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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畏山寺学派与海上丝路佛教文化传播 [郝唯民]
     
    [ 作者: 郝唯民   来自:《法音》   已阅:1277   时间:2016-12-7   录入:yangsihan

     

                                    2016年12月7日 佛学研究网

      史书记载的中国海上贸易,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汉武帝时期。《汉书·地理志二十八下》记述了这一海上丝路的主要航线:

      自日南,合浦,徐闻,船可航行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四月,有邑卢没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自黄支船可行八月,到皮宗,船可行二日,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其路线是:从中国东南海港徐闻(今广东雷州市岛南端)、合浦(今广西合浦)等地出发,经中南半岛和马来半岛,到达印度东海岸的黄支国(今印度康契普拉姆)和已程不国(狮子国之音译,即今斯里兰卡)。中国的贸易商船抵达狮子国之后返航。

      由于狮子国在古代海上丝路航道位置上的重要性, 长期以来一直是南海与印度洋海上贸易的集散地和中继站。在此基础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兴起海上贸易航线上的佛教文化交流的热潮, 狮子国作为这一贸易和文化航线的起点和终点站,在中印佛教文化交往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时交州是东西交通海上的门户,“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徼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朝贡。后汉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永建六年(131),日南徼外叶调王便遣使贡献。”

      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和造船技术的进步,使得海上丝路在三国至南朝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国和东南亚及西方的海上交往十分发达。南海和印度洋上,一派巨舶来往穿梭的繁盛景象。公元226年,吴国分交州为交、广二州,以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四郡为广州,州治番禺,广州之名自此始。海南岛及南海诸岛属广州管辖。

      南方的宋、齐、梁、陈四个朝代,都比较重视发展海外贸易和友好交往。中国船舶自南海、印度洋西航,印度洋沿岸及东南亚国家船只东来。

      海上丝路对于文化传播的作用十分明显。佛教僧人频频来往,是南海“丝绸之路”繁盛的重要特征之一。从海路来到广州的佛教僧人,最早见于记载的当推西晋惠帝光熙元年(306)天竺名僧耆域。东晋著名高僧法显从印度返中国时,曾穿过整个南中国海。他撰写的《佛国记》内记载从印度、斯里兰卡到广州的航程,其中从爪哇取道南海需50天。其后中外许多著名僧人通过海上丝路相互传经布教。如宋时天竺高僧、禅宗东土初祖菩提达摩来到广州西来庵(今华林寺)传教,后又北上经建康(今南京)到达河南嵩山少林寺。

      佛教由陆路传入中国,最早在汉明帝时期,而从海道传入则在南北朝,首先登陆岭南。目前所知最早的早期僧人,首推昙摩耶舍,他于东晋安帝隆安五年(401)航海扺达广州,创立王园寺(今光孝寺的前身),译经传教。昙摩耶舍堪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传播佛教的先驱。

      交通路线的开辟与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魏晋以来,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加之中西陆路交通的新发展,外国僧人译经传教者无惮夷险,远涉艰关,沿着“丝绸之路”于南天竺随舶泛海达广州。中天竺人求那跋陀罗先到狮子国,随舶泛海于宋元嘉十二年(435)至广州。南北朝时期,往来南海海路的中外僧人还有智严、昙无竭、道普、佛驮跋陀罗、求那跋摩、僧伽婆罗、拘那罗陀(真谛)、须菩提等人。

      狮子国与东晋南朝的佛教因缘:南朝《梁书》首次记载了东晋时期与狮子国的海上文化交流事件:“狮子国,……晋义熙初,始遣送玉像,经十载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洁润,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梁书》五十四《诸夷列传》)又据《高僧传》载“昔狮子国王,闻晋孝武精于奉法,故遣沙门昙摩抑远献此佛。”(梁慧皎《高僧传》卷十三《慧力传》)。这是史书所载狮子国优婆迪萨王(Upatissa 公元368-410)与东晋王朝的一段佛教文化交流的史实。

      时隔四载,高僧法显前往狮子国求法(411-412),时为狮子国大名王(Mahanama 410-432)统治时期。法显《佛国记》里记载了这一时期狮子国佛教社会的大量珍贵史实。

    刘宋元嘉年间(424-453)狮子国与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交流更加频繁。《宋书》记载了元嘉五年(428)的狮子国与刘宋王朝间的佛教交往:

      师子国国王刹利摩诃南奉表曰:谨白大宋明主,虽山海殊隔,而音信时通。伏承皇帝道德高远,覆载同于天地,明照齐乎日月,四海之外,无往不伏,方国诸王,莫不遣信奉献,以表归德之诚。或泛海三年,陆行千日,畏威怀德,无远不至。我先王以来,唯以修德为正,不严而治,奉事三宝,道济天下,欣人为善,庆若在己,欲与天子共弘正法,以度难化。故托四道人遣二白衣送牙台像以为信誓,信还,愿垂音告。(《宋书》卷九十七《夷蛮列传》)

      在此基础上,两国间的海路佛教交流渐次展开。元嘉六年(429)和元嘉十年(433)两批狮子国的比丘尼僧团随船主难提居士渡海来到宋都建康重建中国比丘尼僧团。

      《比丘尼传》卷二《慧果传》载:

      元嘉六年(429)外国舶主难提从师子国载比丘尼八人来宋都(今南京),住景福寺(以前外国尼未有来中国的,原先中国诸尼受戒但从大僧受)。时景福寺尼慧果、净音等欲如大爱道之缘(大爱道八敬得戒,五百释女以爱道为和上)重请受戒;时求那跋摩以西国尼年腊未登,又十人不满;且令学宋语,别因西域居士更请外国尼来满十数。嗣后元嘉十年(433),舶主难提复载师子国铁萨罗等十一尼来宋。先来诸尼已通宋语,因请僧伽跋摩在南林寺结界,次第重受尼戒者三百余人。

      此后,梁大通元年(527),狮子国王伽叶伽罗诃梨邪遣使寄书梁武帝:“欲与大梁共弘三宝,以度难化。”(《梁书列传》卷四十八)

      可以看出,在法显大师西域取经的东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和狮子国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已渐次展开。

      达罗王朝时期南印度的大乘佛教思潮兴起,狮子国沃哈利格帝萨王时期,大乘方广学说传入狮子国,无畏山寺便是当时接受和宏扬大乘思想的根据地。后世被称为“大乘上座部”。

      其实,无畏山寺学派,具有区域性的权威作用,与南印度的几所所谓“大乘上座部”寺院一道组成一个学派中心地,并从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值得关注的是法显回国所取的海道,这条自狮子国经爪哇岛至广州的海上交通线路成为日后印度洋与南海之间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保障。

      法显《佛国记》里较详细地记述了狮子国阿努拉特普勒时期佛教状况,所述的九个部分中有六部分都记述是无畏山寺方面的。这是极其珍贵的历史记载,基本上都是《大史》和《岛史》从未提及的史实。我们从中看到了当时有着五千僧人的无畏山寺僧团的强盛,所辖珠宝金银宝库,掌管制造货币的职能,承担着供养佛牙舍利的佛教社会的神圣职责,在当时的佛教社会中起着主导作用。

      法显《佛国记》里所记载的菩提树,一般认为是佛教初传时期由阿育王女儿僧伽密多长老尼携带的那株菩提树枝苗长成的。但法显法师所述及的昔日国王应是狮子国阿努拉特普勒时期的希利梅克万纳王(303-331)。他扶持当时强盛的无畏山寺僧团,同时与印度笈多王朝保持有良好的政治和宗教关系。佛牙舍利就是在他的统治时期由印度羯陵伽国护送到狮子国的。玄奘法师《大唐西域记》和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里所载摩诃菩提僧伽蓝或大觉寺,就是这位国王时期在印度摩揭陀菩提树旁建造的一座近千僧人的狮子国寺院,也是属于大乘上座部的无畏山寺学派的。这一点可从《法苑珠林》第三十八卷的一段记载得到佐证。值得关注的是这两部游记里的多次记述的这座寺院,是当时接待和培养各国僧人的著名中心寺院。中国僧人和护法在此寺院立有数枚碑文。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的求法汉僧中有不少就是长期或短期在这座寺院研习修行并前往狮子国观礼佛牙的。不仅如此,狮子国僧当时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重镇爪哇、缅甸等地也建立了以无畏山寺为名的佛教传播中心。根据发现的公元792年爪哇的夏连特拉王朝时期的碑铭的一段诗句,我们知道这是为传播佛教文化的狮子国无畏山寺学派僧人而建的。12世纪在缅甸阿努律陀王统治时期,也为在那里的无畏山寺学派弘法僧人建造(素曼格勒)。由此看出,无畏山寺学派建立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佛教教义和文化传播中继站,成为了国际上佛教高僧交往和佛教文化交流的主要桥梁。这个学派的势力范围主要分布在狮子国和南印度。不空三藏就曾被称为南印度狮子国人。因此从东晋南北朝时期开始的海上佛教交往中,有不少高僧均从狮子国渡海来到中国传译佛典,那不仅仅是因为地理位置上的优势,更可能是由于所谓大乘上座部的无畏山寺是无畏山寺学派的中心,后期由这个中心逐渐蔓延到了海上丝路沿线国家。(信息来源:《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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