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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国际学术话语讲述中国宗教故事
     
    [ 作者: 游斌   来自:中国民族宗教网   已阅:153   时间:2017-9-11   录入:wangwencui

     
    2017年9月11日    佛学研究网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讲话中,把宗教学视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之一,提出要加快完善发展。这是在对宗教之于人类文明所具意义进行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作出的重要论断。宗教学对宗教这一社会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对人类最隐秘、微妙的心灵世界进行探索。一个完善的中国宗教学学科体系,既会对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产生广泛的辐射作用,又会在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中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宗教是中国故事中深沉而悠远的旋律

      中国是一个多宗教国家,宗教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佛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先后来到中国,既把异域文化的鲜明特色带到中国,又在与中华文明的相摩相荡中实现本土化,成为中国宗教大家庭中的一员。如果说中国故事是一首动人的乐章,那么中国宗教故事就是其深沉而悠远的旋律。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必须要讲好中国宗教故事。

      但是,一方面,由于中国文化重实践而轻理论、重直悟而轻详释的特点,常常只用廖廖数语来概括人们面对宗教问题应持的理念与原则,使人难入其堂奥。那些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宗教与政治、宗教与社会文化、宗教与宗教之间的好故事,也散落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之中,令人不得闻其详。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宗教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不降反升,在诸多重要的国际议题如全球反恐、国际移民、文明间的和平与冲突、生态环境保护、科技浪潮中的生命伦理、现代生活方式冲击下的婚姻家庭等议题中,宗教都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因素。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宗教学界进入一个活跃期,大学普遍开设宗教学系,以宗教为主题的研究协会人数渐增,各种解释和分析宗教与社会文化、宗教与文明对话之间关系的新理论、新学说不断推陈出新。这样,活跃且流派众多的国际宗教学理论与丰富悠远的中国宗教实践之间所形成的张力,一方面对我们提出挑战,另一方面又为我们提供新的可能,即:如何用国际学术话语讲述中国宗教故事?

      在国际学术话语与中国宗教故事之间寻找对接口,应该具备三个基本意识

      问题意识。如何处理多元宗教群体之间共存的问题,主流社会如何对待作为少数族裔的信仰群体、如何容纳外来宗教文明的问题,世俗政府与宗教群体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宗教间对话如何进行等问题,构成了决定国际宗教学学术话语的“元问题”。意识到这些“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能使我们还原和分解那些宗教学理论大家们“提出问题、筛选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以这种还原和分解之后的国际学术话语来讲述中国宗教故事,就不是生硬地将两个不相干的话语体系拼接在一起,而是一种有机的衔接。

      价值意识。中国宗教故事中蕴含着中国智慧所特有的价值与理念。以国际学术话语讲述中国宗教故事,不是说中国宗教的理念与实践只是一个消极的对象,等待着人们去把它“翻译”成一种国际学术界可以接受的话语体系。讲中国宗教故事,其实质是向世界讲这些中国智慧、中国价值。当今世界面临的诸多宗教问题,在作为多民族多宗教的统一国家的中国历史上都有所显现。中华文明以其独特的智慧为这些问题的解答提供了价值理念,诸如“神道设教”“和而不同”“因俗而治”“美美与共”“修己安人”等。以这些价值理念为引领,我们才有可能在国际宗教学术话语体系中,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因为中国宗教故事中体现的价值和理念,恰恰对当前世界面临的宗教问题有很强的针对性。

      理论意识。中国宗教故事具有非常丰富的素材,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智慧与精神,但在理论的系统建构与完整表达方面较为缺乏。用国际学术话语讲述中国宗教故事,需要先对国际知名宗教学家的理论体系加以拆解,梳理出它们的逻辑理路,理清其核心术语之间的架构方式,体会其理论力量之所在,之后才能在中国价值的引领之下,通过对中国宗教故事的生动叙述,搭建起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在此意义上,我们讲述的是中国宗教的故事,实现的却是中国宗教学理论体系的搭建。

      中国宗教故事具有世界普遍意义

      中国宗教故事丰富而精彩,其理念又深刻地蕴含着中国智慧与中国价值。对于当今深受宗教与民族问题困扰的世界来说,这些理解、面对和处理宗教问题的中国智慧、中国价值具有普遍意义。

      在政教关系领域。政治与宗教间的关系,居于宗教与一切社会文化因素之关系的首位。如何认识宗教的社会文化功能,发挥其在社会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是人类文明共同面临的问题。西方社会在长期的探索之后,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基本原则。但是,对于政教分离的确切边界、分离之后的政教之间又该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西方社会也仍然处于探索之中,不同国家也按照各自的国情发展出不同的模式。当前,西方学术界普遍意识到,政教分离应主要是狭义的政府与教会之间的分离,而在广义的政治与宗教之间,则不能简单地一分为二,而应该在它们之间发展更良性的、深刻的互动关系。而这又推动他们追问:宗教到底具有怎样的政治与文化功能?宗教与政治之间良性关系的模式如何建构?恰恰在这些方面,中国宗教故事可以提供丰富的素材。

      对于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复杂关系,中国的哲人们很早就形成了深刻的认识。《易经》中“神道设教”的理念,它的基本精神就是:对于各大宗教的神灵世界,政治家应采取存而不论、远而敬之的态度,其更重要的是发挥宗教的人文教化功能,使百姓目有所观、耳有所听、心有所感、感而化之、化而行之,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这是一种对宗教的人文主义理解,也可以说是一种“精神人文主义”。在此理论基础之上,中国政治家和宗教家发展出一种政治与宗教之间良性互动的政教模式,也就是说:“道(即宗教)非圣(即政治)不弘,圣非道不大,道圣符契,天下文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吸收了这样的中国智慧,认为虽然共产党与宗教之间存在意识形态差距,但在社会实践中,坚持“信仰上相互尊重、政治上团结合作”,与宗教界结成社会主义建设的统一战线,鼓励宗教界在经济社会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因此,中国文化以“神道设教”为理论基础而在政教之间建构良性互动的合作关系,以及由此而发生的诸多宗教与政权之间的故事,与当今国际学术界以约翰·希克为代表,并由此而上溯至康德的人文的、道德的宗教学理论可以相互呼应。以希克的宗教学理论来讲述中国宗教的“神道设教”和“道圣符契”,可以促使国际学术界认识到中华文明的人文主义宗教观的价值,并引导人们思考比一般意义的“政教分离”更具内涵的政教关系互动模式。

      在宗教间关系领域。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宗教多族群的国家,并且作为欧亚大陆的重要一员,中国与其他民族和宗教长期交流互动,欧亚文明的各种宗教都先后进入中国。多元宗教的交流、共存与互鉴,构成了中国宗教故事的斑斓底色。如何处理多元宗教之间的关系,使各个声称终极真理的宗教能够和平共处、彼此接纳,进而共同致力于人群的福祉,“多元宗教”这个对于欧美文明来说的现代问题,一直就内在于中国智者们两千多年的思考与实践之中。他们的理念提炼和实践操作,我们可统称其为“宗教多元主义的中国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两条原则,即《中庸》所谓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以及《论语》所讲的“修己安人”。以此原则为指引,中国宗教普遍具有既保持自身特性又彼此深入学习的特点,一人兼通数教、兼治多教经典是普遍现象。不仅中国本土的儒家与道教之间存在深层次的相融相入,而且那些源于异域的外来宗教在进入中国的社会文化之后,也很快就相互渗透和彼此融通。

      多元宗教之间的相互欣赏与彼此学习,正是当代国际宗教学界在讨论宗教对话、文明互鉴时所推崇的价值理念。自上世纪末以来,人们意识到以往宗教对话中追求所谓“全球伦理”或某个共同的“终极实在”是不可行的,强调多元宗教对话的前提不应该是某些所谓共同之处,而恰恰应该是各个宗教的差异性和个殊性。当今以经文辩读和比较神学为代表的宗教对话思想认为,文明间的互鉴不应是“求同”,而应是“求通”,互鉴的目的恰恰是要使每一种宗教或文化的个殊性得到更好的坚持,即所谓“美美与共”。在此意义上,这些宗教对话理论恰恰诠释了“道并行而不相悖”中的“道”之为复数的理念。与此同时,它们提出宗教间“跨越边界的深度学习”的理念,认为比较是一种深层次的互鉴,通过看见他人发现更好的自己,把比较与互鉴当作宗教在新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的途径。这些学术潮流的话语是新颖的,但其理念却与古老的中国智慧是一致的,即:以比较为“修己”之途,以“安人”为比较之果。2011年,中央民族大学设立“比较经学与宗教间对话”引智基地,致力于对中国宗教的这些本土经验加以国际学术话语的表达,从而以中国智慧引领世界人们对共同问题的解答。

      在宗教的中国化领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讲话中曾指出:“2000多年来,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先后传入中国,中国音乐、绘画、文学等也不断吸纳外来文明的优长。”在这些外来宗教进入中国前,中华文明已经发展成独立而成体系的文明形态。因此,这些外来宗教的中国化,与中国文明吸收这些外来宗教的优长,构成中国宗教故事一块硬币的两个方面。由于佛教、伊斯兰教与基督教都是当今世界的主流信仰,因此,向世界阐述这些外来宗教的中国化,具有特别的国际意义。

      在与中国本土道教、儒家相适应的过程中,产生了中国佛教的典型代表:禅宗,它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高峰。伊斯兰教进入中国后,也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靠拢,产生了一批“以儒诠经”的“回儒”,他们一方面忠诚于信仰的伊斯兰传统,另一方面又真诚地进入儒家的经典体系,甚至认为穆斯林对安拉的服从,可以帮助他们建立儒家的正心诚意、修齐治平的伦理和社会秩序。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也回归到儒家的古代典籍,以儒家的经学为基础,建立起基督宗教的信仰体系。在其影响之下,无论是来华的传教士,还是皈依的中国士人,都以回归儒家原始经典、旁征博引“四书五经”为能事,以至于中国天主教的思想成果,最初是在儒家经学里面建立起来的。

      就此而言,与欧洲世界长期奉行“归化”政策不同,中国文化政策的基调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各种宗教既保持了它们原有的特色,又从思想、制度到礼仪经历了深刻的中国化过程。外来宗教的中国化,以及各种宗教彼此之间的深度学习与互鉴,共同构成了中国宗教既多元并立又彼此通和的局面,我们可称之为“中国宗教的多元通和模式”。对当今世界而言,已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回到过去那种独尊一教的模式,而简单地以宗教信仰自由为据,采取宗教多元并立但互不往来的现代模式,也必将造成人群之间的割裂与冲突。通过用国际学术话语讲述中国宗教故事,阐述这种本于中国经验的宗教多元通和模式,也许能够为当今世界解决文明如何对话、宗教如何交流互鉴问题提供一个有益的方案。(信息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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