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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分钟读完汉传佛教史
     
    [ 作者: 佚名   来自:网络   已阅:266   时间:2020-4-7   录入:wangwencui


    2020年4月7日    佛学研究网

        两汉之际,佛教从西域传入中国,对此后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东汉三国时期,佛教主要依附于道教、方术,佛经传译侧重于对基本教义与禅观方法的介绍。到了魏晋时期,佛教摆脱了道教方术的色彩,转而与当时流行的玄学思潮相融合,此时般若典籍与学说最受欢迎。南北朝时,新译佛经大量涌现,汉地和西域,尤其是与印度之间交流也极为频繁,对佛教教义的理解和认识得到了空前提高。到了隋唐,求法运动高涨,佛经翻译迎来第二个高潮,寺院经济实力雄厚,僧徒们开宗立派,建立各自的理论实践体系。宋代的佛经雕刻对后世影响深远,共出现了五种刻经。元明清数代,汉地佛教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禅宗与净土宗上;由于统治者的喜好,此期的藏传佛教更为兴盛。

        玄学: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玄”取自《老子》之意:“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以《老子》、《庄子》和《周易》合称“三玄”。玄学大体上可说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辩证“有无”的关系,解决名教和自然的冲突,提倡辨名析理、得意忘言,融合儒道两家而立论。

        两汉三国,佛教初传中国

        佛陀生前主要在印度北部、中部的恒河流域一带宣说佛法。到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尊奉佛教,并派遣使者到印度周围的国家传教。于是,佛教向南传到斯里兰卡和东南亚国家,向北传入罽宾(今克什米尔)、大夏(今阿富汗一带)、安息、康居等地,甚至越过葱岭传入中国新疆地区。

        中原汉地接触到佛教,最初是通过大月氏的介绍。公元前2世纪中叶,大月氏为了躲避匈奴的锋芒向西迁徙并征服大夏,而此时的大夏已经大体接受了佛教(可参见《那先比丘经》或《弥兰陀王问经》)。大月氏的佛教正是从印度西北地区和大夏传承下来,以说一切有部的学说最为流行。公元1世纪,贵霜王朝建立,占领印度西北的广大地区,于是佛教加速向大月氏传播。

        大月氏与中原的汉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有使者往返其间,这一过程或许就伴随着佛教向内地的传播,因此产生了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佛经和汉明帝(57~75年在位)派人到大月氏抄写《四十二章经》的传说。这一时期,佛教主要依附于汉地原有的道教方术,作为祠祀求福的一种宗教形式而得到发展,最早的史料记载是汉明帝的弟弟楚王英以斋戒祭祀来奉行佛教。此种做法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如桓帝(146~167年在位)同时祭祀黄老与浮屠,笮融建立浮图祠。

        东汉末年,桓帝、灵帝(168~189年在位)之际,由于中亚内乱,安息的安世高、月氏的支娄迦谶、康居的康孟详等佛教僧徒纷纷来到洛阳,从事佛经翻译工作。安世高所译的佛经主要侧重于禅观方法与基本的教义概念,据说他译经、讲经时“俊乂云集”,“明哲之士”都对佛法兴趣盎然。支谶的译经则加进了“般若”的内容,而康孟详又译出了《中本起经》等佛传著作。

        般若:梵语praj ā的音译,意译为智慧。全称为praj āpāramitā,音译为般若波罗密多,意译为智度,一般指通向成佛之路的特殊认识。即认为世界由因缘和合而生,本性为空,故而又称“空观”。从支谶译出《道行般若经》以后,佛教般若类经典源源不断地流进中国。

        支谶的再传弟子支谦,博学多通、精于六国语言,当时有“支郎眼中黄,形躯虽细是智囊”的称誉。他于汉末避乱南下,译出了相当数量的佛经。康僧会则除了译经之外,还促成了东吴第一座寺庙建初寺(位于吴国首都建业,即今南京)的创建,对佛教在江南一带普通民众间的传播做出了很大贡献。

        两晋南北朝,佛教在中国的全面开花

        西晋最有名的译经家要数竺法护。他本是月氏人,世居敦煌,慨叹大乘典籍大部分尚未传到汉地,于是跟随其师远游西域,遍学各种方言,取得佛经源文本,终身从事翻译事业,人称“敦煌菩萨”。

        东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与南方佛教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北方佛教与政权联系更为密切:在朝廷的资助下,翻译佛经与造像建窟的规模都蔚为壮观。其中,在石勒、石虎统治下的后赵,由于统治者文化程度不高,虽然未曾开展译经事业,但西域僧人佛图澄运用神通取得二石的信任,在后赵大力推行教化、建立佛寺,整个北方广大地区的华夷人众开始大量信仰佛教。

        将佛图澄的传教事业发扬光大的是其弟子道安,他在佛图澄圆寂后继续在北方弘法。在前秦统治者苻坚的支持下,道安与赵政等在长安组织了大规模的佛经翻译,以翻译小乘说一切有部的典籍为主——如阿含经、阿毗昙、毗婆沙等,兼及大乘经典。此外,道安还大量注解佛经,并编撰经录,对佛教文献的整理居功甚伟。前秦末年,战乱频仍、社会动荡,道安避乱南下,在途中分派徒众去各地传法。继续留在北方的僧徒成为后来鸠摩罗什译场的生力军,而南下的慧远等人则为佛教在南方的进一步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后秦时,鸠摩罗什来到长安,他的翻译标志着佛教译经从古译时代向旧译时代的转变。跟从罗什受学的弟子有数千人,他们学成后分布于大江南北,对南北朝时中国佛教学派的形成起着直接作用。略晚于罗什的译经家还有北凉的昙无谶,他所译的《大般涅槃经》是南北朝时最重要的佛教典籍之一。之后的北魏,在翻译佛经与建寺凿窟的规模上也蔚为壮观。

        南方佛教的发展与士人阶层密切相关,高僧往往兼具名士之风,名士也多与高僧交往。当时南朝最为流行的几部佛经之一—《维摩诘经》,便是刻画了这样一位极具名士之风的佛教在家居士。较为重要的大部头译经还有佛陀跋陀罗的六十卷本《华严经》等。南朝君臣大多信仰佛教,兴修庙宇、铸造佛像,故而后人有“南朝四百八十寺”之称。此时的广州也已成为僧侣与商旅结伴往来的国际口岸,并一度成为佛经传译的基地之一。真谛便是在此地译出了瑜伽行派的一些主要经典——《摄大乘论》及各种注释等。

        佛教的主要思潮

        “格义”与“六家七宗”

        格义:以本土世俗典籍比附、解释佛教义理的方法,即康法朗、竺法雅所提倡的“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例如:以老子的“无”解释佛教的“空”,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解释佛教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种方法在初期有利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但到后来就成为了正确理解佛教义理的障碍。于是,在道安与罗什之后,此法逐渐衰亡。

        魏晋时期,佛教的般若学说与当时流行的玄学思潮相融合,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般若学各流派。即以格义之法,借玄学阐发般若“空”观,被称为“六家七宗”,主要活跃于南方。根据任继愈先生等编撰的《中国佛教史》等文献,“六家七宗”包括:

        一、“本无宗”,包括本无宗和本无异宗两宗,以道安与竺法潜为代表。他们将般若学的本体确定为无,以此解释般若性空的原理;本无宗强调以无为本,而本无异宗则认为无在有先、从无出有。这两家不同的观点实际上都是魏晋玄学贵无派观点的回响。

        二、“心无宗”,以支愍度为代表,认为“心无色有”,即否定本体、而肯定现象界的存在。

        三、“识含宗”,以于法开为代表,认为万物是“心识”所“含”,否定物质现象而肯定精神现象。

        四、“幻化宗”,以道壹为代表,认为是由心神幻化出万物。

        五、“缘会宗”,以于道邃为代表,认为因缘和合即有万物,因缘离散则是无。

        六、“即色宗”,以支道林为代表,提倡色即是空,但必须通过色(现象)去认识空(本体)。

        而在关中地区(即今陕西西安一带),流行的则是以罗什及其弟子为代表的中观学派。罗什的高足僧肇,以师传的中观学说为依据,对南方流行的“心无”、“即色”、“本无”三家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他批评南方的六家学说都只侧重于某一方面:本无、本无异、识含、幻化、缘会各宗都强调否定物质现象、强调精神现象,而心无宗则否定精神现象、强调物质现象;即色宗虽然提出了“色即为空”,但又补充“色复异空”,还是没有达到僧肇的中观境界——“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即《不真空论》中所讲的“不真而空”。

        “佛性论”与各家“师说”

        南北朝时期,涌现出了以讲授、传播一部或几部佛经为中心内容的佛教学派,先后出现了许多“师说”,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如下几家。

        一、“佛性论”与“涅槃师”。随着《大般涅槃经》的译出与流行,“佛性论”这一新的研究领域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涅槃经》承认“佛性”的存在,脱离了般若学的“空”观与怀疑论。在此背景下,竺道生将般若实相与涅槃佛性两种学说相结合,又吸收玄学的思辨方法,提出了佛性顿悟说——人人均有佛性是心性依据,顿悟则是达到解脱的方式,对中国佛教影响深远。此后还出现了南北各家涅槃师说。

        二、“成实师”与“毗昙师”。成实师主要研究《成实论》,“毗昙师”则主要讲授“毗昙学”(即对法)。二者都注重系统介绍佛教哲学的基本概念、范畴,引导初学者学习佛教的基本名相。不过,从事《成实论》或毗昙研究的学者一般都同时兼通其他经论。

        三、“地论师”。菩提流支译出《十地经论》,该论上承般若学、下启瑜伽行派,提出“三界唯心”与“阿赖耶识”的概念,吸引了佛教学者竞相传习,逐渐形成一类师说,即所谓“地论师”。

        四、“楞伽师”。从罗什、佛陀跋陀罗来到汉地传授大乘禅法之后,南北各地的学禅之风重又兴盛起来。四卷本《楞伽经》也被译出,提倡“专唯念慧,不在话言”。传授这部经典的僧徒着重口说而不重文记,独成一派,被称为“楞伽师”。这一师说与后世的禅宗有着密切的关系。

        五、“摄论师”。萧梁时真谛在广州译出《摄大乘论》,由于该论集中反映了瑜伽系大乘与其他系、小乘学说的不同观点,属于瑜伽行派的基本典籍,故而真谛对其尤所用心。在他圆寂之后,门人都能继承遗志传播《摄论》,形成了“摄论师”一派。

        佛教撰述

        经过数百年对印度佛教的译介,此期的佛教徒们不仅开始对佛典进行整理,编撰经录,而且将学习的心得见解付诸笔墨,包括注疏、论文、史地著作、以及疑伪经等。

        在对翻译经典进行学习传播的过程中,注疏的辅助作用极为重要。道安首先系统地分析佛经的结构,阐释其义理。罗什门下的弟子更是将注疏一途发扬光大。之后,南北朝各家师说都利用注疏的形式阐发观点、弘扬教义。由于注疏仅限于解释原经,故而要想充分发挥个人的观点思想,更理想的方法是撰写论著,其形式有经序、通论或专论(如僧肇诸论)、义章(选择诸经名相义旨,分门别释)、争论(教内之争或驳外人之作,如《弘明集》中的相关文章)等。而随着译经与著述的数量日渐增多,翻阅起来极为繁难,故而经常有纂集之举,如单经略钞本、群经合钞本、汇编法集等。

        此外,这一时期佛教史学极为发达,出现了释迦传记、印度圣贤传记、中国僧传(如《高僧传》)、佛教感应传、甚至佛教通史类著作,以及名山寺塔记(如《洛阳伽蓝记》)等。西行求法的高僧,如法显、惠生等人,也往往将游历过程记录下来,撰成《佛国记》、《使西域记》,对后人了解当时西域、中亚、印度、南亚的史地情况及佛教发展有重要参考意义。

        由于传译、著述事业的蓬勃发展,目录学也随之兴盛起来。当时有二十八部经录,但现今所存唯有僧祐《出三藏记集》一部。在佛教经录中,译自胡语或梵语的佛经被称为真经,而缺少源文本与翻译记录的经书则列入疑伪经之列。六朝时期,中土人士假托佛经之名的撰述不少,反映了特定地区的时代思潮与意识形态。不仅如此,大体而言,此期佛教撰述的影响所及,还促进了儒家及道教类似著作的出现。

        佛教与政权的冲突:两次灭佛

        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与士人阶层对佛教义理、实践的浓厚兴趣,佛教的势力迅速发展壮大。僧尼、寺院的数量激增,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僧官制度和以经营土地为主的寺院经济。但与此同时,僧尼品行越来越良莠不齐,寺院经济也极大地损害了朝廷的税收利益。随着佛教势力的发展壮大,佛教与道教、儒家学说之间的矛盾更是越来越尖锐化。在这种背景下,南方出现了以慧远等为代表的、将佛教的出世观念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结合起来的高僧名士,试图调和三教;故而虽有数次关于沙汰僧尼、限制建寺造像、令沙门致敬王者的提议,但并未对佛教形成大的冲击。而在北方,这种冲突则直接导致了北魏太武帝与北周武帝的灭佛行为。不过,此期佛教的发展才是时代的主流,两次灭佛后不久都迎来了佛教发展的另一高潮。

        佛教艺术

        随着佛教的蓬勃发展,佛教艺术也蔚为大观。北方选择远离城市的山水幽静之处开凿石窟、铸造佛像。根据石窟艺术的传播路线,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地区、四个阶段:以龟兹石窟为代表的西域佛教艺术,以河西早期石窟为代表的凉州佛教艺术,以云冈石窟为代表的平城佛教艺术,以龙门石窟为代表的中原佛教艺术。北方石窟的形制多为草庐式的马蹄形窟、中心塔柱窟、僧房窟和禅窟,流行的造像题材有三世佛、弥勒、释迦多宝佛、千佛、七佛与佛传、本生故事。这种窟形和题材,更符合禅观的特殊要求。南方地区开凿石窟很少,多摩崖龛像,如南京栖霞山千佛岩造像与新昌剡溪大佛。其题材除了释迦佛之外,多无量寿(阿弥陀)佛与弥勒佛坐像,以及释迦多宝佛。

        隋唐时期,佛教的中国化

        经过数百年的积累,隋唐佛教已能融会印度学说,自立门户、开宗立派。一般认为主要的宗派有:三论宗、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禅宗、净土宗、密宗等。汉地继西域之后,成为弘扬佛法的中心,新罗(今朝鲜半岛)、日本的佛教徒也前来汉地求法。然而,唐武宗会昌灭佛后,各宗典籍散失,义学发展停滞不前。

        宗派主要有三个特点:一、独特的教理与教规;二、强烈的门户之见;三、判教(判定各类佛经的意义与地位)与道统体系的建立。

        三论宗

        “三论”是《中论》、《百论》和《十二门论》的简称,属中观学的基本著作。三论宗主要讲“缘起性空”,以“二谛”(俗谛:有因果、父子、君臣、忠义之道;真谛:一切法毕竟空寂)、“八不”(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出)、“中道”(远离“有”、“空”两种极端、不着二边)为教门。

        僧肇所作的“肇论”被奉为三论宗的第一部中国论著。为了与各家异说论辩,法朗将二谛说发展成三重次第:针对毗昙师的说一切有,强调俗谛是有、真谛是无;针对成实师的一切法空,指出有无都是俗谛、非有非无才是真谛;针对大乘师的有所得,表示要超越“有无”与“非有无”的二分、以“无所得”为究竟。法朗的弟子吉藏是三论宗的实际创始人,在三重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四重说,即“言忘虑绝为真”。他将佛说分为两类(小乘与大乘),将大乘分为三个层次(《般若》、《法华》与《涅槃》)。贞观之后,三论宗在中国逐渐衰落。

        吉藏弟子高丽僧慧灌将三论宗传至日本。

        天台宗

        以中观学说为心要,以《法华经》为基本经典,提倡禅定与智慧双修,其目标是大乘的圆顿境界,即三谛(空、假、中)圆融、一念三千。因创始人智顗在天台山弘教而得名,又因奉《法华经》也称法华宗。

        北齐禅师慧文创立一心三观(空、假、中)之说,天台宗由此萌芽。其弟子慧思取佛经中定(禅定)慧(义学)等法创立学说,尤其以《法华经》为主要经典,提倡定慧双修。慧思门下智顗提出了五时八教的判教学说:“五时”是将佛祖说法的五十年分为五个时期,“八教”是化仪(说法仪式)四教与化法(教法浅深)四教的总称。智顗之后,灌顶撰写慧思、智顗传记,逐渐产生了法统思想。经历数代后,湛然复兴天台宗,被尊为九祖。经历了安史之乱与会昌灭佛,天台宗逐渐衰微。

        贞元年间,日僧最澄与义真来天台山求法。次年回国成立日本天台宗。

        法相宗

        阐明“万法唯识”,亦名唯识宗。因两代宗主玄奘、窥基均住慈恩寺,故又称慈恩宗。其学说继承印度瑜伽行派,以三性解释诸法,即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与圆成实性,分别是妄想臆构、真实机制与真实性,最终目标是转识成智。此外,法相宗还着重引入了一种新的方法论:因明。

        因明:梵语为hetuvidyā,因即推理的依据,明即知识之意。因明是古印度的逻辑学,主要以宗、因、喻三支作为推理之法。例如:声无常(宗),为所作性故(因),如瓶等(喻)。三支中以因支最重要,故云因明。

        玄奘门下窥基提出“三时判教”之说:有教、空教与中道教。新罗僧圆测曾指导新罗入唐求法僧人,弟子回国后大力弘扬唯识学,开新罗唯识宗之先河。窥基传慧沼,但慧沼弟子智周仅能守成,此后该宗势力衰微。不过,法相宗的学说已经成为汉地佛学的方法基础,凡解释名相、分析事理,都不能不取材于法相宗之理。

        此外,玄奘所译《俱舍论》也盛行一时,同之前真谛传来的俱舍师说相结合,形成专门的“俱舍学”。玄奘门下有日僧将法相宗传至日本,俱舍学也同时传入,讲法相者往往连带讲《俱舍论》。至今仍有传承。

        华严宗

        奉《华严经》为主要经典,故而得名。因实际创始人法藏别名贤首,又称贤首宗。其主要教理为法界缘起说,又名法界宗。《华严经》用“海印三昧”来描绘佛境,形容世界上森罗万象的事物像海水一样被显现出来,一滴海水具有百川之味,万物就其关系来说都是“无尽圆融”,形成一种范围无限广大而又互相包容贯通的大法界。

        初唐杜顺依《华严经》修普贤行,并重禅观,被奉为初祖。其弟子智俨提出“别教一乘”与“无尽缘起”:《华严》“一乘”独立于三乘之外,标明自宗高于天台宗;“无尽缘起”又名法界缘起,指宇宙万物互为缘起,重重无尽。智俨被奉为二祖。其弟子法藏,试图融合当时所有新兴宗派的说法,提出“五教十宗”的判教说,并发展出“六相”、“十玄”来解释无尽缘起。

        之后有澄观奉敕为《华严》作注,被尊为四祖。澄观所学与禅宗已非常接近,其弟子宗密以心学统一当时所有的禅教之说,被奉为五祖。会昌法难后传承中断。

        智俨有弟子新罗僧义湘,归国后创建了海印寺等华严十刹,被奉为朝鲜华严宗的初祖。法藏的弟子新罗僧审详,又将华严宗传入日本,成为日本华严宗初祖。

        律宗

        着重研习与受持佛教戒律,故得名律宗。律宗的经典依据是四律五论。隋唐时《四分律》最为流行,基于对其不同的理解,律宗一分为三:南山宗、相部宗与东塔宗,以南山宗势力最大。

        南北朝时,《十诵律》盛行于江南,《僧祇律》流行于北方,而《四分律》则要到北魏法聪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开讲时才逐渐受到重视。慧光撰《四分律疏》等,奠定了南山宗的基础。慧光传道云,再传而为智首,慨叹当时不同律典互相混杂,即考定古今学说,影响很大。智首门下道宣,对《四分律》颇有研究,并在关中立戒坛,开创南山宗。道宣的再传弟子道岸奏请唐中宗下敕在江南一带施行南山宗戒律,从此《四分律》独大。

        道云另有弟子洪遵,再传而为法砺,其学主要盛行于相州(今河南安阳)一带,故称相部宗。法砺有弟子满意,居长安崇福寺,后世号为西塔律师,故相部宗亦称西塔宗。另有怀素也曾跟随法砺学习,但因见解不同而另立宗派,号东塔宗。相部、东塔至唐末逐渐衰落,而南山蔚为大宗。

        扬州有鉴真和尚,本南山宗人,兼习相部、东塔两宗,赴日本讲《四分律》并注疏,日本律宗由此发展起来。

        禅宗

        “禅”是梵语dhyāna的音译,是佛教修习方法的一种。因主张修习禅定而得名,又因强调彻见心性,亦称佛心宗。汉末所译多为小乘禅法,到东晋时大乘禅法才开始流行。其中最重要的是念佛法门,从观念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等,到观念诸法实相。刘宋时所译《楞伽经》是后世汉地禅宗的思想来源。

        禅宗自谓教外别传,称迦叶为印度禅宗初祖。此后秘密相传至菩提达摩,于梁武帝时来汉地,成为中国禅宗初祖。达摩的禅法分“理”、“行”二途。理入的要点在于“含生同一真性”,重在“安心”、“壁观”(如壁坚定不移)。从理入导出四种践行(报冤、随缘、无所求、称法)。相传达摩传慧可,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

        道信在黄梅带领徒众自耕自足,将教义简单化,提倡念心即念佛。他在著作中多次引用《金刚经》,其禅法逐渐由《楞伽经》转向《金刚经》。其弟子弘忍创开东山法门,以一行三昧为中心,以守自心为方法。弘忍门下神秀颇受武则天推崇,是为北宗。慧能则在岭南宣传简易法门,是为南宗。北宗强调种种方便法门,而南宗则标榜顿悟。

        相传慧能还有弟子怀让与行思。怀让弟子道一开洪州宗(亦称江西宗),其门下又创临济、沩仰二宗。行思门下则开曹洞、云门、法眼三宗。此外有牛头宗法融,也将传法体系上溯至道信一脉。

        新罗僧法朗、神行将禅宗传入朝鲜。此后又有道义弘扬南宗顿悟之说,成为朝鲜曹溪宗的创始人。之后,朝鲜禅宗日渐兴盛,开禅门九山。

        净土宗

        提倡修持念佛,借佛力而往生净土。主要经典为“三经一论”,其特点是没有繁琐的哲学论证,描绘了一个与现世苦难社会对立的圆满佛国净土,简化修行程序,强调愿力与念佛。

        弥陀净土信仰在汉魏时传入汉地,流行于两晋。庐山慧远曾邀高僧文士“建斋立誓,共期西方”,修习以观想阿弥陀佛为内容的念佛三昧。但真正对社会有影响的是北魏昙鸾,他将佛教的修行分为难行道与易行道、自力与他力:依靠自力勤苦修习以证觉悟属于难行道,而恭敬地念诵阿弥陀佛、依靠佛力往生净土则为易行道。他还具体提出“十念”的方法:名字、相好、光明等,认为观想佛时,心即是佛。之后道绰教四众每日念诵佛名七万遍,禅定念佛变成口称念佛,被尊为二祖。善导在长安推广净土宗,被尊为三祖。法照往来于长安与五台山之间,提倡“五会念佛”,被尊为四祖。贞元年间高僧少康在浙江一带行化,有人尊其为五祖。

        除弥陀净土外,还有弥勒净土。东晋道安曾誓愿往生弥勒净土,唐初玄奘也信仰弥勒净土。中唐以后,弥勒净土信仰渐衰,唯弥陀净土信仰独盛。

        12世纪末,日本僧人源空以昙鸾的《往生论注》与道绰的《安乐集》为主要理论依据,创立日本净土宗。其弟子亲鸾创立净土真宗。

        密宗

        声称显教(大、小乘佛教)是应身佛释迦对一般凡夫的说法,密教是法身佛大日如来(音译毗卢遮那佛)对弟子所说的奥秘大法,故得名密宗,也称真言宗。密宗重祈祷、咒语,小可治病安宅祈雨,大则究竟成佛,强调礼拜供养及相应的仪轨。

        密宗的修行分为三密:身密,手结印契;语密,口诵咒语;意密,心观本尊。由修行三密而得加持,佛力与修行者产生神秘的感应作用,可以即身成佛。密教的修行仪式有严格的规范,须经阿阇梨(传法师)传授。阿阇梨给受法人在曼荼罗(坛城)内举行灌顶仪式,才算正式入教。

        灌顶:以清水浇灌受法人头顶,意指洗去无始以来附着于身心的无明烦恼垢秽,引出本来的自性清净之心,然后再授以密宗的秘印(手势)与秘明(咒语)。

        咒语在佛经中较常见,而密宗则外重仪轨、内附观法,自成独立的系统宗派,在汉地的正式建立是在唐玄宗时,密宗高僧善无畏、金刚智与不空并称为“开元三大士”。密宗法门有金刚界、胎藏界两部,即智差别、理平等二门。胎藏界的主要经典为《大日经》,由善无畏传一行与新罗僧玄超,玄超传惠果。金刚界的主要经典为《金刚顶经》,由金刚智传不空,不空传惠果等五位弟子。惠果一人兼传胎藏、金刚两部,形成“唐密”。门下弟子有日僧空海、新罗僧惠日等。空海回国后在东寺弘扬密宗,是为“东密”,以与最澄所传天台宗之密教相区别,后者被称为“台密”。

        会昌灭佛之后,密宗在汉地逐渐式微,在日本反较为盛行。

        宋元明清,佛教继续发展

        唐末、五代,佛教经历了两次法难与朝代更迭的战乱,经典散失、寺院毁弃、僧徒还俗,逐渐走向衰退。到了两宋,由于统治者的扶持,佛教才开始出现复苏的迹象。南宋时甚至有两部佛教通史的问世,即《释门正统》与《佛祖统纪》。不过,此期国运不昌,且有新兴理学的反对,汉传佛教虽绵延不绝,但已不如隋唐时的鼎盛气象。之后的明清两代,仅在守成的基础上略有发展。

        宋代佛教的主要特点是译经与刻经的兴盛,尤其是刻经对后世佛教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般的佛教徒则重视实践,禅宗和净土宗最为流行:出现了几种大型的禅宗《灯录》与各种《语录》;净土宗则几乎发展为佛教各派的“共宗”,信徒大都归心净土,念佛结社之风盛行。此期的天台宗从朝鲜、日本寻回了一批文献,重新引起了僧徒们的讨论兴趣;又因重视念佛、礼忏与律行,故在民间也比较普及。华严宗则由于高丽僧人义天将本国所存的法藏著作送回而迎来了一次中兴,并进一步与禅宗合流。律宗是南山宗一系单传。

        元朝时,在统治者崇佛政策的影响下,汉传佛教也有所受益,体现为僧尼人数的增加与寺院经济的发展,寺院甚至大力经营工商业。教义方面,唯有禅宗的曹洞、临济两家还能维持门庭。另有一些民间教派的兴起,如白莲教等。随着元朝的灭亡,喇嘛教在内地也逐渐式微,禅宗与净土宗取而代之。

        明朝佛教继续发展,刻经方面以方册装取代梵夹装,便于佛经的携带与阅读。清朝统治者也大都崇奉佛教,僧官制度沿袭明代旧制。嘉庆、道光以后,国本动摇,佛教也渐入颓相。明清两代,文人学士中奉佛的居士逐渐增多,撰述颇丰,形成一股强劲的居士佛教的潮流。

        清末民初,随着西方学术思想与近代科学精神的传入,佛教更是屡遭攻讦。但与此同时,佛教在思想理论、组织结构、社会活动上也开始向现代宗教转化。主要体现在:杨仁山、欧阳竟无、吕澂等对法相唯识宗的重新认识与研究,支那内学院的建立,以太虚等人为代表的佛教教育与革新运动,汉藏教理院的建立,一些全国性佛教团体的成立,《海潮音》等佛教杂志的创办等。直到今天,汉传佛教仍在努力进行现代化的蜕变、探索复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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