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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尘最美宝相:佛教中国化历程的古代佛造像
     
    [ 作者: 吴艳   来自:网络   已阅:1190   时间:2019-12-25   录入:wangwencui

     
    2019年12月25日    佛学研究网

        在中国艺术发展史上,佛造像是一个特殊的艺术门类,体现了中国古代雕塑技艺与精神信仰的高度融合。伴随着佛教传播,在华夏文明的浸润下,中国佛造像逐渐发展成为包含中国文化艺术内涵,同时又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地域风格的艺术瑰宝。从文明交流史上看,在佛教东渐两千年的历程中,中国佛造像是文明交流的有力物证,是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合的典范。

        中国国家博物馆近日推出的古代佛造像展览,力图通过265件藏品勾勒中国古代佛造像的发展历程,系统地呈现不同地域佛造像的精彩造型和丰富内涵,彰显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源远流长、开放包容和博大精深。此展览为长期展览。

        展览围绕“溯源”与“发展”的主线进行展开。“溯源”主要展示古印度地区的佛造像,引领观众了解佛造像发源地的造像艺术;“发展”由“汉传佛造像”和“藏传佛造像”两部分组成,展示佛造像在中国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艺术特色。展览首次以造像墙的形式集中展示藏传佛教文物,形成强烈的视觉效果。在展品内容上,大量增加藏传佛造像,突出馆藏特色。增加“中国主要石窟寺示意图”和部分展品说明,让观众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佛造像的全貌。

        公元1世纪,在古希腊雕塑艺术影响下,佛造像最早出现于印度西北部犍陀罗地区。中国的佛造像艺术是在公元1世纪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将佛教高深的哲理转化为艺术形象,不断吸收、融入中国的文化艺术,逐步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艺术内涵、鲜明时代风格与不同地区特色的中国佛造像艺术体系。

        佛造像是带着宗教情感的艺术作品,其工艺手法多样。此次展览汇集的佛造像艺术精品,既有简洁质朴的古印度造像,又有华丽庄严的藏传佛像;既有中亚遗风的彩塑泥像,又有中土气韵的木雕造像;既有窖藏出土的石刻精品,也有海外回归的石窟瑰宝。其中,早年被盗凿流失海外刚刚回归中国的山西太原天龙山唐代石刻菩萨坐像,姿态生动,衣纹流畅,是盛唐石窟雕塑的杰出代表;高达两米的宋代木雕观音菩萨像,是国内博物馆首屈一指的木雕藏品,其雕刻之精、造型之美、体型之大,实为罕见,可谓精美绝伦。明代永乐、宣德时期宫廷造办处制作的藏传佛造像,造型优美、工艺精湛,是汉藏文化交融的艺术杰作。

        西来梵像——古印度地区佛造像

        此部分展品按制作地域分为斯瓦特、克什米尔、东北印度和尼泊尔4组,前3个地域的佛教造像风格对西藏地区佛造像具有一定影响。13世纪以后,尼泊尔造像对西藏和汉地的造像风格都产生了影响。

        斯瓦特位于古犍陀罗地区的北部( 今巴基斯坦北部斯瓦特河谷地区),在中国文献中被称为优填国、乌苌、乌仗那。在斯瓦特河谷地区发现的佛教雕塑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风貌, 被称为斯瓦特风格。6世纪以前斯瓦特地区的佛教造像作品主要受犍陀罗和笈多风格的影响。自6世纪始, 斯瓦特地区的佛教造像向独立的艺术形式发展, 既吸收了犍陀罗、笈多艺术风格, 又与中亚艺术结合为一体, 形成了独特的斯瓦特风格。其造像立体感较强, 样式简单, 注重细部刻画, 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犍陀罗造像的遗风,这种风格一直延续到10世纪。

        克什米尔位于喜马拉雅山西段, 中国古文献曾称为迦湿弥罗、罽宾等。该地区造像源于犍陀罗艺术,并受到笈多时期秣菟罗风格和萨尔纳特风格的影响。6世纪开始, 克什米尔地区开始独立创作本地风格的造像,在7-8世纪形成了克什米尔风格。其佛像特征是脸型长圆,眼睛在脸部的位置十分突出,似吃惊状。眼、唇、白毫等部位用银、红铜装饰。造像身躯饱满,多着袒右肩或通肩袈裟。袈裟轻薄贴体,仅在衣缘处刻出衣纹。造像的头光和背光运用较多,常见为镂空形状。矩形台座是克什米尔造像的特征,以立柱式的隔栏或力士托举形象为主。克什米尔地区佛教造像多以黄铜制作,精工细琢。

        东北印度是指今印度比哈尔邦、西孟加拉邦和孟加拉国一带, 曾是佛教密教的造像中心。公元7-13世纪, 波罗王朝(约750年—1150年) 统治这里并创造了佛教造像艺术的最后辉煌——波罗风格。在笈多风格的基础上融入了本土特色,造像的面貌具有印度人特点, 上眼睑突出, 眼大有神, 嘴唇丰厚。身材曲线流畅圆润, 薄衣贴体, 仅在肩部、腿部刻画简单的线条。

        尼泊尔位于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这里是佛教的发源地,释迦牟尼的诞生地蓝毗尼就在今尼泊尔境内。尼泊尔佛教造像艺术主要传承了印度笈多时代的艺术风格,注重表现饱满的身躯,服饰以薄衣贴体为主,极少刻画衣纹,仅在袖口、裙摆处以阴线刻细密的花卉图案。造像多使用红铜,工艺精细。

        神采华韵——汉传佛教造像

        此部分展品按质地分为泥塑、石雕、木雕、陶瓷和冶铸5组,通过各个时代典型材质的造像,以点带面基本勾勒出汉传佛教造像发展的脉络和时代特征。该部分主要围绕馆藏重点展品——云冈的北魏佛像、天龙山的唐代菩萨像、宋代木雕菩萨像和明代“石叟”款铜观音菩萨像等展开。展品数量不多,但体量较大,颇有气势。

        泥塑造像以新疆出土佛像和馆藏善业泥佛像为主,展示北朝至唐代佛造像造型转折期的面貌;石刻造像以曲阳、云冈、天龙山、四川万佛寺天王像为主,将北朝至唐代这个时期南北两个造像体系大致表现出来;木雕造像则集中展示宋至明不同时期的菩萨像,展示出木雕造像精湛的雕刻技艺与独特的审美观念;明清时期,陶瓷与冶铸高度发展,龙泉窑文殊菩萨像体现出中国陶瓷工艺在佛造像上的应用,铁铸佛像与“石叟”款观音菩萨像凸显出铸与雕的鬼斧神工。

        新疆地区是佛教进入中国的第一站, 留存了部分早期的泥塑造像,这是佛教造像艺术进入中国的见证。一般认为,佛教从印度经中亚传入新疆有南北两条路。北路从犍陀罗向北越过兴都库什山到阿姆河流域,再向东越过帕米尔北部山口到达新疆塔里木盆地。南路从印度西北部向东穿过克什米尔南部,再翻越喀喇昆仑山南部山口,到达塔里木盆地的和田。

        公元1-2世纪,佛造像艺术经南北两路进入新疆地区,再经河西走廊进入中原。4世纪左右,新疆地区的佛教造像艺术已经十分兴盛,尽管仍然保留印度和流经地的风格,但从佛像的面貌和神态上看,已经融入了当地人的容貌特色,并采用了在印度造像中少见的将泥塑与彩绘相结合的雕塑方法,开始了真正的本地化进程。7世纪,玄奘、义净、不空等僧人前往印度,带回了新的佛像模本,为中国古代佛像雕塑注入了新的活力,唐代善业泥佛像就是新模本的体现。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江苏南京栖霞山石窟等大批石窟寺被开凿。受大型石窟造像的影响,石雕佛造像成为主流,其中山东青州、山西太原天龙山和河北定州曲阳的石雕佛造像完全脱离了对印度式佛造像的模仿,创造出全新的中国式佛造像。

        宋代以后,木雕佛教造像流行,注重形象塑造,工艺精巧。特别是宋代木雕菩萨像突破了典籍仪轨的限制,追求美而不娇、端庄含蓄、朴素无华的自然之美,呈现出高雅和飘逸的艺术风格。

        明代以后的铜铸造像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铸造工艺精细,装饰繁缛。

        汉藏交融——藏传佛教造像

        此部分展品分为宫廷造像、地域造像和祖师造像3组。宫廷造像主要展示明永乐、宣德及清康熙、乾隆时期宫廷制作的佛像,突显精致之美;地域造像展示不同区域不同风格的造像,突出藏传佛教造像的融合之风;祖师造像则是藏传佛教高僧的肖像,相当于藏传佛教史的人物传记,以写实性为主。

        藏传佛教是佛教传入西藏地区后发展起来的宗教,汇聚了佛教的显宗、密宗和西藏地区的苯教等内容,主要流传于西藏、青海、甘肃、四川、内蒙古等地区。在独特的地理环境中,藏传佛教造像艺术不仅融汇了克什米尔、东北印度、尼泊尔等文化,还将汉传佛教造像艺术的精华融入其中,形成了具有多元文化因素的造像风格,是中国古代佛教造像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11世纪以前,藏传佛教造像主要以模仿印度、尼泊尔等地的艺术风格为主,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14世纪以后,西藏本土造像的艺术风格逐渐形成,15-16世纪达到艺术高峰。由于地域不同,藏传佛教造像出现了藏西、藏中、藏东、蒙古等地域风格。17世纪以后,藏传佛教造像多追求外表装饰,造型趋于程式化,但高僧造像采用高超的写实手法,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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