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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路高僧的政治、经济、科技、文艺等社会贡献略论
     
    [ 作者: 释本性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已阅:1089   时间:2016-10-27   录入:wangwencui


    2016年10月27日    佛学研究网

        一、 引 言

      丝绸之路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一条是由汉代的长安,经河西走廊,入西域进中亚的知名交通要道;另一条是中国南方与东南亚一带的来往路线。海上丝绸之路则始于闽粤沿海,主要通往三个方向:一是东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二是东南亚诸国,三是南亚以及阿拉伯半岛、非洲沿海诸国。

      作为“商贸之路”、“交流对话之路”、“人类进步的文明之路”,丝绸之路在近2000年的历史上,对中华文明与域外文明的交流、互鉴、发展,有着无法估量的价值。其中,在丝路大漠及海涛之间穿行的佛教高僧们,不仅为佛法经义的传播流布作出卓越的贡献,而且对中国及域外诸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文艺等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2015年5月2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特别提到:“我在福建省工作时,就知道17世纪中国名僧隐元大师东渡日本的故事。在日本期间,隐元大师不仅传播了佛学经义,还带去了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对日本江户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更多的世人了解到:丝路高僧们不仅为佛教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还缔结了友谊,为传播先进科技文化也作出了巨大贡献。这让丝路高僧的形象更加完整和丰满。

      以下本文从一入和一出两个方面,介绍丝路高僧对中国及域外的政治、经济、科技、文艺等社会方面产生的重要影响。

      二、 丝路高僧对中国政治、经济、科技、文艺等社会方面的贡献

      在丝绸之路你来我往的高僧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有安世高、支娄迦谶、鸠摩罗什、法显、玄奘、义净等大师。

      最早来华的域外译经大师安世高和支娄迦谶,在译经时都大量借用老庄等道家的术语。三国吴地的高僧康僧会,则巧妙地以《周易》中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来比附佛教的因果学说。这是早期的佛教与中华传统本土文化的会通交融。随着佛教在中国传播、生根、成长,逐渐从对儒家、道家的妥协调和,发展为反过来影响儒家、道家思想的发展,并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对中国的哲学、思想、风俗、文学、艺术、生命观、价值观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东晋高僧法显(? -423),是中国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师。399年法显等从长安出发,游历20多个国家,经西域进入天竺(印度),随后由海路经师子国(斯里兰卡),再经耶婆提(印度尼西亚)从海上回到广州,前后历时15年。

     法显是中国经陆路到达印度并由海上回国,而留下记载的第一人,他的代表作《法显传》,又称《佛国记》,对所经中亚、印度、斯里兰卡等20多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地理、交通、物产、风俗等都有介绍,是中国和印度、南洋之间陆、海交通的最早记述,是研究中国和中亚、南亚地理和航海的重要资料。其中记载了我国最早利用海洋“信风” 航海的实例,以及我国最早利用星宿导航的实例。[1]

      唐朝高僧玄奘法师(600-664),于贞观元年西行五万里,历经艰辛到达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学习,17年后从陆路返回长安。唐朝与西域诸国关系十分复杂和密切,非常需要熟悉西域、中亚各国政治、文化、地理、交通、民族、民俗的人才,玄奘因为对这些地区了如指掌,回国后成为唐太宗经略西域最好的顾问。

      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记述了他所经历的100多个城邦、地区和国家的情况,涉及政治、地理、农商、风俗、文艺、语言、文字、货币、宗教等等,是研究中亚、南亚地区社会史、宗教史、关系史的重要文献。此外,玄奘还将《老子》等中国经典译作梵文,传于域外。

      义净(635-713)也是唐代从中国到印度求法的一位高僧, 671年他从广州到达南海的室利佛逝,即今天的东南亚一带,室利佛逝是当时南海中最大的古国。义净由南海抵达印度后学习了10年,后由海路东归,又在南海一带游历,后来回到洛阳。

      义净法师最重要的著作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与《南海寄归内法传》。这两部著作被翻译为多种语言出版。他在书中介绍了当时沿途各地的民情风俗,描绘了中印之间南海一带的政治、文化、交通、风俗、宗教、地理等方面的情况,是研究印度及南海文化史的宝贵资料。

      义净在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史上也有重要地位。他带回了印度当地寺庙雕泥作版印刷佛像的技术,对中国雕版印刷的发明有重要的启发作用。[2]

      印度丝路高僧带来中国的,除了佛学,还有天文、历法、医学、音乐、艺术等。史籍记载,梵僧不仅善诵经咒,并精通医道、天文历算。如《出三藏记集》卷六称:“安士高,博学多识,贯综神模,七正盈缩,风气吉凶,山崩地动,针脉诸术,覩色知病,鸟兽鸣啼,无不知。”而昙柯迦罗法师善于星术,康僧会法师通晓图谶。北天竺国三藏沙门僧伽密多于开元十七年来华献质汗药,东天竺国三藏大德僧达摩东来献胡药卑斯比支等及新咒法、梵本杂经论、持国论、占星记梵本诸方。《隋书·经籍志》记载的印度医学、天文历法书籍译成中文的有10种左右。

      中国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一行法师,是唐代由印度来华弘传密教的善无畏、金刚智的弟子。他奉唐玄宗之命主持编制了新的历法《大衍历》(后传入日本,行用了近百年),是世界上最早测定子午线的科学家。他还发明了水运浑天仪,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高僧一行等发明的平行联动装置,实质上就是最早的机械时钟,是一切擒纵器的祖先。

      出生于龟兹国的高僧鸠摩罗什(344-413)也是主要译经家之一,他通晓龟兹语、汉语、回鹘语、印度语等语种,在佛学、哲学、修辞学、医药学、文学、星象学、音韵学、音乐艺术等方面都有很深造诣。到长安后,他所奉献的不仅有佛教经典,还有他的各种才能。比如,龟兹乐舞极富闻名,盛唐乐舞就是在龟兹乐舞的影响下形成的。唐代的音乐吸收了天竺乐、龟兹乐、安息乐的特点,与西域高僧们的到来有直接关系。

      三、 丝路高僧对域外政治、经济、科技、文艺等方面的贡献

      中国先进的科技、文化,也由往返各国的丝路高僧们传播流布,对域外文明的进步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以下我们分别从东亚、东南亚、南亚三大板块来介绍。

      1、对东亚的影响

      唐朝高僧鉴真大师(688-763),为中国南山律宗祖师,也是日本南山律宗的开山祖师,被日本人民尊为日本天平时代的“文化屋脊”。

     鉴真熟识医方明,据日本《本草医谈》记载,鉴真只需用鼻子闻,就可以辨别药草种类和真假,他留有《鉴上人秘方》一卷,被誉为“日本汉方医药之祖”。

      鉴真及其弟子在书法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在第六次东渡之时,携带了王羲之的行书真迹一幅(丧乱帖)、王献之的行书真迹三幅,以及其他各种书法50卷。对日本书道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鉴真及弟子也精通建筑。日本著名的招提寺,由于鉴真等僧众采用了唐代最先进的建筑方法,异常牢固精美,经过1200余年的风雨,完好无损。鉴真等还在日本用“干漆法”(又称夹纻法)塑造了许多佛像。这种夹纻法早在我国东晋时就已出现,到唐代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这种雕塑艺术后来在日本被推广并发扬光大。

      日本高僧最澄大师、空海大师,唐代时留学中国研究佛学,归国后,将我国的制茶技术传入日本。空海大师还在中国学习梵文,在此启发下发明了日本字母假名(平假名)。他还编撰了日本第一部字典,创办了日本最早的私人庶民学校,并对日本书法、天文、医学、工艺、美术等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南宋嘉定年间,来华日僧道元大师的侍者加藤四郎,在福建德化逗留了五年,学会了制瓷技艺回国。加藤后被尊为日本“陶瓷之祖”。

      被誉为“日本的文化恩人”的隐元大师,明末清初率黄檗禅僧东渡日本,他们带去的明代文化,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对日本近世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比如,隐元等也把许多食品和日用品带到了日本。现在日本以隐元命名的食品和日用品,除了“隐元豆”之外,还有隐元帽子、隐元头巾、隐元笠、隐元坐垫、隐元茶、隐元豆腐等等。隐元也是日本中国式素餐(普茶料理)的始祖。

      明代的“煎茶”也随其传入日本,所创立的“全日本煎茶道联盟”,至今仍指导日本各地众多的煎茶道组织和爱好者定期举行品茶会,成为日本茶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

      隐元及其不少弟子都是书法大家,在日本创立了书道黄檗派。日本重要的书法流派“雪山流”,也是隐元再传弟子所创。此外还有与黄檗书法一起流传至今的“黄檗美术”。

      中国与朝鲜半岛有着数千年友好交往的历史。隋唐五代时波若、缘光、谛观、义通等僧人来华,为两国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影响最大的是高丽天台宗初祖、大觉国师义天法师。北宋时期,义天法师以高丽王子的身份数度入宋求法,获宋哲宗多次接见,并赐送宝物。

      义天法师回国后提出“五乘说”,他依托王朝的力量,将传入高丽的儒学与道学思想加以融合、会通,为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国家安定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

      义天法师还通过自己在宋求法期间,亲身体会到的钱币流通的好处,向国王呈上《铸钱论》,指出钱币流通有利于“劝农”,便利民众。此后高丽开始铸钱并流通使用,极大促进了高丽经济的发展。

      2、对东南亚的影响

      中国与东南亚山水相连,自古以来交往频繁,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国,中国对东南亚社会的各方面影响甚巨,但由于民间交往人数众多,难以明确界定哪些影响是丝路高僧们所为,不过,我们发现,丝路高僧在东南亚诸国的政治外交方面,贡献明显。

      扶南是东南亚最早兴起的最强盛古国,辖境约当今柬埔寨以及老挝南部、越南南部和泰国东南部一带。《续高僧传》卷一记载:公元五世纪,扶南国王耶跋摩派遣使者乘船载货来广州贸易。那时广州有一位印度僧人那伽仙达乘他的船到扶南,向他们介绍了中国佛法兴盛的情况。扶南王便派遣那伽仙携带国书并赍金缕龙王坐像、白檀像、牙塔等,于永明二年(484)回到中国送给南齐武帝(见《南齐书》卷五十八)。扶南的硕学沙门僧伽婆罗也随商船来到南齐首都(今南京),当时中国政府招待他住于正观寺内。梁天监二年(503),扶南王阇耶跋摩又遣沙门曼陀罗仙赍来许多梵本及珊瑚佛像,赠与中国。

     大同五年(539)扶南来使赠送生犀,并言彼国有佛发。梁武帝令直使张汜等送扶南来使返国时,并遣沙门释宝云前往迎请佛发,还请名德三藏法师携大乘诸经论等来梁。那时天竺优禅尼国真谛三藏在扶南弘法,内外学艺无不精练,扶南国便敦请真谛三藏,并赍同经论梵本二百四十策乘舶来梁,于大同十二年(546)到达南海(今广东海岸),太清二年(548)抵扬都(今南京),住宝云殿。高僧们为两国的友好交往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元代,缅甸与中国官方联系密切。1286年忽必烈派王子雪雪的斤访缅,请两位法师率70名僧侣随行,而缅王派出高僧信第达巴茂克为首席代表,这是丝路高僧为外交服务的又一典型例证。[3]

      3、对南亚的影响

      印度是中国丝路高僧们的求法之地。但交流从来都是互利的,由于印度人不重视历史记载,所以如果没有中国高僧的著作,印度人根本无法知道自己过去的历史。今天大多数印度历史古迹、文物的发现、发掘,都是根据中国丝路高僧们的记载。

      北魏神龟元年(518),高僧惠生和宗云奉命赴印度取经,他向当地人介绍了华佗的医术及中国的针灸。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指出,中国的药物和针灸、诊脉等方法远胜于印度等地。

      从晋朝到唐朝,中国与斯里兰卡就有频繁的交往,其中主要是佛教方面的交流,为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公元4世纪,师子国(斯里兰卡)国王优婆帝沙一世遣沙门携带玉质佛像来访中国。中国也不断有僧人前往师子国求法。斯里兰卡的雕刻、绘画艺术很早就随丝路高僧传入中国,而中国的建筑、绘画艺术等也让他们深受其惠,斯里兰卡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M.Wicramasinghe指出,斯里兰卡文化有从中国汲取、借鉴的部分。[4]

      丝绸之路是佛教传播的要道,也是中外经济、贸易、科技、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丝路高僧们在佛教之外,还有着非常重要的其他社会贡献,这个课题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本文只是抛砖引玉,作列举式简介,希望今后看到更多、更详实、更深入的研究成果问世。当然更为重要的,是秉承丝路高僧的精神,为佛教事业、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新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参见《东晋求法高僧法显和〈佛国记〉》,杨曾文等主编,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330、331页。

      2、《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57年,第274页。

      3、《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45页。

      4、〔斯里兰卡〕索毕德:《晋代至唐代中国与斯里兰卡佛教文化的交流》,《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7月第四期。(信息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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