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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西回鹘摩尼教稽考
     
    [ 作者: 杨富学   来自:中国民族宗教网   已阅:319   时间:2017-9-8   录入:wangwencui

     
    2017年9月8日    佛学研究网

        摩尼教是公元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Mani,216~277年?)所创立的一种宗教,它摄融了早已在中亚流行的祆教、诺思替(Gnostic)教、景教和佛教的各种因素,主要思想则为世上光明与黑暗斗争的二元论。摩尼教在波斯曾盛极一时,后来因受到波斯王巴拉姆一世(Vahrām I,274~277年)的残酷迫害,教徒流徙四方。其中向东的一支进入河中地区,以后逐渐东传至中国内地,再于763年辗转传入回鹘国中,在漠北取得迅猛进展,迅速替代了原来盛行的萨满教而一跃成为漠北回鹘汗国的国教。[1] 840年,漠北回鹘汗国在天灾人祸的交困下分崩离析,民众大部外迁,除部分南奔唐朝外,大部西迁。西迁回鹘大致分为三支,一支奔至吐蕃统治下的河西走廊,先后以甘州(今甘肃张掖市)、沙州(今甘肃敦煌市)为中心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甘州回鹘和沙州回鹘;另一支逃往中亚葛逻禄统治区,建立了哈喇汗王朝;第三支入新疆,以高昌、北庭为中心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又称西州回鹘。在西迁回鹘中,摩尼教继续为回鹘王室所信奉,拥有相当高的地位。

      关于漠北回鹘[2] 及高昌回鹘[3] 之摩尼教,笔者已有专文进行过论述,这里仅就河西回鹘摩尼教流行的情况略作考论。[4]

      一、甘州回鹘之摩尼教

      根据新旧《唐书》的记载,回鹘早就在河西有所活动。早在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就有回鹘别部——契苾部六千余家在契苾何力的率领下来到沙州,被唐朝安置在甘、凉二州。唐高宗初,回鹘首领婆闰曾助唐平定突厥叛乱,立有战功,唐由此而于总章元年(668)迁其有功部落于甘州。武则天时,东突厥复国,进攻漠北回鹘的根据地乌德鞬山,一大批回鹘人遂在其酋长的带领下南奔甘、凉之间,唐取其精骑充赤水军。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攫有河西,当地回鹘遂成吐蕃部属。[5] 840年以后,更有大批的回鹘人自漠北迁往这里。由今张掖(甘州)北出额济纳河(今黑河)、居延海抵蒙古国翁金河流域一线,自古以来就是河西地区与漠北交通的要道。回鹘人沿该道从漠北南来自是情理中事。在河西地区,甘州是回鹘人较为集中的聚居区,此外尚有散布在河西和陇右的诸多部落,见于记载的有贺兰山回鹘、秦州回鹘、凉州回鹘、合罗川回鹘、肃州回鹘和瓜、沙州回鹘等。

      吐蕃对回鹘的统治为时不长,842年吐蕃王国发生内乱,统治阶级分裂为两派,互相争战。848年,沙州土豪张议潮乘吐蕃内乱之机发动起义,得到各族响应,很快推翻了吐蕃在沙州的统治,接着又出兵攻占了瓜、伊、肃、甘、鄯、河、西、岷、兰、廓十州。唐宣宗置归义军于沙州,以张议潮为节度使。河西回鹘诸部遂归张氏归义军所辖,其后势力逐步壮大。

      至于甘州回鹘何时独立建国,学界则见仁见智,说法不一。有的认为立国时间应在884年以前,也有人认为是在872年,此外还有将立国时间定在884~887年之间、890年、894年、895~900之间及10世纪初等多种意见。[6] 概言之,至迟于10世纪初期,甘州回鹘国已经建立,并经过不断地东征西讨,基本上控制了河西地区。境内民族除回鹘外,还有汉、吐蕃和党项等。

      甘州回鹘立国之际正是河西地区强势迭起,民族变迁频繁,战乱纷仍的时代。吐蕃之强盛、西夏的崛起、沙州归义军政权的存在,都对甘州回鹘的生存构成极大的威胁。于是,甘州回鹘便采取了远交近攻的策略,积极发展与中原地区的关系,与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及辽、宋等都建立了良好的政治经济往来关系,特别是同中原地区的五代政府和北宋王朝,甥舅相称,贡使往来十分频繁。1001年,甘州回鹘遣使曹万通入宋朝贡,与之建立了反西夏联盟。此后,甘州回鹘屡屡向西夏发难,给西夏以沉重打击,并从其手中夺取了河西重镇凉州,基本上将西夏势力逐出了河西。但此后,西夏势力不断壮大,而回鹘内部却因缺乏统一的集权和割据势力增长而日渐衰退,1028年西夏发动突然袭击,攻克甘州,甘州回鹘灭亡。[7]

      大约自10世纪初开始,包括甘州回鹘在内的河西回鹘人,在当地久盛不衰的佛教文化影响下很快皈依了佛教。《松漠纪闻》卷上对甘、凉、瓜、沙回鹘佛教状况的记载就很能说明问题:

      [河西回鹘]奉释氏最甚,共为一堂,塑佛像其中,每斋必刲羊或酒,酣,以指染血涂佛口,或捧其足而鸣之,谓为亲敬。诵经则衣袈裟,作西竺语。[8]

      从洪皓的记载看,河西回鹘崇奉佛教,其祭祀仪式颇有讲究,先塑造佛像于堂中,每奉斋戒,必刲羊以奉,有时还饮酒以庆,酒酣后,以血涂佛口,有时甚至抱着佛足而呼叫,以表示亲敬。河西回鹘的这种血祭仪式,既有可能是受吐蕃苯教祭祀仪式的影响所致,也有可能来自于祆教。但就当时的历史情况看,祆教主要流行于高昌回鹘,河西回鹘罕见;加上吐蕃苯教有以牲口血抹口以示守信之俗,与河西回鹘“以指染血涂佛口”之俗即为相近。是故,笔者认为,相较而言,河西回鹘之血祭仪式受吐蕃苯教影响的可能性更大。[9]

      尽管绝大多数回鹘百姓都皈依了佛教,但回鹘王室仍以摩尼教是奉。在甘州回鹘中,摩尼教是颇受尊崇的,其法师被奉为“回鹘之佛师”:

      [后唐明宗天成四年(929)]八月……癸亥,北京奏,葬摩尼和尚。摩尼,回鹘之佛师也。先自本国来太原。少尹李彦图者,武宗时怀化郡王李思忠之孙也。思忠本回鹘王子嗢没斯也,归国赐姓名。关中大乱之后,彦图挈其族归太祖(李国昌)。赐宅一区,宅边置摩尼院以居之,至是卒。[10]

      这里的北京,即今山西省太原市。后唐以洛阳为都,以太原为北京。唐代,太原已有摩尼寺之设,已如前述。至后唐时,太原府又有“摩尼院”设立,位处回鹘王子嗢没斯后裔李彦图之邸第。在民众普遍接受佛教之时,回鹘王室却仍然坚持旧有的信仰——摩尼教,除了继承传统这一因素外,似乎还与摩尼教与王室间长期存在的特殊关系有关。我们在研究回鹘文文献发现,佛教文献汗牛充栋,在题跋中却少有提及回鹘王室者,而摩尼教文献尽管稀少,但不少都提到回鹘王室,佛教、摩尼教与回鹘王室间关系的疏密立见。如前引敦煌出土回鹘文摩尼教文书(P. 3049)有言:“上面四位圣明的国王(Xan)在众神中,在寻求真正幸福的众僧中寻求好运和洪福。在天界寻求贤明的智慧,就像日神一样美丽,像月神一样明亮,像雅各天使(yakow frišti)一样勇敢。这两种有力量的美名飘香四方。”[11] 在这里,神灵与国王的关系是至为密切的。

      甘州回鹘统治者如同漠北回鹘一样,也重用摩尼教高僧作为使臣出使中原王朝。史料有如下记载:

      [应顺元年(934)]春正月……回鹘可汗仁美遣使贡方物,故可汗仁裕进遗留马。[12]

      [应顺元年]正月,赐回鹘入朝摩尼八人物有差。闰正月,瓜州入贡牙将唐进、沙州入贡梁行通、回鹘朝贡安摩诃等辞,各赐锦袍银带物有差。[13]

      对于上述史料所载回鹘使的来源,学界还存在另一种不同看法,认为应来自西州。那么,这些使者究由何来?我们不妨看《册府元龟》卷九七六的另一条记载:

      是月(应顺元年正月),沙州、瓜州遣牙将各以方物朝贡。回鹘可汗仁美遣使献故可汗仁裕遗留贡物鞍马、器械。仁美献马二团、玉秋辔、硇砂、羚羊角、波斯宝绁、玉带。[14]

      这里出现有回鹘可汗仁美及故可汗仁裕,二者均为甘州回鹘的可汗。闵帝“赐回鹘入朝摩尼八人物有差”,显然是对这次回鹘朝贡活动的回报,只是未将此事前因后果一气写完,而是按照自己的归类原则将其分别置于“朝贡”项和“褒异”项来写。故回鹘摩尼使者只能是来自甘州,而绝非西州。

      值得注意的是,甘州回鹘之朝贡使名曰安摩诃,显然为一粟特人,说明漠北回鹘重用粟特人从事外交的传统在甘州回鹘得到继续。沙州使者为梁行通,学界一般认为即敦煌遗书P. 3718《敦煌名人名僧邈真赞·梁幸德邈真赞》之碑主梁幸德。《梁幸德邈真赞》的落款为:“于时清泰二年乙未岁四月九日题记”。[15] 梁幸德卒于清泰二年(935),以此推之,其出使后唐的时间当在清泰元年左右。清泰元年即应顺元年,据新、旧《五代史》记载,应顺元年四月改元清泰。[16]

      此外,《宋史》载景德四年(1007)十二月“己未,甘州僧翟大秦等献马,给其直”。[17] 其名既为“大秦”,或为西来之人。至于是否为摩尼教徒,未敢断言。

      由上述记载知,不管在甘州回鹘国还是在五代的后唐,摩尼教在回鹘王室及达官贵族中都具有相当高的地位。职是之故,回鹘摩尼僧的去世与殡葬,竟能引起后唐最高统治者的关注。同时,摩尼僧在甘州回鹘的外交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史书中竟以“专使僧”来指代回鹘摩尼僧。如天福三年(938)向后晋朝贡的使者中,就有来自甘州的回鹘专使僧,《册府元龟》卷九七六载:

      [天福]三年五月,回鹘朝贡使都督翟全福并肃州、甘州专使僧等归国,赐鞍马、银器、缯帛有差。[18]

      这次朝贡活动又见于《新五代史·晋高祖纪》:“[天福三年]三月,壬戊,回鹘可汗王仁美使翟全福来。”其中的“专使僧”,据陈垣先生考证,指的实为明教僧,即摩尼僧,而非佛僧。正如他在《摩尼教入中国考》中所说:“五代时期回鹘退保甘州,与于阗、高昌等,皆为今甘肃新疆地,固当日摩尼教流行之地也。”[19]

      综合二文献的记载,可以看出,甘州回鹘使者抵达晋京汴(今河南开封市)的时间是天福三年三月,逗留至五月而归。同行者有可汗的贡使“都督翟全福并肃州、甘州专使僧”。说明甘州回鹘可汗倚重摩尼教徒,常派遣摩尼僧出使中原,故出使僧获得了“专使僧”的称号。然而,自乾德三年(965)以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复再见摩尼教徒向中原王朝入贡的事例,而多有以佛教高僧充任使节的记录。

      二、瓜沙回鹘之摩尼教

      瓜沙回鹘是河西回鹘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宗教文化相当发达。瓜州境内的榆林窟、敦煌境内的莫高窟、西千佛洞都名闻遐迩。回鹘在瓜沙地区的活动历史悠久,自840年回鹘西迁至于明朝初年,长达500余年。

      摩尼教是瓜沙地区回鹘人所信奉的主要宗教之一。关于瓜沙地区回鹘民族信奉摩尼教的情况,在成书于10世纪下半叶的文著作《世界境域志》中有如下记载:

      Khaiu(瓜州),为一个大城,商人居停之地。其政府为中国所派。其居民信奉摩尼教。

      Saju(沙州),属中国,位于山脉与戈壁间。是一个繁荣的地方,胜地很多,流水潺潺。[其居民]不作恶害人,尊崇摩尼教。[20]

      这一记载尽管记录的是10世纪下半叶瓜沙居民信奉摩尼教的情况,结合当时摩尼教流行的历史情况看,瓜、沙地区的摩尼教徒,大多都应是漠北回鹘汗国迁去的回鹘人。敦煌地区发现的为数不少的回鹘语摩尼教文献即具体证明了摩尼教在沙州回鹘中的流行。

      在敦煌出土的回鹘语摩尼教文献中,最负盛名的是用摩尼文书写的《摩尼教徒忏悔词》,1907年由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发现于莫高窟藏经洞,现藏伦敦大英图书馆,编号为Or. 8212-178(旧编号为ch. 0015),卷子式,共338行,文字秀美、清晰,包括15项具体忏悔的内容,全篇仅缺开首部分,是现存回鹘语《摩尼教徒忏悔词》中保存最完好的一件。[21] 此外,1908年8月15日,俄国探险家迪亚科夫(A. A. D’yakov)还于焉耆发现了另外一件《摩尼教徒忏悔词》,存文字160行,用回鹘文写成(图14)。[22] 其真正出土地应为吐鲁番。柏林藏本系1907年由格伦维德尔(A. Grünwedel)发现于吐鲁番地区。现已发现的写本就已超过20件,但多为有的用回鹘文书写,也有的用摩尼文书写。后经研究、甄别,始被确定为《摩尼教徒忏悔词》之译本。本文书译自粟特文,但粟特文原典却久已失传。[23]

      将敦煌本、吐鲁番、焉耆本综合起来,恰好可得足本《摩尼教徒忏悔词》。以上诸本中,伦敦所藏敦煌写本保存最完好,最不完整且不连贯的是柏林藏本,但每种写本都保存有其它两种写本所缺的内容,如伦敦本所缺的开首部分,在柏林本的残片中恰好就可以找到。写本所使用的文字不同,而且各抄本每行的字数各异,长短有别,故总行数也就大不一样。但将之结合起来,恰好可得足本。[24]

      除此之外,敦煌出土短篇回鹘文摩尼教文献还有6件,其中有三件都提到了Xan(可汗或王),可见,摩尼教与王室间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其一,P. 3071卷背第10~11行载:

      tägiŋim külug čo$lu$ xanïmïz küsi atï yadïlzun

      让我们有名望的、伟大的汗王的美名传扬四方。[25]

      其二,P. 3407卷背第12~13及14行两度出现该词:

      tükäl urunčaqlï$ ašnuqï kök täŋri xanï

      [拥有]所有抵押品的,是天王。

      alqïš yer täŋri xanï

      恩惠是地神天王。[26]

      其三,P. 3049卷背第2件文献的第10~11行载:

      alp qutlu$ ulu$ bilgä uy$ur täŋri uy$ur xan qutiŋa

      英勇、幸福、伟大而智慧的回鹘天可汗陛下。[27]

      而为数比之多得多的佛教文献却很少提到回鹘的可汗。这一现象足以说明,当时敦煌一带回鹘上层仍继承了漠北时代的传统信仰,继续尊信摩尼教。另有文献表明,敦煌回鹘的摩尼教与高昌回鹘王国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9~11世纪时,敦煌还设有摩尼教寺院,寺名在敦煌所出Or. 8212-161 (Ch. 0033) 突厥卢尼文《占卜书(Ǐrq bitig)》之跋尾中有所反映:

      1. bars : yïl : (e)ki-

      2. nti : ay : beš : y-

      3. ig(i)rimika : t(a)y-

      4. gün-t(a)n m(a)nïs-

      5. t(a)nt(a)qi : kičig :

      6. di(n)t(a)r burua :

      7. $uru äšid(ip) : ič(i)m-

      8. (i)z : isig : s(a)ŋun :

      9. itačuq : učü

      10. n : bitid(i)m :

      虎年五月十五[日],小僧在大云堂摩尼寺听“预言师”[讲],兹为吾人之兄长热将军itačuq写记。[28]

      其中的manïstan一词在吐鲁番等地出的回鹘文摩尼教文献中多有出现,指摩尼寺,系由中古波斯语’nyst’n(寺院)演变而来。[29] 该写本尾跋中的虎年五月十五日,据哈密顿考证,应为930年3月17日。[30] 至于Taygüntan,极有可能为汉语“大云堂”之音译。这里的“堂”,在摩尼教中指代的常为摩尼教殿堂,如敦煌所出《摩尼光佛教法仪略》(P. 3884)在讲到寺宇仪时,提到其有五堂:

      经图堂一,斋讲堂一,礼忏堂一,教授堂一,病僧堂一。右置五堂,法众共居,精修善业,不得别立私室厨库。[31]

      《册府元龟》卷九三一亦同样称摩尼寺为“法堂”。至于“大云”,则与回鹘摩尼教关系更为密切。如前所述,大历三年(768)“敕回纥置寺,宜赐额大云光明之寺。六年(771)正月,又敕荆、越、洪等州各置大云光明寺一所”。[32] 至于该大云堂摩尼寺与沙州佛寺大云寺有无关系,尚待学界进一步研究。

      另据俄罗斯学者克里亚施托尔内(Serger G. Kljashtorny)考证,《占卜书》第十九则预兆内容应与摩尼教有关。该预兆言:

      aq (a)t q(a)rš(ϊ)sϊn üč boluγta t(a)lulap(a)n (a)γϊnka ötügkä ïdmïš tir. qorqma, (ä)dgüti ötün; (a)yϊnma, (ä)dgüti y(a)lb(a)r tir. (a)nča biliη: (ä)dgü ol.

      人说,从三个国家现存马中挑选出来的一匹白马,被送到一个哑巴面前祈祷。他说:“不要害怕,好好地祈祷;不要担心,好好地恳求。”要知道,此兆为吉。[33]

      这段文字,诚如英国学者克劳森(G. Clauson)所言,“完全晦涩难懂”。[34] 克里亚施托尔内曾将其中的aq (a)t读作白色父亲而非白马,意思是一位摩尼教祷告者穿着白色外套。[35] 但茨默(P. Zieme)不同意此说。[36] 这里存疑不论。

      疑不论。

      注释:

      [1] 对这一问题的最新研究,可参见王小甫:《回鹘改宗摩尼教新探》,《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第88~106页;杨富学《回鹘改宗摩尼教问题再探》,《文史》2013年第1期,第197~230页。

      [2] 杨富学、牛汝极:《牟羽可汗与摩尼教》,《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2期,第86~93页;杨富学:《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回鹘米副侯墓志〉考释》,《民族研究》2015年第2期,第78~86页。

      [3] 杨富学:《高昌回鹘摩尼教稽考》,《敦煌研究》2014年第2期,第68~75页。

      [4] 关于河西回鹘之摩尼教,可参见钟进文《甘州回鹘和摩尼教的关系——兼述东西贸易中的宗教因素》,《西北史地》1992年第1期,第13~15页。唯失之过简,较少关注回鹘文、波斯文史料。

      [5] 高自厚:《甘州回鹘渊源考》,《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第10~17页。

      [6] 杨富学:《近年国内河西回鹘研究综述》,《敦煌研究》1992年第2期,第99页;荣新江:《甘州回鹘成立史论》,《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第32~39页。

      [7] 段连勤:《河西回鹘政权的建立与瓦解》,《西北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第81~82页;林幹、高自厚:《回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3页。

      [8] [宋]洪皓著,翟立伟标注:《松漠纪闻》(长白丛书),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15页。

      [9] 杨富学、张海娟:《论裕固族藏传佛教信仰的形成》,提交“汉藏密教国际学术研讨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and Tibetan Tantric Buddhism)”(耶路撒冷,2014年6月15-19日)论文。

      [10] 《册府元龟》卷976《外臣部·褒异三》,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1468~11469页。

      [11] J. Hamilton, Manuscrits ouïgours du Ⅸe-Ⅹe siècle de Touen-houang, tome 1, Paris, 1986, No. 5, p. 44。参见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24页。

      [12] 《旧五代史》卷42《闵帝纪八》,第615页。

      [13] 《册府元龟》卷976《外臣部·褒异三》,第11469页。

      [14] 《册府元龟》卷972《外臣部·朝贡五》,第11423页。

      [15] 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451页;姜伯勤、项楚、荣新江:《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第28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04页。

      [16] 郑炳林、梁志胜:《〈梁幸德邈真赞〉与梁愿清〈莫高窟功德记〉》,《敦煌研究》1992年第2期,第62页(收入郑炳林主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55页)。

      [17] 《宋史》卷7《真宗纪二》,第135页。

      [18] 《册府元龟》卷976《外臣部·褒异三》,第11470页。

      [19] 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国学季刊》第1卷第2号,1923年,第223~224页(收入氏著:《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54页)。

      [20] V. Minorsky, Hudud al-‘Ālam. “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a Persian Geography 372 A H.-982 A.D., London, 1937, p. 85;[波斯]佚名著,王志来译注:《世界境域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2页。

      [21] A. von Le Coq, Dr. Stein’s Turkish Khuastuanift from Tun-huang, Being a Confession-Prayer of the Manichaean Auditore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11, pp. 277-314; L. V. Clark, Uygur Manichaean Texts: Volume II: Liturgical Texts, Turnout: Brepols, 2013, pp. 11-28.

      [22] W. Radloff, Chuastuanift. Das Bussgebet der Manichäer, Bulletin de l’Académie Impériale des sciences 1909: 6, Sankt Petersburg, 1909; L. V. Clark, Uygur Manichaean Texts: Volume II: Liturgical Texts, Turnout: Brepols, 2013, pp. 29-38.

      [23] A. von Le Coq, Chuastuanift, ein Sündenbekenntnis der manichäischen Auditores, 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Berlin, 1910, Anhang 4; F. W. K. Müller, Handschriften-Reste in Estrangelo-Schrift aus Turfan, Chinesisch-Türkistan, II, 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Berlin, 1904, Nr. 2, S. 241-268; P. Zieme, Beiträge zur Erforschung des Xuastvānīft, Mittel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Orientforschung 12, 1966, S. 351-378; L. V. Clark, Uygur Manichaean Texts: Volume II: Liturgical Texts, Turnout: Brepols, 2013, pp. 39-82.

      [24] Л. В. Дмитриева, Хуастунифт, Тюрк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 -Л., 1963, стр. 214-232.

      [25] J. Hamilton, Manuscrits ouïgours du Ⅸe-Ⅹe siècle de Touen-houang, tome 1, Paris, 1986, No. 6, pp. 58-59;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12~213页。

      [26] J. Hamilton, Manuscrits ouïgours du Ⅸe-Ⅹe siècle de Touen-houang, tome 1, Paris, 1986, No. 6, p. 56; 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16~217页; L. V. Clark, Uygur Manichaean Texts: Volume II: Liturgical Texts, Turnout: Brepols, 2013, p. 224.

      [27] J. Hamilton, Manuscrits ouïgours du Ⅸe-Ⅹe siècle de Touen-houang, tome 1, Paris, 1986, No. 5, pp. 38-39; 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22、225页。

      [28] J. Hamilton, Le colophon de l’irq bitig, Turcica 7, 1975, pp. 12-14;[法]哈密屯著,吴其昱译:《沙州古突厥文占卜书irq bitig后记》,《敦煌学》第1辑,香港,1974年,第100~101页;Talat Tekin, Irk Bitig. The Book of Omens, Wiesbaden, 1993, pp. 26-27.

      [29] 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31~32卷合并号),1991年,第63~64页。

      [30] J. Hamilton, Le colophon de l’irq bitig, Turcica 7, 1975, p. 14;哈密屯著,吴其昱译:《沙州古突厥文占卜书irq bitig后记》,《敦煌学》第1辑,香港,1974年,第101页。

      [31]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9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86页;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32页;芮传明:《东方摩尼教研究·附录 摩尼教汉语典籍校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2页。

      [32] [宋]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下,《大正藏》第54册,No. 2126,页253b。

      [33] Talat Tekin, Irk Bitig. The Book of Omens, Wiesbaden, 1993, pp. 12-13.

      [34] G. Clauson, Notes on the “Ïrq bitig, 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 33/3-4, 1961, p. 221.

      [35] С. Г. Кляшторный, Мифологические сюжеты в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ик памятниках, Тюрк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1977, Москва, 1981, стр. 129-131.

      [36] P. Zieme, Review of Tyurkologicheskij sbornik 1977, Orientalistische Literaturzeitung 79/4, 1984, pp. 378-379.(信息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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