,亦禁矣。”足见佛教南北戒坛是在明世宗末年才全部禁绝。明僧圆澄在其《慨古录》中也明确提到:“自嘉靖间迄今五十年,不开戒坛,而禅家者流,无可凭据,散漫四方。”佛教被明政府严禁开坛传戒的原因,据三峰法藏《弘戒法仪》卷二说:“后代因北戒坛,有宦官增设妓女为秃兵……且复靡费国帑,故有禁开戒坛之论。”既然两教同样遭遇了戒法的中断,那么,道教戒法的中断是否也是因为明政府的严禁?或是出于其他什么方面的原因?这值得进一步的探讨。  

      埃里克·霍姆斯鲍姆在其《传统的发明》中提示说:“不应忽略连续性中的断裂……从来就不可能形成或是保存一种活的过去,而是必须成为被发明的传统。”佛教在遭遇禁开戒坛之后反而出现了各种戒法,“诸方得自说戒”,由此形成各种笔者所谓的授戒法系(主要有以古心一系为主的律宗授戒法系,云栖戒法为传承的禅宗授戒法系,倡导革新戒法的革新授戒法系),它们都有着承续律宗正脉的诉求。这些授戒法系在未得到官方许可的情形下自行传戒,可以说都是所谓“秘密传戒”。而后来古心一系通过重构传承谱系,并打着“皇戒”的旗号(所谓“奉旨开坛”,据称古心在五台山开坛传戒得到神宗皇帝的颁旨),在明末与清初逐渐成为主流,以至于被今人误以为它们就是所谓的“律宗”。其它各种授戒法系戒法在清代逐渐淡出,又经历民国时期的戒法变革,于1949年之后被彻底遗忘。值得注意的是,全真道龙门派的传戒亦以“奉旨传戒”为始。闵一得《皇极阖辟证道仙经》注中提及:“律祖(引者按:指王常月)于顺治、康熙间,五开演钵堂,付授太上三大戒,弟子三千余人……律祖开堂,开在京邸白云观,尔时佛道两宗传戒,非奉旨不得私开。”由此可见,王常月是奉旨开坛传戒,而这种以“皇戒”相标榜的用心可能与古心一系是近似的,因为闵一得所说的“尔时佛道两宗传戒,非奉旨不得私开”并不是事实,私开戒坛在明末清初较为普遍。  

     
     二、三坛大戒  

      佛教律学中“三坛”一词由来甚早,但明清时期所谓“三坛”指的是沙弥(尼)戒坛、比丘(尼)戒坛、菩萨戒坛。三坛分期而受的情形,清代《报恩论》卷下〈精严寺同戒录序〉提及:“必先具足能持,然后听许出家,授以沙弥、比丘、菩萨三坛净戒。而亦必量根利钝,若五夏,若多夏,步步增进,不许躐等。”严格遵照这种受戒模式的典型人物就是生活于嘉靖、隆庆、万历年间的守庵法师。印光重修《普陀山志》卷六〈守庵传〉言其剃染,厕沙弥相,执勤负薪如仆,如是数寒暑,登昭庆寺戒坛,受比丘戒,由是参访云游,复登西山戒坛,增受大戒。如是又数寒暑,乃南还在杭州受菩萨戒。守庵圆寂于明万历乙巳(万历三十三年,1605),世寿73。但明末清初以来出现了一期三坛并受的情形,清吴树虚《大昭庆律寺志》卷七云:“昔之受戒者,能持沙弥戒,方发心求受比丘戒。若更发大心,方求受菩萨戒,无一期顿受三戒者……今欲广度众生,唯取方便,所以一期受三戒之例,诸寺通行。”  

      此中应注意区分两种情况:第一,一期受三戒不等于躐等受戒。前引《精严寺同戒录序》提及“若五夏,若多夏,步步增进,不许躐等”,一方面强调受各种不同戒法之间的时间间隔,另一方面才强调不许躐等。大昭庆律寺等“诸寺通行”的戒法虽然允许“一期受三戒”,但依然恪守不许躐等之原则,一期授戒法会中必须先受沙弥戒,然后比丘戒,最后菩萨戒。例如,法藏《弘戒法仪》即言:“凡出家者,无竟授菩萨戒之理,须从沙弥、比丘而进,若躐等轻进,甚非佛意,虽大乘根器如六祖大师者,亦先授比丘戒,然后开东山法门利生。”云栖戒法之祖莲池大师亦言:“予著《戒疏发隐》中,言必先受五戒、十戒、二百五十戒,然后受菩萨十重四十八轻戒。……经云:譬如重楼四级,自下而上,次第历然,不可躐等,受戒亦然。经语也,无以为也。”  

      第二,从《普陀山志》卷六〈守庵传〉来看,他受沙弥、比丘、菩萨三戒之间都间隔了多年,遵从了三坛分期而受的理想原则,但这仅仅是他个人的志趣所然,所以才有了妙峰“叹为今世持戒者,惟守庵一人”的感慨。因此,不能以守庵作为古心重开戒坛之前的受戒典型。实际上,不排除守庵之时及更早时期,佛教的传戒就已经出现三坛并受的情况。  

      《精严寺同戒录序》中则多次论及三坛并受的问题,其《序》、《又序》两处都论及三坛并受,只是略有不同,第一处“卒至三坛并受,取办于旬日之间,而大坏矣”。其“而大坏矣”的感慨可能指向两个:一、三坛并受之作法;二、三坛并受且取办于旬日之间,这种作法即戒显在《三坛传戒正范序》中所批评的“仓皇七日,便毕三坛”。通过第二处以三坛并进为“时为之也”的说法可以推断,该作者显然指向于第二者,即他主要批评的是三坛并受且取办于旬日之间这种做法。接着该作者笔锋一转:“法运转机,不可思议,明季则有慧云、三昧二老,大权善巧,乘愿再来,因其末失,约归本制,以折其中”,也即是说,三坛并受且取办于旬日之间是慧云律师(即古心)、三昧律师等之前的情形,他们的贡献主要在于“因其末失,约归本制,以折其中”,所谓折中的做法大概只是保留三坛并受(是为大权善巧),但延长受戒日期(约归本制)而已。以此可见,三坛并受不一定是始于古心等人的创制,而是此前就有之旧习,因痼疾难改,又恰逢时宜,故而被承继下来。但要注意,古心以后该系所传的三坛大戒并非所有受戒者都是“三坛并受”,其中不乏一期戒会之内只受沙弥(尼)戒者,或者之前已受沙弥(尼)戒,只受比丘(尼)、菩萨戒者,关键看受戒者自己在律学方面的涵养与追求。  

      全真道的三坛大戒是指初真戒、中极戒、天仙大戒,但它是三坛并受还是分期而受呢?这方面研究道教传戒的学者因未注意到此问题,故而多未能给予充分的讨论与说明。《初真戒·玄门持戒威仪》云:“入戒坛习初真戒未熟,不得躐等受中极戒。”又云:“已入钵堂修炼身心者,及行持中极戒历三年者,方受天仙戒。”以此看来,全真道的三坛大戒似乎要求两个原则:一、不许躐等受戒;二、必须分期受戒。但这只是文献上的“条文”,不足为据。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的一份全真道《净戒牒》写明:“兹惟受戒弟子陈圆贵,山东省莱阳县人氏,见(现)在黑龙江省铁骊县双桃山青华宫出家,恭诣龙门正宗第二十代上明下新葛律师戒坛领受初真妙戒、中极净戒、天仙大戒,坚固身心,益善止恶,不得违犯戒律。”从这份戒牒文字来看,似乎陈圆贵是在此次戒坛中完整领受了从初真戒到天仙大戒的三坛大戒,莫非也是三坛一时并受?  

      此外,尹志华在解读《金盏心灯》等“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