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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城古寺藏国宝级壁画 跨越六百年再次惊艳世人
     
    [ 作者: 陆波   来自:凤凰佛教   已阅:307   时间:2018-3-7   录入:wangwencui


    2018年3月7日    佛学研究网

        2016年12月,藏有明朝壁画的法海寺经过整修重新开放。这是一条普通的消息,但“明朝壁画”确实是无与伦比,跨越近六百年时空再次惊艳世人。我不知如何形容我们的幸运,至少,我们比乾隆皇帝幸运。

        乾隆对艺术珍品的痴迷是以实际据为己有著称的。但在其长达八十九年的人生里,他并不知道一处有着绚丽明朝壁画的地方,幽幽地遥视京城,隐身于世间。

        法海寺在京西石景山模式口,即使当下京城已经膨胀到如多层巨无霸大汉堡的程度了,这里还是显得有些荒僻。公交车只到达离这里还有两三公里的地方,来寻访的人们需要迈开腿再朝翠微山走上一段距离,才能找到这间坐落半山的不算大的寺院。据说,平常日子来参观的全天也就二三十人,周末好点,能有五六十人。即使这般可怜数字,来访的人们基本上也只是奔着一个目标——瞻仰那共计九铺的惊世骇俗的明朝壁画,或者说是15世纪中期的汉地寺院壁画。

        20世纪30年代,先后有两位西方女士造访此地。第一位是1933年时来自德国的二十四岁年轻姑娘赫达•哈默(就是今天人们熟知的小莫——赫达•莫理逊),她有着天生的好奇心和冒险精神,刚到北京热血甫定,就打听怎么去法海寺。她进入寺院后发现大殿里有大幅明代壁画,激动不已。年轻的她不可能清楚这些壁画的价值,只是觉得有趣,并记录道:

        最有意思的寺庙是法海寺,这是一座不大而颇具景致的寺庙,它以保存完好的明代壁画而受人关注,壁画在大殿的墙上,永远位于阴暗处,处于非常好的保存状态,要描绘它须将屋瓦挪开,才有一个好光线。

        于是,鲁莽的她为了制造好光线拍下大殿里的情形,竟然拆了小汽车喇叭,用里面的橡皮球茎对着点燃的副醛燃料吹镁粉,试图造出镁光的巨大光亮,帮助她拍出清楚的壁画。结果此举引发了一次小型爆炸,非但没能成功拍照,还把自己灼伤险些毁容。她只是收获了一些勉强可见的罗汉雕塑的照片,壁画拍摄并不成功。

        四年后,英国女士安吉拉•莱瑟姆也寻到法海寺,这次她不但成功地将壁画、雕塑等拍摄下来,还写了一篇游记发给当时的《伦敦新闻》画报。她的文字透着女性的细腻与感性:

        在辽阔的华北平原上,有一座造型极其优美的佛教寺庙。……有一位剃了光头的年轻人将我们迎入了一个寺庙庭院之中,并沿着石阶往上走,来到第二个庭院,那儿有和尚在拆除为牡丹花穿上的越冬稻草衣。这就是法海寺。

        “第二个庭院”即主殿之前的庭院,自然他们进去是找壁画的。当然,她比赫达•哈默更具有安全意识,她很聪明地用一面大镜子把室外灿烂的阳光折射进大殿,拍下了一批质量尚可的照片。她还写道:

        这幅深藏不露、迄今默默无闻的壁画堪称世界上最伟大的绘画作品之一!我敢说自己从未见过其他任何绘画能具有那么崇高和迷人的风格。

        她这篇图文并茂的报道在西方世界引发巨大轰动,这毕竟是对15世纪中叶东方壁画艺术的一次重大发现,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法海寺以其明朝壁画艺术在西方反而比在中国更出名。

        今天,每日去法海寺的那三五十人就是专程去看壁画的,他们被某种小众而高雅的风闻所染,探奇或者附庸各有其好,因为法海寺壁画名气大,被艺术史学家归类于中国古代三大壁画艺术瑰宝之一,其他为敦煌壁画、永乐宫壁画。一个貌不惊人的小小寺院以艺术价值闻名,这反而夺其宗教光芒,让人们忽略了其实这原本是一间皇帝赐额、太监牵头修建的佛教寺院。如果寺院最初的兴建者——历经四朝的太监李童——知道会有今天这么个奇怪的结局,他会想办法把自己也绘到壁画上的,哪怕躲在一个角落。事实上,他在原大殿雕塑的十八罗汉群里加上了自己。这在赫达•哈默及安吉拉•莱瑟姆的照片里都有体现,所谓十八罗汉实则只有十六个,剩下两个一个是大黑天神,另一个就是李童自己,他俩都不是罗汉。可惜“文革”期间,这十八尊雕塑都被红卫兵砸了个稀烂,那位多少有些留恋人世并有些顾影自怜的太监李童没有留下最后的样子。

        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五十岁的太监李童整合了他可以整合的各种资源,倾尽其为四朝皇帝服务所得的赏赐,并多方募集,要建一座寺院。首先,他以内廷重要太监的身份说服年轻的英宗,英宗当时只有十二岁,已是“三杨辅政”后期,“三杨”老臣死的死老的老,他身边的太监王振开始得势,这给老太监李童行了方便。李童说他承蒙四朝皇恩,只有建一所寺院以修佛荐福才能报恩。他向英宗叙述了一个比较俗套的故事,说他有一天睡梦中来到一个“岩壑深邃,林木茂美”的深山之处,遇到某白衣仙人,仙人指示说“此精蓝地也,他无以过此者”,意即这里最适合建一所寺庙了。李童惊异,拿捏不准,画了张草图便差人在京城周边有山林的地方四处踅摸。结果差人到了玉河乡水峪,发现四周景致与草图一致,问当地人有何古迹,当地人说这里有一座叫龙泉寺的废寺。李童恍然大悟,认定这就是神仙托梦让他修建佛寺的地方。于是李童拿出全部资财,并动员善众、僧侣一起发力建设,还找来“诸良工”(即宫廷绘画师等)各类能工巧匠,历时四年,终于将寺院建成一座比较标准的“伽蓝七堂式”汉地寺院,占地两万平方米,包括大雄宝殿、伽蓝祖师二堂、四天王殿、护法金刚殿、药师殿、选佛场、钟鼓楼、藏经楼、云堂等建筑。直至今天,这个规模基本保持不变。

        李童向年轻的英宗讲述了建寺缘起,对于只有十二岁的年轻的英宗皇帝而言,李童还是有些资本的,当年他“仪度不凡,端庄祥和”,年纪小小便被成祖朱棣留在身边侍候,时刻不离左右,甚至朱棣北征蒙古人,他也披盔戴甲跟随出征。朱棣死于北征回师途中的榆木川(今内蒙古自治区乌珠穆沁),秘不发丧,太监李童便是护卫朱棣遗体回京的亲随之一。继之仁宗、宣宗朝代,李童始终被皇帝信任并被委以重任,宣宗出征喜峰口讨敌,李童同样跟随御驾,回来便升职并得到厚赏。有能力承建寺院,是明清两朝一个太监的权势和成功的标志。他们为什么迷恋和崇尚一间寺院呢?实则是出于他们精神追求上的具体化表现,太监是今生无可依托之人,他们的来世思想、转世希冀非常强烈,很容易以宗教的形式,依托佛教、道教给他们的所求找到适当的解释。

        英宗给寺院的赐额是“法海寺”,比喻佛法深广如海。李童不光自己倾尽身家,同时动员同好。其一,他请求当时有着崇高宗教地位的藏传佛教领袖前来助缘。在纪念寺院竣工的“敕建法海寺碑”上便镌刻着法王、大国师们等的名号,如大慈法王释迦也失、西天佛子大国师哑蒙葛、西天佛子大国师班丹扎释,还有朝廷僧录司的官员左善世大旺、右觉义南浦、右善世祖渊,相当于囊括了当时佛教界的最高领袖。但实际上,在刻碑的时候,大慈法王释迦也失已经不再住世了,他已于八年之前在返回藏地的路上,圆寂于青海佐毛喀(今民和弘化寺),世寿八十四岁。八年之后将他的名字刻在助缘第一位,多少是更具有象征意义,只不过明朝人不习惯给故人姓名加黑框。其二,李童请来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宫廷画师们,这些人来自南方宁波一带,他们秉承了宋朝以来的“院体画风”,并把他们卓越的艺术天赋奉献给了这座寺院的壁画绘制。其三,他说服了当朝德高望重的老文臣,均为进士出身的胡濙、王直为寺院撰写碑文,这两位被后人称为“清德正学”的贤臣。他们都是四朝侍明的老人,彼此熟悉且关系良好。而在后来的世事变迁,如“土木之变”中,他们又都是观点基本一致的“英宗党”。譬如,英宗被掳,朝野乱作一团,胡濙、王直这两位年过七旬的股肱老臣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当时有人慌乱到要将朝廷迁回南京,这两位坚决反对,胡濙声称成祖之所以把陵寝安在北京就是要表达不再迁都而固守京城的决心,虽然这两位老人已年过七旬,但他们的坚定与勇气给了于谦等少壮派武将以极大的支持。如果土木之变大明弃守北京而溃逃千里,历史将是另一种写法。说他们是英宗党的原因是他们都反对代宗易储。代宗易储后果然惹了天怼,新王储没多久就死掉了,这两人又撺掇恢复英宗之子储位,而且在迎英宗回朝的问题上他们也是积极的鼓动者。好了,七年之后英宗复辟,这两位历时五朝(包括代宗朱祁钰)的老臣以英宗朝忠臣的身份得到善终退休,拿了厚赏,坐着朝廷派出的驿车告老还乡颐养天年去了。所以,在修建法海寺的时候,这些气味比较相投的人就可以凑在一起,各自发挥所长,为李童的终身事业添上锦绣花朵。

        李童在寺院修好十五年后因半身不遂过世,就葬在离法海寺不远的山坡上,以示不舍。在这十五年间,他肯定多次流连忘返于都城与寺院的路上,内心满足。他的朝中大官朋友、礼部尚书胡濙再次为他撰写了生平碑铭,大致勾勒其生平事迹:李童出生于洪武己巳年(1389),江西庐陵人(今江西省吉安市),相继侍奉了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五位皇帝,在宣宗时,升授为御用监太监,在代宗时,得到明王朝的最高赏赐——蟒袍玉带。碑铭形容他“周旋殿陛,仪度从容。小心慎密,竭力摅忠。护驾出入,环卫圣躬。历事五朝,职业愈崇”。寥寥数笔,写出李童的性格特征。他是一个仪表从容之人,做事谨慎周密,且周璇于宫廷内外,合宜有度。换言之,他可以在各类人群中受到欢迎,不仅有高官朋友,也有地位不高的工匠及宫廷画师朋友。他请这些人来大殿创作壁画,他们从构图设计、人物安排到运笔绘制,竭尽所能,完美展现其精湛技艺。《中国壁画史纲》中说到明代的寺观壁画,首举就是宫廷画师所画的法海寺壁画:

        线条流畅,色彩浓丽,天衣飘动,漫笔生辉,诸如梵天肃穆,天王威武,金刚刚毅,天女妩媚,鬼子母慈祥,儿童天真,都真切生动。

        李童只是明朝的普通太监,自己根本想象不到,他在法海寺的一番作为竟然创造了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史上的奇迹。

        这些壁画倾注了李童对法海寺的真爱。汉地寺院以雕塑佛像为主,对大殿墙壁给予过多装饰的不多。“刻雕藻绘,像设有严。香华器物,凡寺之所宜有者,靡不毕具。”据寺内明碑《敕赐法海禅寺记》所载,法海寺这些器物装饰符合寺院所宜有的标准配置,并没有提及壁画,提到的“刻雕藻绘”是指大雄宝殿天顶有三个造型一致的藻井设计,深一米,分三层逐级上升。虽然藻井图案为曼陀罗系列显藏传密教风格,但那些无疑还是制式的图案。这里可以推定,胡濙、王直撰写碑文时,还没有开始创作壁画。后来,李童不愿意大殿的墙壁留白,便将做完传统寺院装饰的画工等人留下,在墙壁上创作壁画。这些壁画应该完成于寺院建好一年内,因为法海寺有一通立于正统九年(1444)的经幢,上面除刻有楞严经梵文咒符外,还刻上了营建寺院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姓名,包括绘制壁画的画官、画师。他们是画士官宛福清、王恕,画士张平、王义、顾行、李原、潘福、徐福要。正是这通经幢令壁画的作者姓名永存后世。(信息来源:凤凰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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