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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唐后期禅僧行脚的若干问题
     
    [ 作者: 杨富学、赵娜   来自:网络   已阅:177   时间:2020-7-31   录入:wangwencui


    2020年7月31日    佛学研究网

        行脚又作游方、游行,谓僧侣居无定所,四处游走。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其一,寻访名师;其二,巡游山水,寻找理想的自我修持场所;其三,为教化他人而广游四方,或弘法,或勘验他人。本文所谓禅僧“行脚”,不包括后二者情况,专指受戒禅僧问学于禅师,以游历形式参学的一种修行手段。“行脚”者或结伴同行,或独自游走;或经禅师推荐专门参拜某位禅师,或四处参拜著名禅师;其目的在于或令自己初步开悟,或进一步提升境界,或“作家”(禅宗中指大机大用者)相见,机锋对决。
     
      
      一、禅僧行脚风气的盛行
     
        早在佛祖时代,僧侣即非始终安居一处,其行脚更多地带有传法、救度意味。在南北朝时期,行脚已很多见,隋唐时期,行脚之风日盛,[2]只是未能形成如同禅宗那样浓重的参禅问道风气而已。及至唐后期,行脚蔚然成风。有关行脚僧的形象资料,在敦煌壁画和纸画中多有出现,至少有19幅,画面大同小异,一般为:一僧背负经囊,手持麈尾和锡杖,风尘仆仆地疾行,旁有一虎相随,上方有一化佛。[3]禅宗行脚僧人的形象虽为见载,以理推之,当概莫能外。从文献看,唐后期禅宗僧人行脚活动频繁,很受重视,成为当时僧人习学传道的重要方式之一。
     
        禅宗重《楞伽经》。最初的楞伽师均修头陀(Dhūta)行,头陀行共有12种戒,其中特别规定不许在一地久留,以免产生留恋。职是之故,四祖道信(580-651年)以前的历代禅师大都是居无定所的,行踪不定,很少固定于某一寺院。如东土初祖达摩渡海来华,“随其所止,游化为务”。[4]他们随缘而住,“随其所至,诲以禅寂”。[5]“行无辙迹,动无彰记。法匠潜运,学徒默修。”[6]许多禅僧“一生游道为务,曾无栖泊”。[7]因为禅师“不恒其所”,很难发展门徒,故而从初祖菩提达摩(?-534年)到二祖惠可(487-593年),再到三祖僧璨(?-606年),弟子都是寥寥无几,故始终不能形成团体。道信力矫这种游化传统之弊,先在庐山大林寺居住10年,后又在黄梅双林寺定居30年,“择地开居,营宇立像,存没有迹,旌榜有闻。”[8]“诸州学道,无远不至”,以致在双峰山出现聚徒500人的盛况。[9]这种定居的传法方式,对禅宗的形成与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与楞伽师所奉行的做法相比,二者大相径庭。一般来说,要形成佛教宗派,除了宗主和自成体系的教义外,还需有一定规模的徒众团体。道信的500弟子,为禅宗宗派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至弘忍(602-675年)时,道信禅法得以发扬光大,形成东山法门,标志着禅宗的正式形成。
     
        及至唐后期,不论是禅理,还是禅风都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由唐末五代禅宗僧人的结集及其后代的记载——如《祖堂集》、《宋高僧传》、《古尊宿语录》、《五灯会元》等——对此都有反映。与敦煌出土的早期灯史类著作——如净觉撰《楞伽师资记》[10]、杜胐撰《传法宝记》和佚名氏撰《历代法宝记》[11]——所记载的早期禅僧相比,唐后期的禅僧在求学问道的过程中,更加突出了四处参请的现象。这一做法与道信、弘忍所倡导的聚徒传法看似有违,实则不然。道信之前,游化是禅修的主要形式,而唐后期的游化,只不过是聚徒弘法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已,游的最终目的仍在于聚,通过游,而止于更为理想的禅法弘扬地,以求精进。
       
        参学的禅僧们纵横于青山秀水间,足迹遍于大江南北,“巡名山,扣诸禅宗”。[12]大致而言,行脚地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区域,即江西(以洪州系为主)、湖南(以石头系为主)、陕西和河南(北方佛教)。在禅宗“五家”出现后,又以创宗禅师的聚居地为中心,形成了新的行脚中心,但基本格局,南方仍以湖南、江西、福建为主,北方则以河北、河南、陕西为主。
     
        行脚禅僧参学的对象颇为广泛,不限于本系统内部,而是往来于不同派系之间。慧能之后,南宗禅形成了很多传法世系,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慧能的两位弟子——青原行思(?-741年)和南岳怀让(677-744年)法系。唐后期,南岳系和青原系之间关系密切,行脚活动最为繁盛。
     
        晚唐时期,南岳系著名禅师马祖道一(709-788年)居于江西洪州(今南昌市),而青原系高僧石头希迁禅师(700-790年)住湖南南岳衡山。这是两位在当时佛教界最负盛名的禅师,所有修学禅僧都以向他们讨教为荣。《宋高僧传》称:“于时天下佛法,极盛无过洪府(指马祖),座下贤圣比肩,得道者其数颇众。”[13]于是,当时的江西禅僧会行脚湖南,湖南的禅僧同样也会行脚,或在江西湖南之间穿梭游学。据宋代余靖《武溪集》卷9《韶州月华山花界寺传法主持记》记载:
    建中、贞(宋避讳改“正”)元间,方袍之学心者,江衡之间,道路如织。
     
        可见,江西、湖南间游学者人数之众。“跑江湖”一词即因江西马祖弟子和湖南石头弟子间之相互参学而来。马祖道一曾推荐其弟子丹霞天然(739-824年)到石头处,认为石头系的风格更适宜丹霞禅师悟道。丹霞随侍石头3年,披剃受戒,后又往谒马祖。后代的禅僧也往往不计较宗门的不同而四处参请。如在百丈怀海(南岳系)门下作20余年侍者的云岩禅师最终在药山惟俨和尚(石头系)处悟道,成为石头系中曹洞宗的先驱。再如慧朗(738-820年),13岁时于邓林寺岁模禅师出家,17岁时游南岳,在此寺受具足戒,后至江西参谒马祖。马祖问:“你来何求?”慧朗答:“求佛知见”。马祖曰:“无佛知见知见乃魔界耳。你从南岳来,未见石头曹溪心要耳。汝应却归石头。”慧朗遵从马祖之劝告,重返南岳师从石头禅师,因参石头“汝无佛性”的禅语而得悟。[14]
       
        马祖法系与南阳(今河南邓州市)慧忠(?-776年)也多有往来。马祖的弟子蒲州麻谷山宝彻、伏牛山自在两位禅师即曾参访过慧忠。慧忠为慧能五大弟子之一,曾于邓州龙兴寺弘法,晚年入长安弘法。当马祖弟子言马祖用“即心即佛”教学示人时,他当即表示反对;但当听说马祖还说过“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时,表示勉强可以认可。[15]不同派系禅僧间的行脚活动,有利于促进禅学思想的交流与发展。
     
        有一些僧人,原本非为禅僧,后来也皈依禅门。这种例子是很多的,如:

        兴善惟宽(?-776年)童年从僧昙出家,从僧崇受戒,跟僧如修习戒律,有研习天台宗止观学说,尔后又投马祖门下习南宗禅法。成为一代著名禅僧。

        药山惟俨(751-834年)先礼衡岳寺智澡(或作“智琛”)律师为师,受具足戒,但他对律学兴趣不大,认为“大丈夫当离法自净,焉能屑屑事细行于布巾耶?”遂前往谒见石头希迁,修习禅法,“密证心法”。[16]

        南泉普愿(748-834年)10岁到大隈山投大慧禅师受业,此后研习相部宗律学,又修习中观论书,最后才到洪州礼马祖为师。

        沩山灵祐(771-853年)20岁从福州法恒律师出家,23岁受具足戒,又随钱塘义宾学习戒律,后师事马祖弟子怀海,专心修习南宗禅法,“顿了祖意”。[17]
     
        有的禅师一生行脚不辍,如赵州从谂(778-897年)即曾“遍参丛林”。[18]他年少出家,后投师池州(今安徽池阳)南泉普愿禅师,悟明心地。在普愿禅师寂灭后,开始行脚生涯,一直到80岁。既参访过马祖门下的众多禅师,也参访过石头门下的众多禅师,更有禅宗以外的佛教高僧(如寒山、拾得等)以及北宗神秀的门徒(如三峰山道树)。[19]其行脚活动遵循如下原则,即“七岁童儿胜我者,我即问伊。百岁老翁不及我者,我即教他”。[20]据说,仅五台山他就参谒过9次,故宋人张无尽居士有诗:“赵州八十犹行脚”,[21]赞其终生求学不辍的精神。再如道悟(748-807年),14岁于明州(今浙江宁波)出家,25岁至杭州竹林寺受具足戒,此后四处参访名师。先投径山牛头宗道钦禅师,后又参谒马祖禅师,再赴南岳参谒希迁禅师,最后从希迁的“汝道阿谁是后人”的问语中得悟。[22]一般情况下,当游僧找到适合自己根性的学道处之后,就会长期驻扎下来,在那里钻研禅法。
     
        除了中土禅僧之行脚外,还有来自外国的僧人,如潭州谷山寺的创建者谷山藏禅师为青原系下五世石霜庆诸禅师的法嗣。[23]亦即慧能大鉴禅师的第七世弟子。他的三位法嗣,都是新罗人。契嵩《传法正宗记》卷7《正宗分家略传上》记载说:

        禅师。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新罗瑞岩和尚者,一曰新罗泊严(岩)和尚者,一曰新罗大岭和尚者。
     
        这几位禅师回国后,相继建立自己的法派体系,对中国禅宗的东传作出了贡献。[24]
     
        同时,禅僧参请的对象也不限定在禅宗内部,而与禅宗外的法师、律师等也有所交集。比如,马祖道一年青时,依资州唐和尚处寂修习净众禅法,[25]但经南岳怀让“磨砖既不能成镜,坐禅岂能成佛”之说的影响,皈依于怀让门下,成为南岳系中“踏杀天下人”之马驹;[26]草堂宗密兼修禅宗和华严宗,既是荷泽宗的著名禅师,又是华严宗的祖师,并且对禅宗与华严宗的传承体系都做出了巨大贡献。经行脚后悟道的禅僧思想中糅杂的华严、净土、唯识等各宗思想也是其向禅宗外学习的证明。
     
       
    二、禅僧行脚风气形成的原因
     
        唐后期,禅僧行脚风气盛行,构成中国禅宗史上的一个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