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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羌族宗教文化的历史渊源初探
     
    [ 作者: 孔又专、吴丹妮、田晓膺   来自:中国民族宗教网   已阅:998   时间:2016-12-5   录入:wangwencui


    2016年12月5日    佛学研究网

        藏、羌等民族是发源于青藏高原而且一直在高原繁衍生息的民族,今天的藏族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腹心地带,而羌族则分布在青藏高原东南边缘地带。马长寿指出“羌族之融合于汉族有三次。其一,在春秋战国时期,羌民入中原;其二,在魏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其三,隋唐时期,秦陇地区羌族汉化,河湟及四川西北一部分羌族藏化。”[1]至今生活在汉藏两族之间的羌人,固守着川西康区以及岷江河谷雪山台地,其传承至今的羌民族宗教文化,成为青藏文化的有效构成,并与道教、苯教及藏传佛教历史文化渊源深厚。

      一、羌民族宗教信仰的主要内容

      羌民族宗教文化是从本土的自然宗教发展而来,并与周边族群民族宗教文化不断涵化,呈现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有“万物有灵”、祖先崇拜等主要内容。

      (一)万物有灵

      羌民族宗教文化是以原始宗教文化为主体的宗教文化体系,特征是万物有灵,多神崇拜。第一,从崇拜对象看,羌族原始宗教文化信仰最初是以外在于人的自然存在物为主。如崇拜天神、山神、太阳神、火神等自然神灵和牲畜神、羊神、猴神、牛神、树神、青苗神、五谷神、花神等动植物神灵。这种以自然物为直接对象,通过赋予自然物以灵力而加以崇拜是原始宗教最基本的信仰特征。第二,从崇拜仪式看,原始宗教崇拜方式一是对神力单纯的敬畏与崇拜,二是主体运用神力,即主要通过巫术等特殊的方式以求获得超自然力量。第三,从祈祷与祭祀看,虽然人文宗教仍然存在祈祷与祭祀,但原始宗教信仰祭祀的对象不单纯指神灵,也包括精怪、鬼魂、祖先或动植物。祭祀的方式是运用牺牲并举行庄重的仪式,而其中最能体现其原始性的是供奉牺牲品。至今羌族在祈祷与祭祀中仍保留羊祭、砍鸡、吊狗等宗教习俗。

      (二)图腾信仰[2]

      神话为图腾信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图腾信仰的故事大体上有三种类型:一是讲述创世者或造物者的故事,如崇拜虎图腾的彝族认为天地万物是由虎化生的。二是讲述氏族救星的故事,如羌族崇拜白石就属于这一类型。古羌人居住在甘青高原,其雪山(高山)崇拜信仰产生是很早的,在古羌人的观念中,雪山似乎就是一块巨大的白石。相传古羌人在被魔兵围追时,幸遇天神的三女儿从空中投下三块白石变成三座大雪山,挡住魔兵,羌人才化险为夷。同时,传说“蒙格西把火藏在石中,交给燃比娃,并说:‘两石相击,即可出火。’燃比娃藏石于身就往凡间跑,……从此凡间才有了火种。”[3]羌人“白石在,火就在”的独特观念产生形成,并进而使白石生火与人类的生育观念以及氏族昌盛相沟通,白石在古羌人心目中具有了生殖功能和阐释族源以及庇佑氏族的功能。三是讲述氏族始祖的故事。羌民族关于白虎的信仰就与羌族祖先爰剑被白虎所救的神话传说有关。《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羌无戈爰剑者,秦历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不知爰剑何戎之别也。后得亡归,而秦人追之急,藏于岩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剑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为其蔽火,得以不死……诸羌见爰剑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为豪。”[4]

      (三) 自然崇拜

      图腾信仰与自然崇拜仅一步之遥,从图腾信仰到自然崇拜,万物有灵是两者之间的纽带,而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观念与神话密切相关。茅盾指出“所谓‘神话’者,原来是初民的宇宙观,宗教思想,道德标准,民族历史最初期的传说,并对于自然界的认识等等。”[5]传说在羌戈大战中,羌族祖先智改巴得到天神的帮助“以白石击葛,葛负重伤,随即逃遁。智持棒追之,途中遇一女,女代葛对智说:‘葛已留言,他的本利都不要了,今已逃往巴若居谷(山后),请你勿追’。智说:‘你对他说,自今以往,常年落雨之处,我居之;常年落雪之处,葛居之。我便不追。’”[6]

      因此,一般来说,最初引起人们发生宗教观念的对象是自然界那些与人类生活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原始人一方面畏惧这些自然现象的神秘,另一方面又期望能控制和利用这种力量,于是通过神话将自然界、自然力加以神化、人格化,创造出各种自然神。古代羌族的白石崇拜、火崇拜和虎崇拜应运而生。后来,部份羌人向西南迁徙,逐渐演变成农业民族,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影响,太阳崇拜、山神崇拜、树木祟拜逐渐发达起来。

      (四)祖先崇拜

      祖先崇拜是继图腾信仰、自然崇拜之后被中国西南各少数民族所虔诚信奉的一种原始宗教。其产生的理论基础是“灵魂不死论”。西南各少数民族认为万事万物皆有灵魂,人也不例外。人的灵魂是永远不会死的,人死是灵魂离开身体的表现。人活着时,灵魂附于体内,人死后,灵魂或独立存在,或栖附于它物,或往来于阴间世界和阳间世界,或游离于死者的村寨、住所附近等。他们把鬼分为善鬼和凶鬼,善鬼能保佑自己(如父母之鬼),凶鬼能制造祸端和疾病、饥饿、寒冷等。因此凡遇祸端便请祭司驱鬼或祭祀,以祈求凶鬼息怒或怜悯人类;善鬼也要不断祭祀,否则就会成为恶鬼害及人类。在这样一种观念支配下,西南各少数民族对祖先的崇拜几乎到了狂热的程度,具有神秘色彩。

      万物有灵观念以及进而发展成鬼神观念和祖先崇拜,形成原始宗教文化思想的主要内涵。羌民族宗教文化中的祖先信仰也经历类似的历程,天神之下的祖先神灵,包含阿爸木比塔,以及寨盘业主、民族英雄和角角神、家族祖先神灵等等。[7]羌民族祭祀鬼神的真正意图也在于“求其德”,即祭祀鬼神的真正目的不在鬼神,而在人事。对鬼神的祭祀是人们对已逝父母的孝的继续,在祭祀中,人们体悟到对死者承担着的不可推卸的伦理责任,并在死者神灵的观照下产生敬畏之心,使生者的伦理行为得以规范。即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盖终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慎之;远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8]通过追忆祖先的功业和民族英雄事迹,教化后人,不断增强民族文化认同。

      二、羌民族宗教文化与道教、苯教、藏传佛教的历史渊源

      (一)羌民族宗教文化与道教的历史文化渊源

      许地山指出“神仙信仰的根源当起于古代人对于自然种种神秘的传说。”[9]古羌原始宗教文化传承中的神话是羌民族“以自己的生活状况、宇宙观、伦理思想、宗教思想等等作为骨架,而以丰富的想象为衣”[10]创造的。《后汉书》卷 86《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就有关于山图成仙的记载。[11]费孝通高度肯定古羌民族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他指出:“羌人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以供应为主,壮大了别的民族。很多民族包括汉族在内从羌人中得到血液。”[12]具体到羌民族宗教文化对道教的影响而言,向达指出,“张陵在鹤鸣山学道,所学的道即氐羌族的宗教信仰,以此为中心思想,而缘饰以老子之五千文。”[13]

      “道家底养生思想,进一步便成为神仙思想。神仙是不死的人。”[14]道教长生久视、飞身成仙理论不仅来源于传统道家文化,其历史文化渊源应当也与羌民族的原始宗教文化密不可分。道教早期经典《上清外国放品青童内文》卷上《高上入国隐元内文经》也曾记载,西南民族多不死之教、不死之药以及具有飞升、交通天界神灵法术的胡老仙官、越老仙官、氐老仙官和羌老仙官。[15]遍布于羌族神话传说中的万物有灵信仰及神仙传说深刻影响道教成仙理论及炼养实践。此后,随着羌区的经济文化开发,古羌民族原始宗教信仰中万物有灵观念的普遍存在又为杂糅百家的道教思想在羌区的进入、融合和发展提供了天然的契机。

      (二)羌民族宗教文化与苯教的历史文化渊源

      “苯”的最初含义是“反复念诵咒术”的意思,“苯”是长期的汇集,融合青藏高原各原始部族民族宗教文化逐步形成的。[16]苯教是在青藏高原各种苯术的基础上形成的民间宗教。日本学者羽田野伯猷推论苯教在本质上是以“羱羝”式的宗教为基础的。[ 17]这一判断如果成立,那一方面说明笃本、洽本与羌民族原始宗教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另一方面更说明笃苯、洽苯本质上是高山游牧部族的原始宗教。《旧唐书·吐蕃传上》指出吐蕃本汉西羌之地。《新唐书·吐蕃传》称之为“发羌”和“唐旄”,说是吐蕃之祖:“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鹘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而姓勃窣野。”[18]“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鄯善、车师诸国。”[19]近代郭沫若据史料考证推断炎帝后裔更多的是散布在今陕、甘、青、藏以及四川和宁夏地区,称为氐羌或消羌戎。

      《旧唐书·吐蕃传上》记载,吐蕃本汉西羌之地,又说原居南凉(今甘肃西部和青海一部分)的樊尼(应为羌人,一说鲜卑人),于北魏太延五年(439 年),率众逾积石(今青海南境),于羌中建国,开地千里,群羌归之如市。因此改姓为勃窣野,以秃发为国号,汉语讹传为吐蕃。实际上,尤其是根据昌都卡诺文化遗址,“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在西藏这块土地上早就有形成并发展为人类的民族,藏族是由此形成的,绝非从其他地方迁移来的。但是,藏民族和其他任何民族一样,如果从民族成份方面讲,不只是一种成份,而是一个拥有多种成份的民族。譬如在藏民族的形成过程中混杂着毗邻地区的汉族、羌族、蒙古族等民族成份,不用说其他民族中也含有藏族成份。”[20]虽然《旧唐书》说樊尼于羌地建国,并改姓氏为勃窣野,而《新唐书》说勃窣野是羌人的后裔,二者说法不一,但至少可印证其时羌人在青藏高原活动频繁。专家据此推论在笃苯兴起之时,已有羌族在西藏生活,洽苯发展时期,仍不断有羌人迁居西藏。[21]羌民族在青藏高原这一迁徙活动时期,正是藏民族形成的时期,也是苯教形成和发展的时期,由此,羌民族宗教文化对苯教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

      在羌人敬奉的神灵体系中,天神阿爸木比塔(羌语天神、天爷之意)地位至尊,木比塔以白石作象征,在家庭中供于屋顶塔子上,寨子里供于神林中。传说他按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人类和宇宙间的万物。[22]传说人间的粮食种子是他赠给三女儿木姐珠带到地上的。[23]天神居住在人神交界的神山喀尔克别山上,同时,在古羌人的观念中,一直有对白石的崇拜。从语言角度看,藏族有一种习俗叫“俄博”,即祭山的意思,羌语称石头为“俄”或“俄鲁”,不论在青藏高原文化圈还是在汉语里,山与石的含义均相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羌民族宗教文化与藏汉文化的血缘关系。羌族自古就有神灵是居住在天庭上的观念,人与神有密切的关系。雪山离天庭最近,是通向天庭的梯子和关口,神灵下凡上天均须经过高山,而人间的祭天、祈雨等仪式,自然也应在高山或高台举行。因此,羌族一年一度的祭山会又名祭天会,是羌族最隆重的祭祀仪式,表面看是祭祀山神,实质主要是祭祀天神,羌族的雪山崇拜与诸神有关,包融了对天神及其他诸神的崇拜。

      苯教在万物有灵信仰基础上,认为天有天神,并且天神为最尊。与羌民族宗教文化一样,“天”在原始苯教观念中是一个独特和至高无上的‘神灵’概念,一切神圣事物均来源于“天”而又归于“天”,苯教习惯将一切神圣事物尊称为“天降之物”。传说中的雅砻部王室始祖聂赤赞普,并不是雅砻本地人,而是来自神所居的天界。“天神自天空降世,在天空降神之处上面,有天父六君之子,三兄三弟,连同墀顿祉共为七人。墀顿祉之子即为墀聂墀赞也。来做雅砻大地之主,降临雅砻地方。当初降临神山绛多之时,须弥山为之深深鞠躬致敬,树木为之奔驰迎接,泉水为之清澈迎候,石头石块均弯腰作礼,遂来做吐蕃六牦牛部之主宰也。……降临雅砻地方,天神之子作人间之王,后又为人们目睹直接重返天宫。”[24]“圣神赞普鹘提悉补野自天地浑成,入主人间,为大蕃之首领。于雪域高耸之中央,大河奔流之源头,高国洁地,以天神而为人主,伟烈丰功,建万世不拔之基业焉。”[25]聂赤赞普自天宫而至人神交界的神山绛多山时,与羌族祖先神木比塔自喀尔克别山而来如出一辙。

      多数原始苯教神灵没有具体形象,每一家、每条道、每一灶都有不同的、不知名的、无具体形象的家神、门神、道神、食神、灶神等等。“神祗繁多、神话丰富是藏族苯教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苯教文化渐使整个藏族文化趋于神秘性的重要原因,也是苯教文化影响整个藏族文化内在价值的要素。”[26]活跃于藏族民间的原始苯教神祗地位是平等的。同样,在万物有灵信仰下,羌人的神只是心目中的一种观念,神是没有偶像的,一律以白石代表。唯一例外的是羌族端公所供的祖师神阿爸木纳。“释比”所尊奉的阿爸木纳以猴头为偶像。阿爸木纳本是天神阿爸木比塔家里专管驱邪、治病、送鬼、占卜的神。汶川威州以北至茂县一带有这样的传说:释比祖师在西天取经的归途中,因睡着而经书被白羊啮食,祖师忘掉了所学经文。后经一金丝猴指点,买下白羊屠之,食其肉,取其皮以作鼓,作法时以击鼓为节奏,经文便能全部忆起。后在释比旅资匮乏的情况下,金丝猴又引导释比归路。为感谢金丝猴相助之恩,祖师将已死的金丝猴头奉为祖师,以猴皮作帽。从此,猴头用白纸衬垫,供奉于释比家中神龛上,于每年春节前新贴上一副春联,并在每年正月初二添加一层白纸垫上。释比作法事前要在猴头神前烧香蜡纸钱,以求保佑法事灵验。

      目前考古证实,自旧石器时代起,藏民族就活跃在青藏高原上,逐渐演变成西藏的色、穆、董、东四大氏族。关于藏族的远古先民从古人氏族演变成“四大氏族”有美丽传说,即“神猴与岩魔女结合”的西藏传统说法。据藏族古史记载,在今西藏山南的泽当地区,神猴(菩萨)和罗刹女结合而生出的六只幼猴,其中的四只猴子发展为藏族的远古四大氏族,即色、穆、董、东。《总遗训》载述“初始有六猴雏。总之,俟后繁衍众多,分为四部,并彼此发生争执,此即所谓西藏四人种:斯、穆、桐及冬等四种血统。”[27]羌族释比成为唯一具有沟通人神能力的人。阿爸木纳是从天神那里来的,他在神道系统中权力很大,所以羌族释比作法事请神灵时可以直呼其名,只有请阿爸木比塔时,才用眼神表示对其的尊敬,对其他诸神,则呼名到场站着,释比自己却坐着不动,绝不向神灵叩头作揖,对鬼怪,释比则更不客气,动辄咒骂打杀。直到现在.羌族释比作法事时,一般都要请祖师神阿爸木纳前来帮助。在苯教文化里,传说聂赤赞普是受观音菩萨授以加持,遂往西藏为王,致使西藏属民安乐的。关于聂赤赞普抵达人间,《贤者喜宴》记载经过是:据谓于第十三天,即自色界光明之须弥山,观音菩萨以加持之力、慈悲之心下凡而为人主。实际上,聂赤赞普应是雅砻部落联盟中的英雄人物,只不过是在苯教文化祖先崇拜等宗教文化背景下被不断增饰而成为神。

      (三) 羌民族宗教文化与藏传佛教的历史文化渊源

      大约公元 7 世纪中叶,佛教开始从天竺和唐朝两路向吐蕃传入,在青藏高原上形成藏传佛教。今川西北高原藏羌民族地区,在两晋南北朝时期曾是巴蜀佛教集中传播的两个地区之一,羌民族宗教文化与藏传佛教的历史文化渊源与吐蕃、吐谷浑及隋唐对羌区的反复争夺密切相关。

      吐谷浑最初为徒河鲜卑慕容部的一支。鲜卑是秦汉时期活跃于今内蒙古东北额尔古纳河以南,到今辽宁西喇木伦河以北广大地区的游牧民族,属于东胡的一个支系。吐谷浑部落自离开辽水流域后一直向西南迁至今青海境内,以河湟谷地为中心,征服羌部落,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晋元帝建武元年(317 年),吐谷浑卒,其长子吐延嗣位,开疆拓土,后经树洛干、阿豺等几代吐谷浑王的努力开拓,兼并部分羌、氐部落,不断开拓疆土,在羌地建立了稳固的民族政权,吐谷浑逐步成为西部地区疆域辽阔的民族政权。其最强盛时期的统治疆域包括今新疆东南部(今新疆若羌、且末一带)、四川西北部、青海和甘肃南部的广大地区。吐谷浑及其率领的鲜卑部落迁至河湟谷地后,逐渐与当地羌族及其他土著融合,由游牧而农耕,逐渐形成了一个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与鲜卑族有区别的新的民族共同体。[28]另一方面,松赞干布稳固了雅砻部的根基之后,又通过连年的武力扩张,使其势力扩展到包括今西藏全部、青海大部分、甘肃和四川之一部分以及今尼泊尔境内的广大地区。609 年,隋炀帝率兵出征吐谷浑,击败伏允,吐谷浑由强盛走向衰落。公元 663 年,吐蕃终于吞并吐谷浑。公元 641 年,唐太宗遣文成公主入藏,松赞干布在柏海(今青海札陵湖)等候迎亲。上述吐谷浑西迁以及吐蕃和隋唐王朝对羌区的战乱争夺和统治过程,对该地区的羌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医药、种植业、文化艺术以及民族宗教文化的变迁传承等产生深刻影响。虽然羌民族宗教文化一直受到中心势力挤压、限制,但由于藏彝民族走廊的庇护,羌民族宗教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呈现出流动性、边缘性、古老性、遗存性,变异性和顽强性等显著特征。

      同时,另外一个方面,羌民族宗教文化、汉王朝文化等又对藏传佛教、苯教以及藏区文化及生活产生影响。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芜菁及一些蔬菜等农产品种子,并积极推广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及冶金、农具制造、纺织、碾米、酿酒、造纸、缫丝等手工技术。此外,文成公主还在每天礼佛之余教吐蕃妇女如何碾茶、煮茶和品茶,在吐蕃传播中原地区的茶文化。《西藏王统记》中有文成公主携释迦牟尼佛像入吐蕃的记载,该像至今仍被供奉于大昭寺内。据《玛尼宝训》载,文成公主将汉地之“十四种寺院法规施行法”传入吐蕃,并亲自担任施主,让唐朝入蕃僧人大寿天与吐蕃僧人拉隆多吉贝负责将汉文佛经译成藏文。金城公主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金城公主在吐蕃开创了“渴佛之供”及“七期祭祀”等佛事活动。这一切都促成了汉地佛教在吐蕃社会的兴起。自文成公主入藏(641 年)至高宗龙朔三年(663 年)期间,唐蕃之间“申以婚姻为好,结为甥舅之国,岁时往复,信使相望。”[29]景龙三年(709年) 唐中宗又以所养雍王女金城公主许嫁吐蕃赞普。开元十九年(731 年),吐蕃遣使至唐,以金城公主之名求赐《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汉文典籍,在很多汉文书籍传入吐蕃之时,吐蕃也不断派人到唐朝学习汉族文化。金城公主“不仅在入藏时带去了中原文明,而且入藏后,在她的请求下儒家经典及其他重要文化典籍也源源不断地传入西藏……金城公主和文成公主在汉藏关系史和藏族文明史上犹如两颗明珠,灿烂夺目。”[30]藏族史学家指出“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两人在吐蕃生活了数十年,其间为唐蕃的太平与亲密友好关系奉献了一份怎样的厚礼,根本无法估量。”[31]我们从许多藏族史籍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古时候西藏人都有自己的姓氏。吐蕃政权崩溃之后,很多佛教教派陆续兴起,开始盛行以佛教思想来给人取名,从而姓氏就逐渐失传了。然而在青海和康区等一些地方,仍然有称呼姓氏的习惯。但是,从藏族先民的姓氏演变史,可以看到,“吐蕃社会在未进入悉补野家族统治之前,就已经处在父系氏族传承占主体的社会发展阶段,在此之前基本上都属于靠血缘亲情维系的部落关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吐蕃王朝建立之后。”[32]

      泰勒指出“宗教的最低限度定义,是对神灵的信仰。”[33]藏区苯教在万物有灵观念下认为山有山神和山妖,树有树精,江河、湖水、山泉、地下皆有龙。人若有灾病,皆因得罪神鬼所致。其简单的禳解法,以煨桑开道迎请神灵,然后梵烧食物,神鬼嗅味而饱之,再不加害于人。若有疑难,以五彩靴带占卜,可知吉凶。以门窗涂黑色,门前画雍仲图案为镇邪。佛教传入后,藏民族又把佛教的神灵系统和高原远古神灵世界杂糅,发展成一个包罗宇宙万象的神灵世界体系。六道轮回、因果报业、十二缘起以及此岸与彼岸等佛教理论契合原始苯教万物有灵观,在原始苯教文化观念中“神灵都有善恶双重性格:当人们祭拜他们时,他们会帮助人们实现自己的愿望;当人们得罪或无视他们的存在时,他们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所以,藏族人对自然、环境以及所有的熟悉或陌生的生灵都是敬而远之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危险无处不存,神灵无处不在,因此,他们做每一件事,首先想到的是神灵。”[34]

      三、小 结

      僻居在特殊的藏彝民族走廊、岷江河谷、雪山台地之间的羌人,其民族宗教文化不可避免地与苯教、藏传佛教和道教产生深厚的历史文化联系。千百年来人地关系演变、汉藏民族宗教文化及自身民族信仰传承的共同作用使得羌民族宗教信仰呈现多元混杂表现形式。“羌民并没有中心的宗教信仰,他们同时崇奉巫教、道教与佛教,也同时请各人的宗教师来替他们解决困难。他们对于宗教本由于一种敬畏之心,用贿赂的手段来对付神佛,至于对付鬼怪呢,他们自己也无办法,只有烧点钱纸解决而已,如果请了端公,那就老实不客气地驱之逐之。他们并无宗教派别的观念,凡对他们有利的神就敬拜,对他们有害的鬼怪就赶逐。所以在一个小小的寨上,同时有道士和端公为一般羌民作人与神鬼之间的传达。”[35]

      羌民族宗教文化是青藏高原文化的有效构成,万物有灵和祖先崇拜始终是羌民族宗教文化的核心信仰。地处汉藏之间的羌民族,其民族宗教文化与道教、苯教及藏传佛教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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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孔又专.略谈道教与古羌民族宗教文化的汲取与融合[J].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0(6):55.

      [16] 关于苯教形成的时间,专家说法不一。时间最早的说法是笃苯形成于聂赤赞普(gnya′- khi- btsan- po)时期,即大约公元前 117年前,相当于西汉武帝执政时期(前140—前87 年)。洽苯是止贡赞普(gri- gum- btsdn- po)时,即大约公元一世纪,相当于东汉初年。(朱越利.藏传佛教和道教[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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