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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染成净——以“空”义解析当代全球价值紊乱冲突之源
     
    [ 作者: 邓子美   来自:网络   已阅:463   时间:2018-11-27   录入:wangwencui


    2018年11月27日  佛学研究网

        摘要:本文系《以人工智能为例,证诸法自性空》[邓子美:《星云对早期佛教、初期大乘及汉传“空”义的融会阐发:以人工智能为例,证诸法自性空》,《2018星云思想理论与实践研讨会论文集》,上海:星云文教馆,2018-6。]之续篇,继该文以“空”义阐发“化烦恼为菩提”、转识成智之后,阐解转染成净,即个体及群体价值观之“染”与“清净智慧”的关系;同时亦试图对本系列论文开篇[ 邓子美:《多元价值迷惘下的超越性指引:论太虚未竟之志》, “'人间佛教之定位 中国佛学之重建'太虚大师思想高峰论坛”发表论文,上海玉佛寺,2017.3。百年前,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价值迷惘主要表现为“新、旧及东、西”之争,亦即旧的前现代价值观已崩溃的废墟上,由何种新的价值观起而代之,东方有识之士一方面寄望于西方(欧美)自由主义价值观能引导东方传统价值转型,另一方面通过一战也看到了斯宾格勒所谓《西方的没落》,未免对西方失望。时至当代,许多人心中这一迷惘依旧,但寻求单一价值观本身或许不过是前现代价值的回光返照,退而探求多元价值共存之道,而不至于滑至不同价值观之间对抗性冲突的更剧烈爆发才是当代人类更具可行性的出路。]提出的多元价值之迷惘作出回答。
        不少评论以多视角眼光观察到并预感全球范围的大规模对抗性冲突将不可避免,然出于“空”的观察尚鲜见,而依“空”义之解析,当代全球对抗性冲突之源决非出自人类亦具的生物性自私本能,乃出于复杂的各种价值体系性紊乱,其中的偏差又被“我执”、“法执”扩大,故紊乱的消解当以尽可能弃各种偏见(例如种族主义)、“执见”为先,并指出重估并积极运用自中古时代传承至今的各大文明主流价值观中都普遍存在的重视个体反思——以由个体的引导而带动群体精神“向上”机制,可以作为缓解对抗性冲突的途径之一。

        关键词:佛学“空”义诠释  佛教的超越性  价值冲突  价值引导

        本文所谓“转染成净”,基于两大前提,其一为大乘空义:空指变化及扬弃,而非虚无——包括在佛陀首先揭示的较之肯定万像变化有依轨运行之常(法则)更高而无限的“无常”,以及否定存在着因缘聚散之外的“我”之基石上,由龙树加以完善的超越有、无,生、灭等范畴的中道,由僧肇等萃取中华文化积极入世精神而丰富的“不真空”、“不迁”等义。其二为人的特质在于其有超越性追求及能力,人本身亦“自性”空。同时,鉴于本分场(中美欧研讨会)主题为“佛教与世界传播”,故本文尽量不涉及“转染成净”中的佛教信仰者所重的严格的与修行相关之内涵,因这类内涵极丰,且早由南传佛教论师觉音在《清净道论》详尽作了论述,故从略;又因本届论坛以“交流互鉴,圆融中道”为主旨,故“空”义阐述意在尽可能给予各大文明以向上超越的启迪。在此,当代指2016、2017年以来,冲突非指一般的矛盾冲突,主要指对抗性冲突。

        一、人之利己本能乃“无记”业

        按佛学之“业力”论,凡生命体皆有之利己本能,皆属“无记”业,即本身无善无恶,甚至丛林法则——弱肉强食,亦属“无记” ,当然此限于生物界,但人无疑为众生之一,因而亦具利己本能。通常人性论者皆或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哲学上的“有”作为隐藏的前提,凡有即真,即可靠,例如荀子观察到孩童身上自私本能特别明显,就认为成年人之善皆伪(文理隆盛)也。[ 《荀子·性恶》。]荀子还批判了孟子同样隐藏着“有”的前提之观察——人皆有恻隐之心的性善论,然而他对孟子的人异于禽兽者几希也之说[ 《孟子·离娄下》。]却未重视。(西方的“人半是野兽半是天使”则正好把孟、荀之说都概括在内。)然而,孟子却并非没看到荀子观察到的现象,因此孟子是根据人与禽兽的比较,讲人的特性在于善,而非泛泛讲人性,他与荀子所论并非在同一层面。空义解析下的人性与孟子所说则在同一层面,但依超越有、无的空义观察,唯有人的超越性才使人逐渐脱离动物界,有了离恶向善的能力,并借助制造工具而具有了远超飞禽潜鱼的能力,故而超越性才是人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全面的一以贯之的特性。依“空”义,个体的人性从幼到老都在变化中,并非如崇有论(在西方与之接近的哲学被称为实在论)者那样,仅依所观察的一点实在而执着不变。至于人类群体的价值观念——善恶,是非对错、公私、甚至真假、爱恨、美丑都由人意识到自己与动物的不同以后,由先贤、“先知”为了维护人类群体生活的需要而创造,都是相对的,都一向依环境与时代的不同,处在不断变化中。在此。“相对”指价值的重要与否随场合不同,依因缘而显现,绝非虚无主义的不存在,例如食不裹腹的穷人捐一元行善,远比亿万富豪捐万元为重。因此依“空”义看来,自私本能被至今尚有广泛影响的性恶论者作为人与生俱来即造恶的主要依据是有偏差的。同样,同情心亦为“有情众生”所同具,非人类特性,将之作为人性向善的依据也不足。崇有的性善、性恶论者各执一端,又共执暂时性、局部性的现象为人性的全体乃以偏概全。当然,许多人迫于生活压力不动脑,不去运用自身特有的超越潜能而不自觉地受本能的支配足堪叹息。

        当今时代,全球价值紊乱乃至对抗性冲突又激烈起来,藏在种族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鼓吹背后的现象是否如前现代一样出于本能的利己主义?如是,由于本能与生俱来,当与生俱灭,缓和或消解价值紊乱、冲突便无望;与本能相伴的种种利益之争,乃至对抗就没有善恶是非可言;人类文明就至今没有丝毫进展,因为文明,即便仍称之为文明,如仍旧受丛林法则的决定性支配,道义以及建立在道义基础上的“法治”便毫无价值。尽管这点仅为利己主义为自身行为正当性所作的推论,但“人都是自私的”(为此可以不惜危害他人)代表着很大一部分人的私下想法,也是国际交往中霸权主义行径的逻辑基础。

        那么,私有本能是否就是“恶”的源头?如是,禁私欲即为维护群体生存需要之理所当然,个体利益就应该为社会秩序,为群体价值观作出牺牲。其实,前现代的各大文明主流价值观都这么判定,连佛教中的头陀苦行也这么认为。这是因为,个体间、部族间、阶层间等等无休无止的争斗、血腥残杀危害了社会秩序,也是战争暴力的发端。而且,相对于当代全球国际社会而言,那时代的几乎各个“小社会”,为了本群体在与“外人”争斗中能“团结”,都有意树敌,以取得内部的凝聚力从而获胜,且都推行了禁欲主义。当然,实际上采取了对内对外对上对下的双重甚至多重价值准则,对内对下是禁欲主义,对外则依旧凭暴力即丛林法则,统治者对上或对自身则暗中实行纵欲主义。自然,历史上也曾存在过对内对外对自身都实行同一价值观的个别统治者,可是这并不能持久,盖因本能与生俱来,长期压抑它的结果不是丧失了继续操作的原动力,就是被讥为虚伪,例如中国那时的“伪道学”。

        不仅如此,相对于轴心时代的战乱不息、思想开放、文化繁荣而言,中古时代以禁欲主义价值观压制本能虽然换来了几个到十几个世纪不等的各轴心文明区域(其实也就是主要由古希腊、希伯来文明演化来的欧美与古印度、古华夏文明演化来的东方及处于中间地位的阿拉伯文明)的“稳定”,但以思想禁锢为其代价,就经济与文明发展而言,这种意在对付本能的思想控制是无效且有害的。因为禁欲价值观在压制本能的同时也就压制了为改善自己生活而生产的积极性或曰动力,经济发展因此长期相对停滞。就主体性而言,归根到底是现代世界(同时至今还有相当大的人群仍生活在前现代世界之中,包括部分佛教信仰者)解除了中古时代主流价值观对人的自私本能的压抑,人们能为自己而生产,为自己而经营,才造成了生产力的爆发性增长。尽管工业革命即科技革命的工业应用也起了极大作用,但科技革命的持续仍然依赖于对私有发明专利与知识产权的保护。

        行为主义经济学家虽然对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提出了质疑,然而“理性人”无非就是人的生物本能+理性的计算能力,仅因“理性”利用了本能,投入于生产经营就造成了所谓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公共的良好社会效果。在普遍贫困的环境下,人们为一点点政治或经济特权斗得你死我活,但在普遍宽裕的环境下,尽管在生产经营中分毫成本利润都必须计较,但在生活中人们之间就几、几十元都不再计较了,甚至为不相识而真需要的人愿意无偿付出,这就证明了“现代世界”文明水准有了极大提高,这就说明市场经济对本能的利用非常有效。这也可证明,如果扣还理性因素,则本能依然是“无记”业。但当理性被本能所支配(这时的理性计算-推断只是被利用作工具而已),由于本能驱动行为的力量很强,加上理性则力量更强,所以现代战争的破坏力远超前现代。因此,只有当理性的辩别是非、善恶的能力支配了本能,利用本能,才能造福人类众生。

        最能说明利己本能之“无记”性质者当属孩童,尽管有人把孩童的占有欲当作性恶的证明,但也有人称为童蒙之真,更有人称为赤子之心,然而没人认为这就是作恶,因为童蒙中即有此类行为表现,也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此人的生物本能不是如今故意伤害对方或别人的源头。如果说,以往由于物质生活的匮乏,人类还摆脱不了与其他物种同样的生灭竞斗的话;那么在当代全球生产的物资足够供所有人口温饱的情势下(同样情势下的其他物种倘若有知,恐怕也会嘲弄人间为何仍争斗不息),人的生物本能更非人类价值观之间发生对抗性冲突之源。但这并不是说人的生物本能不会作恶,相反如果纵容孩童的自私过了“度”,那孩童长大后,轻则成为社会废物,重则成为社会祸害的可能也极大。可见在此,问题的关键在于由“无记”业至被认定作恶业的“度”在哪里,如何把握?

        二、“无记” 向恶的转化以及“向上”之重要与条件

        在回答这一问题前,先须说明在佛学中,个体理性的辩别是非、善恶能力盖来自于所见所闻所感与内蕴价值观的参照比对。佛学对个体内蕴价值观形成的过程,则称之为“染”,乃耳濡目染之意,即影响。确切地说,染是表面虽有所感,内心尚未起意认同或否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可以说明其作用。“染”就是外界影响潜入主体意识,但主体尚未领悟。“染”有类于“迷蒙”,但不含贬意。在此,空义解析不否认人各有个性,却并不认为个性遗传就好比一张简单的易粘染颜色的白纸。相反,得自遗传的个性已较复杂而自性空——易变。不但孩子的可塑性强,即使成人个性道德在驱使人作恶的环境下也易堕落,例如心理学家在美国斯坦福监狱所做的实验结论竟与二战时纳粹德国101警察营的警察们人性发生变易的史实惊人相似,即30%变得更为残忍,50%听从命令去杀无辜的老病妇孺,仅20%不忍下手。[ 押沙龙:《未逢地狱,焉知自己不是魔鬼》,http://yashalong.blog.caixin.com/archives/181937。]当然,在适当的组织与鼓动的条件下,美国洛杉矶与中国汶川大地震中表现出的常人变得更善良的个案也很多。这些实例也说明,人的个性多样,从众行为很普遍,但从中很难归纳出某些群体本有的共性,所谓优秀种族论、先进阶级论已被历史证伪,尽管它们在出现的时候都披着科学外衣,也确实因此“洗”了不少脑。总之,人虽有脑,却很易被洗,这里的“洗”并非“染”的反面。佛学将“染”进而析之为熏染、习染与污染。熏染就是不知不觉中接受的父母、老师、亲属等影响。习染中既有被动的传统习俗、习惯影响,也含有虽主动学习但主要来自语言文字、知识体系、德性教育、社会舆论等无形的影响。只有污染才是前两者中不良影响的总称。在此,“良”及其所相对的“莠”只是由生命的发育意义上引申于个体价值观成熟程度的比较指标。[ 例如办事拖拉之“染”,或许连个人缺点也算不上,但在一定因缘条件下可能导致一事无成;然而如果经反思省察,考虑周密再做,一次办成,虽慢却比常见的反复重做为好。]

        童蒙中这一切都是懵懂的,但其所在的群体之价值观,[ 个体价值观与知识皆来自代际传承,但价值观会在后代人的“意向性选择”中产生变异。在此熏指熏陶,即身教言传与社会氛围之共同作用。习指学习与练习,熏习包括着家庭与社会教育的丰富内容,当然也包含了其中原有的偏执。但本文无意亦不可能对各类复杂的群体价值观内涵作出简介评骘,笔者有关佛教价值观的论述见《太虚的佛学意义世界:<真现实论>的当代解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年第4期。]特别是其中简单的善恶观念已通过熏习,或早或晚潜入个体心念中,而佛学最重视的觉醒正好比从懵懂中醒来,逐渐理解了所“染”的这些内容,常人一般在十八岁左右具有这一能力。因而该年龄段是个“度”。至此,个体才有较独立的价值观,包括有了选择为善作恶的觉知能力,因此,对利己本能,如至此再不以不害他去制约,用利他去引导而是放纵的话,那就成为从无记到作恶的转折。凡危害他人与社会以及自然环境都是造作恶业,各国法律也大多以18岁作为个体具备了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起点,是否存在作恶的动机?也是量刑轻重的依据之一。在佛教传统中,觉即人的特质——超越性体现,从懵懂中醒来只是其第一步。在其他文化传统中,或称类似品质为信靠神的灵性——罪感被激发;或称之为圣贤理想人格提振的“良知”—— 唤起羞耻感等等。觉还相对于“不察”而言,不察就是生活中思想上的盲点,例如有些美国人的傲慢只是出于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如果在异地环境下能增进了更多了解,他们对少数族裔的态度就会好很多。

        国际社会为寻求文明间的价值共识已作出了不少努力,例如多元主义的提倡等。但由于道德的践履要求甚高,由于这些大多出于精英主导,反而激起了民粹主义的排斥,益增了当代价值紊乱。由于同样原因,即使由各国政府首脑、各大宗教领袖作商讨,取得某些价值共识,例如确定黄金法则——“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等并对外公布。但这类操作不易且不说,恐怕也没多大作用。因为这仍未超越有、无。依据“空”义,道德始终在变,是难以框住的。与其确定特定价值要求,不如顺应其变,引导并促其“向上”,防范向下。“向上”即常识的好,“向下”即常识的坏,即使内心知道自己并非善类的母亲也不会教孩子学坏。因此,与其要求社会,要求别人如何如何,不如考察使价值观保持“向上”而不“堕落”的“因缘”,即主、客观因素与条件,并创造“向上”的因缘,至少不可去破坏。这些因缘主要有:1、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2、让人感到有希望。3、个体的生命价值至少能够部分实现。就此三者而言,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与广义自由主义价值观(包括其当代流变——保守主义)其实并无多大异议,然而这些又涉及了第4个条件即“信”,就是要人相信不能自暴自弃,相信未来有希望,相信各人有不同理解的生命价值都能有所实现并不容易,但必须有所信,人才能保持向上而不坠,正如孔子所说“民无信不立”,人可以不吃饭,可以没有防御或反击力量,[ 《论语·颜渊》。]尚都能存活,如果因为天下皆不可靠而什么都不信了,个体便丧失了立足点,难免向下堕落,害人害己就变得无所谓。但凡讲信,特别是信什么,各大宗教与哲学价值观之间,就显露出巨大分歧。“信”的范畴依其强弱程度,包括信仰、信念、信任、信用等一系列概念,但这些基本概念的涉及面都很广,很复杂,而且基于个体主观的“相信”,很难将其纳入客观的知识体系。且就这些基本概念而论,其成立的大前提是“有”,并只能依赖于对经验现象概括之完整,且由于这类现像不断变化且继续在变化中,经验概括就难以完整、不那么靠得住,由概念推导所得出的结论可信性也就会大打折扣。因此,如果弃基于“有”的确定性立足点,即对已有现象的概括下定义的方法论,转而基于空-变,以考察“信”在变化中的强弱程度,或能打开研究进路。当然,信仰在该系列中系最强者,仅此古今已有无数论述,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对上述系列概念展开一一考察,仅指出“信”在引领价值“向上”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可以说,除了前述三大条件之外,人若无信,由超越性或曰形而上所拓展的道义(尽管对此的解说各文明都不同)引导向上便难以着力.,如自幼所“染”破灭而回到相信暴力以及“丛林法则”,则很快就或明或暗“堕落”。反之,即使屡教不改的罪犯,重立“信”之后也有极大可能向上。

        宗教与哲学的主流价值观都肯定“信”的高度重要性,但在信什么上则大相庭径。如基督教的爱,儒家的仁,两者都强调情感价值,都不无对治“堕落”意味,区别在前者更强调人对神的信仰,后者则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信与依赖。不可否认,古希腊除了多神信仰外,也存在自由主义价值观萌芽,例如柏拉图对数学特别是几何中的“公理”之确信。这一价值观在西方中世纪仍在神学压制下扭曲存在,表现为相信“自然法”;现代自由主义则蔚为主流且多元,总的来说体现为相信自然规律乃至社会法则以及在“法治”下的文明进步。当然还有一度曾为区域主流价值观的对人类共同体(如国家、民族、政党、部族等)及其魅力型领袖的相信等等。

        价值观的中枢为道德,而道德状态自古在变,于今为烈,非上则下,而且一时代有一时代趋势,呈波浪般转折起伏。道德状态不断的变化也凸显了空义对此的解析有其独到之处。“向上”不仅不限于道德与精神提升,也包括学业增长。就此三点而言,各宗教与哲学的主流价值观或彼此相通,但“向上”还意味着超越性智慧的增进,此为佛学特见。换句话说,除了即使对正面价值的持守也不应盲目之外,佛学还积极地肯定知识,特别是个体心智的反思性知识;佛学的价值观与知识论是紧密相连的而不是割裂的;佛学价值观虽高度重视信,但绝不反智而极推重智。就佛学价值观而言,出于有情众生自私本能的饮食与性的满足、冒犯自保本能引起的恼怒、本能的好奇性及其衍生的偏好,这三者虽都属“无记”业,但它们与“无明”结合起来(有些个体虽年龄已达成人,心智却像“巨婴”般无明,这在中国独生子女一代身上特别多见),虽因“染”而隐隐有善恶感,却不能真正理解认同,并运用于欲望的节制与向上引导,便分别转化为贪、嗔、痴三毒,那才是造恶之源。以“贪”为例,从无记业转化为恶业的“度”就在于满足本能的正当性仅在与众生一样的基本生存需要,逾此即为贪;然唯对追求丰富多彩的健康精神生活则无限制。

        佛学尤重对知识(外明)的理解与把握,因为智慧的生发运用,恰恰能帮助个体消解“无明”,以把握好“度”;相对于禁欲主义价值观而言,大乘佛学不主张硬性地去压抑本能,更注重以超越性智慧积极地向造福人类众生方向去引导。进而,个体自身反思与对社会现实的反思乃激发超越之源泉,[ 邓子美:《没有终极的超越》,《第14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研討會論文集》,新竹:玄奘大學2016-5。]当然对佛学而言,这类认知的深入与超越性智慧(即内心的明亮)的开掘是同步的,而内明才能从实质上拨除无明的遮蔽。关于这类认知,与新儒家“三圣” 熊十力(1885-1968)、梁漱溟(1893-1988)、马一浮(1883-1967)同时代的释太虚(1890-1947)曾说:“由于心灵修养上所得的智识,很容易被看作一种宗教。如中国的儒教、道教,印度的瑜伽派、耆那派,以及西洋的一部份哲学家。他們都是特別注重心灵上的修养,把身心加以一番修练改造,与凡人便确有不同。这心灵上的修养,(对佛教而言)也就是禅定的功夫。……由这非通常人类所有的通智所知的境界,依以发生超妙的理论,是心学者的理智。”太虚还把这类“知识”作为与科学知识、由学术研究推理所获知识、受不同传统影响的经验知识并列的第四类知识。[ 太虚:《真现实论·宗体论》,《太虚大师全书》第39册,页113、114,台北:善导寺,1980。太虚对知识的分类与亚里斯多德的体系近似,但排序不同,并增加了第四类,该类或略相当于苏格拉底的“认识自己”之内省反观知识,而与受西方商业与殖民需要影响发展起来的民俗学、宗教学以及受科学思维影响发展起来的人类学、社会学类知识迥异。]太虚对基督教与自由主义等都有较多了解,因而在思考广度上远超“三圣”,在回应西方学说的深度上与他们相比也至少难分伯仲。然而如果把神学中忏悔修道等内容也概括纳入,第四类知识的归属确实极富争议性。尽管其中富含着人类由反思所得的宝贵智慧,但由于西方哲学从启蒙时代就开始与神学切割,由于伦理学已被划为哲学的子学科,由于“超我”、“直觉”等范畴都已被放逐到心理学研究中去,或被划归入宗教哲学中去,心理学内部学科划分也越来越多越细,其中也似乎只有人格心理学才肯定向上超越;由于自然科学所要求的客观性对人文社会学科的影响,人类学、社会学也不以这类认知为研究对象,而且这类现像纯属个体经验,无法像科学实验那样重复。是的,可以不承认这类主观反思的“知识”成为其知识,因其并不“客观”。然而这类知识,对于引导人们“向上”却却最为重要。当然,轻视修养、修练、修行、修道的“知识”并不表示当代学术界实质上不重视反思,相反,学术批评的严厉与学术流派、思潮的更替正体现出学术界对自身的反思。就学术研究而言,在价值观与知识论之间作一区隔,以避免卷入诸神之间或政治意识形态之间无休无止而很少有意义的争战也是必要的。然而依空义看来,当代价值紊乱之所以愈益严重,问题不在于故意伤害他人即犯罪(这得不到主流价值观支持),而在于因着各文明相交涉(其深度为以往未有),个体可以用不同的价值观为自己辩护以沾便宜,例如花家里钱时说是我的权利,轮到该为家付出时又强调个人独立。[ 团体协作互助与个性独立乃人类生活必需的不同侧面,西方价值观通常强调后者,因而个人私产制在西方率先确立。东方价值观则强调前者,以家产共有制为主导。当代国家间体制冲突与两类价值观的侧重不同影响造成的路径依赖等有复杂关联。]又如某行为在本群体或习以为常,但在别一价值观看来不文明甚至令人讨厌,然各种价值观都自以为是(兼有我执、法执),这些都导致了价值紊乱。因价值紊乱而产生对抗性冲突的问题则很大程度上在于:不是没有共通的有的还很严的道德准则,而是往往只用这些道德准则去要求别人和其他群体。与此相应的是个体对自己的缺点、对“三毒”的潜移默长则不省察,至少不有意识地去省察,主流价值观共通的鼓励“向上”因而难以发挥作用;至于群体意识则更缺乏对之所以陷入困境的自身原因的省察,导致归罪于其他群体的情绪泛滥。许多人都或因懒得想,或因忙等,只是浑浑噩噩地过日子,难以反思,以致于人之所以为人的超越性特质几被泯没。

        人皆有超越性,正如人都有物质属性、生物属性、社会属性(“信”为人的社会性之重要表征)、文化属性一样,而且每个个体都是整体,对人的多视角的观察与研究需要跨学科的综合,而不能把学科分界变成壁垒。为完整地理解人,对多样性的超越性向度重新作解构评估研究同样不可或缺。或许,把有、无对立,确定性的已有知识与不确定的无限探索对立,人文价值与科学知识等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本身即有引发全球价值紊乱、冲突之嫌。因而从超越对立的空义高度观察,当能给人以多方面的启迪。

        三、转染成净, 尽可能减少乃至去“两障”

        如何达至这一具有超越性的高度?释太虚认为:人须“具断二障(之)净智”,所谓“二障”,便是“我执”、“法执”,他说的“二障俱断所成的清净智慧,”[ 太虚:《真现实论·宗体论》,《太虚大师全书》第39册,页114。]便是转染为净的空慧,转染为净的过程,就佛教而言也是前述之向上。何谓“净”?宗教都讲究洁净,但各宗教所讲的洁净不同。

        在伊斯兰教中,洁净既指卫生习惯也指宗教禁忌,信众不但把清洁视为信仰的一部分,且将这些卫生要求赋予宗教意义并同人们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而触犯禁忌的“不洁”比不卫生更严重。基督教的“洁净”主要有两类,就是内在的洁净和外在的洁净。其内在表现为心灵、思想和意念的“不洁”,如崇拜偶像是污秽自己的身体、仇恨、嫉妒、骄傲等等。其外在表现为皮肤与疾病,偷窃,淫乱、同性恋等等。而且“不洁”属于“罪”,需要通过信仰洗涤。基督徒认为耶稣的宝血象征着最洁净,水则象征着内心的圣灵,如“洗礼”意味着由外在的水洗,使人内在起变化。相对而言,佛教的“染”中很少“恶”的意味,更不构成“罪”,“清净”主要指排除一切偏见与执见。

        对个体而言,去“我执”并非去掉人与众生同样具有的利己本能,而是当“成人”之后须对之有所省察,除不可放纵之外,更重要的是向上引导,使之趋向自利(获解脱)利他。例如,有个人偏好并不是什么错,恰当地看待利用也是人生的慰籍,但由于当代社交媒体的集聚效应,将个人偏好放大,因着这一共同爱好而聚拢成群,放纵它并转成对其他群体的嫌弃,甚至对骂,这就错了,益增了价值紊乱。由此可见,空慧秉持的是以理性的态度,有智慧地去对待本能。又如前述市场经济对本能的有效利用带来了生活的改善,但由此放纵的享乐主义价值观,却同样是拥有超越众生特质的人反被自身生物本能主宰的表现。因为追求快乐亦为有情众生之本能,中古时代禁欲主义价值观之所以能渐渐在各大文明中都占据主流地位,就由于它抑制了当时主要在统治阶层中存在的享乐主义。而当代价值紊乱的重要因素也在于人们对此不但不察,而且对有识之士的呼吁充耳不闻。如为摆脱生产过剩困境,各主要经济体都在提倡盲目地增加消费,商业社会以及无空不入的互联网广告更为消费主义推波助澜。这些,其实也在为不久就将到来的经济、金融、环境以及未知莫名危机甚至大规模战争埋下祸根。又如人日子好过了,就很容易忘却困苦或战乱中的反思带来的人品改善与对人生的珍惜。但战乱或困苦本身并不值得赞颂,牢记那时的反思或教训才重要,可是号称与众生相比记忆力最强的人偏偏对此最健忘,甚至以为不堪回首。相反,离苦得乐也被佛法肯定,如果没有本能的知足带来的乐趣激励,个体恐怕什么事都做不成。公元前六世纪前后,印度盛行的“沙门”思潮曾有苦、乐对立的倾向,但公元二世纪在北印度与西域活跃的大乘中观中道思想已超越了苦、乐对立。[  其代表人物为龙树。另外,在家“菩萨观念的兴起,作为非常重要的佛教理念是在犍陀罗地区得到弘扬的。同时,还有救世主观念的加入,包括佛经,很多早期的佛经是用佉卢文(犍陀罗当地语言)写成的,之后才出现了梵语化的情况。”(孙英刚、何平:《犍陀罗文明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再如人们对个体与群体言行之道德评价或存在差异,以种族主义偏见及其行为为例,如纯属个体的认同(我执的表现之一),往往被公众谴责,但若同一群体都这么认为,至少在本群体内就仿佛获得了正当性,而群体自认为正当的偏见被佛学称为“法执”之一。就如爱因斯坦那样的“大贤”早年也曾不免粘染种族主义,他来中国游历过程中对华人确有种族主义看法与言论,但不过也就是“当时西方人出于猎奇而游历亚洲的普遍印象,或者说是此类从'文明社会'到'异域冒险'必然的心理预设,不足为奇。”或者说,就是他不知不觉中的“习染”。身历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后,他幡然“醒悟”,不但痛斥种族主义,而且积极支持美国黑人反种族主义的非暴力抗争。[“与我们所认知的不同,'种族'并非自然的产物,它并不是伴随着人与人之间的生理差异而产生的。种族可被理解为:一个依据人类体质上的类型不同,而对社会政治冲突与利益加以表达和象征的概念。换而言之,这是一种假装以自然差异为标准的社会身份建构:现代DNA技术研究的进步,已经证明依照'种族'界线划分人类群体在生理上是没有根据的,人类的基因组完全一致。虽然有史以来各种'种族'分类法都涉及到了如肤色、发质、眼形之类的客观身体特征,但是这些分类的意义都在于某些社会历史原因,而并不是因为其本身有着什么'自然'的重要性。”( 徐之凯:《建构“差异”:从爱因斯坦看当代种族主义》,]尤其是这一醒悟,表明他已去除了其当年所在群体中不失为普遍的视非西方人为“野蛮”劣等的种族主义偏执。而“种族主义之可怕,不在于隔离的铁笼,不在于移民囚居的集中营,甚至不在于纳粹的毒气室,而在于其在人类之中所刻意建构出来的差异与分歧,以及由此所引发的矛盾与争端。”笔者基本上认同徐先生这一见解,但这些差异与分歧的来源不如说是“刻意建构”与群体“习染”及无知的混杂。

        依超越对立的空慧看,能够经历数千年历史的汰洗,留传至今并仍然发挥着有益作用的各大宗教与哲学主流价值观,就先民(先知)立意与主旨而论,都是追求真、善、美的,都是鼓励向上的。那么,当代空前的价值紊乱、冲突从哪来?

        首先,各主流价值观中尚有待汰洗的不多的排他性的内容是引起对立的因素之一。其次,来自各价值观中追求“善”的道德“预设”中之善、恶对立。这一对立似乎无可避免,而且往往与“真”构成冲突,即所谓真相往往是残酷的。但是,道德本身乃人类过群体生活中形成的旨以从内在的要求约束人的行为的规范、规则总称(法律、戒律则为外在的带强制性的),它虽然不可避免地需要驱除妨碍群体生活的“害群之马”,给这类人贴上“坏人”与“恶”的标签,使多数人较自觉能遵守规范、规则。不过从“真”的一面看,这类人中确有故意伤害他人者,但也有追求自由者等。由于对前者用法律惩治即可,因此对普遍的道德预设上善恶对立之必要应可设疑,善恶相对的向上或下才是颠扑不破的。再从“真”的另一面考察,恶人是天生的吗?生活中确有先天性格缺陷的“恶人”存在,但依空义,那也是虽有不同于其他众生的基因“慧根”而不觉。其三,来自幼时认识与思维开始就存在的自我意识与外部世界对立,然而那种对广大未知的不安全感是虚幻不实的,它来自人类未能理解与利用自然力时,自然力曾对人形成威胁与伤害引起的敌对情绪与恐惧心理的影响,也来自父母师长及社会对孩子有所要求的压力。[尽管在东亚,家长及社会对青少年的期望及其压力往往也“过分”。]个体要直到自身心智成熟才知整个外部世界(包括自然与社会,但如今由社会因素导致的个体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也是事实)并没有与你故意“作对”,这些怨天尤人只是“我执”,是自我为逃避压力编造的理由,而且是幼稚之执。由于缺乏安全感和恐惧着未知,群体因着“大我”,有时也会视外部世界为敌,视其他群体为敌。其实自然自古以来并未压迫人类,人类以自然为敌,欲“征服”之毫无依据。[ 人在生活中无疑都有 “不顺”、“倒霉”等偶然遭遇,如果归咎于自然,自然并不会以人为敌;但如果归咎于别人,别人却可能从此为敌,个体又牵连群体,怨怨相报。如果以暴力对待,则以暴生暴无有穷尽,许多悲剧都由此产生、绵延……人之“无明”之过,大于禽兽的无知。]当然,不可否认存在着富进攻性的人群,但那也是防卫性人群的失败助长其“贪欲”得逞的后果。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缺乏安全感和恐惧,致使有些本可以避免相残的人群冲突扩大化,转变为残酷的战争。

        其四,隐身于贪、嗔、痴背后的得寸进尺,包括形式逻辑推理的线性思维也是导致对立的因素之一。其五,物质匮乏时代形成的你多我少、你赢我输的零和博弈思维惯性也是,而这点之所以错乃因:1、开放有序的充分的商业竞争完全有可能造成双赢乃至多赢的结果。2、由于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迄今物质资料的生产已够养活全人类(贫困乃至极度贫困人口的存在是另一问题)。马尔萨斯的生产成算术级数增长,人口成几何级数增长,因而主张灾荒、战争等暴力有其减少过剩人口之必要的理论已破产。现代化大城市中文明程度高的人群已普遍不愿多生孩子,较发达国家都已实施鼓励生育政策。相反,文明程度低的贫穷地区反而人口增长率高以及贫、富分化愈益剧烈才成为问题,但这类自古就有的问题不足以成为今后人群间自相残杀的理由。3、化石燃料为主之时代的能源有限论也已接近破产。依这一理论,亿万年来地球所积累的化石燃料是有限的,因而各群体为争夺这些资源的对立不可避免,大国为控制这些“战略”资源而准备甚至发动战争也是合理的。可是就在本世纪,几乎可无限利用的太阳能、风能、核能等新能源得到空前发展,这表明人类的智慧潜力开发是无限的,虽然化石燃料仍旧使用最广泛,但由此争得你死我活亦无必要。当然,如果把能源有限论扩为地球资源有限论倒应肯定并引起重视,因为人类众生及其栖生环境是个整体,人的贪欲如不加节制,再多的资源也填不满。

        其六,对自己未能掌握的知识、技能的崇拜及其带来的失望。如同文盲因为自己一生“吃亏”在不识字,所以在他们看来,文字好像天书般神秘,因而产生崇拜一样,仅懂母语的人们对懂得好几种、十几种外语的学者总是感到很厉害;未掌握某门自己很需要,想学会的技能的人对拥有多项技能的技师很羡慕;普通人对他们所认为很精深的知识能讲得头头是道的专家(其实只因内行而已,在此当褪除以媚上、媚俗为业者的“专家”身份,尽管他们也挂着教授头衔)很敬佩。这些都是正常心理,但在不成熟的人中就会无意识地扩为崇拜,崇拜的结局当然不免失望,例如民粹与精英的对立似乎在当代格外突出。其中,民众反对精英统治的官僚化繁琐程序化也是有道理的,但应由减少官僚层级,简化政府部门与行政程序等方法手段解决。但民粹似乎对来自精英层的专家之政策建议解决不了切身的生活水准不能提高,甚至正在下滑问题很反感,因而反智,支持由“外行”来解决。其实,因为个体生命有限,专家终其一生能把握的知识也有限,他只是在自己所熟悉的有限领域里,对经过自己深思熟虑的建议,才显出游刃有余。在极其广泛的其他领域,他就象普通人一样,甚至有的表现还不如普通人,而美国“锈带”产业衰落正是很复杂、牵涉很广泛的问题。所以这种“对立”至少有一部分源于对专家生活的不了解,正如掌握了外语、掌握了技能的人就对它们不再有神秘感,也谈不上失望一样。

        凡此种种,大乘空慧统称为“执见”,并分为“我执”、“法执”两障两大类。由于笔者能把握的知识有限,深入空慧也尚不够,仅列举的部分旨在表明,尽可能减少两大障碍是做得到的,那有助于个体正确地领会、掌握知识,为人类众生造福;至于去掉“两执”,使人进一步由对知识的把握运用成为清净智慧,那也是有可能的。例如,人是否能摆脱“利益斗争”这一非出本能而缘于贪、嗔、痴的“恶魔”纠缠?可以说,心智皆成熟者但到自知在世将不久,或他人需要紧急救援的关头,就会感到“他者”比自身重要,而为了个体或群体利益的争斗显得很无谓。不过,这决非宗教的“殉道”,那也系为宗教共同体的“法执”作牺牲品,而且可能导致激进主义乃至恐怖主义。

        四、以清净智慧 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最后,佛教亦有其宗教性一面,是否也存在于自身的应努力去除的“法执”呢?笔者认为确有,如大乘佛教、佛学中既有来自犍陀罗地区与汉藏等地的智慧增益,也有同样来自这些地区的杂“染”。佛教信仰者也有对“佛法”本身的“法执”,唐代禅宗“呵佛骂祖”的反教条主义正是对佛法本身的“法执”的清除。佛学学者中也同样存在对佛典的咬文嚼字等“法执”,例如在文献学、佛教哲学研究中,将西方神学学者、宗教学学者在他们语境下对待基督教经典的态度、方法简单地搬用于佛经,殊不知佛经结集传统与西方神启经典完全不同。这种态度往往会不是导致“大乘非佛说”,就是导致以大乘佛典为本的原教旨主义,而原教旨主义很容易坠入激进主义,如果在佛教信仰者占多数的情形下则也会坠入对“非我族(教)类”的仇视。

        然而南传佛经《卡拉玛经》这么说:“不要因为听别人都这么传说,就信以为真。不要因为这是大家都遵奉的传统,就信以为真。不要因为经典上这么说,就信以为真。不要因为推测如此,就信以为真。不要因为不言而喻,就信以为真。不要因为貌似合情合理,就信以为真。不要因为符合自己偏好的观念,就信以为真。不要因为他人貌似有此能耐,就信以为真。不要因为这是我师父所说就信以为真。”[ 《巴利大藏经·增支部》第三集第65经,与《大正藏·中阿含·业相应品》中的《伽蓝经》第6卷可对勘。]可见佛法不否定“信”之反面-“疑”,佛典对自身的态度与记录神启的经典完全不同。更重要的是,各种执见都可凭籍清净智慧之洞照加以校正,归于中道。清净智慧不是不学而知,不虑而能的“神通”,而是具有超越性的排除任何偏见、执见的思维与将思维成果运用于实践并校正思维的状态,即悟境。[ “心解脱”、“慧解脱” 俱获的觉者之平时,也与常人一样吃饭穿衣,亦有喜怒哀乐,不会常时处在这一状态中,但凡遇困惑,他们可随需进入这一状态作出观照。]

        前文已对各大文明主流价值观之共趋“向上”作了充分肯定,同样各大文明中都不乏中道智慧。如德国前财政部长、现联邦议院议长朔伊布勒在《未来必须节制》中就金融工具的利用,就明确指出“节制与适度就是这个社会的核心价值”。[ 周琼:《金融的善、恶与度》,]金融业乃最早全球化的部门,各国价值观纷争也最早在金融领域中呈现,但只要以中道智慧处理,问题迟早能解决。虽然新的问题又会接连产生,但探索解决问题的无限可能性也同样存在。如果煽动对立,个别国家或能暂时得利,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其长远利益也会反而受损。而建立在超越“有”、“无”的思维方式上的清净智慧洞照,能给人们面对充满价值紊乱乃至对抗性冲突的当代世界带来更多的启迪,特别是既然人类已吸取中古时代价值观压制利己本能不当之教训:扬弃对立也不是说要放弃自身利益,而应以巧妙利用各种利益追求,使之节制有度,导向公共“善”;那么,也许已到重估并积极运用自中古时代传承至今的价值观中都普遍存在的重视个体反思,以由个体之引导而带动群体“向上”的“知识”的时候了。否则,全球范围的更大规模对抗性冲突爆发必不可免。

        清净智慧虽源自南亚、中亚及东亚文明的哺育,也能在其他文明的土壤中成长,例如苹果手机创研者乔布斯就曾受其启迪。在当代达致辉煌的科技智慧,[ 关于清净智慧与科技智慧的异同,笔者续篇专文论述。]更是欧美、阿拉伯、中华等文明交流互鉴的结晶,这些都证明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必要与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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