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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的资本主义——从犍陀罗到敦煌
     
    [ 作者: 刘刚   来自:网络   已阅:659   时间:2020-11-9   录入:wangwencui


    2020年11月9日    佛学研究网

        资本主义的宗教样式

        古代世界有没有“资本主义”?是个值得一提的问题。

        若按照五种社会形态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近代有,而古代未有。即使有,那也是作为萌芽存在。要到了封建社会晚期,才会发出个芽来。

        如果我们放下五种社会形态,换个说法呢?那就不一定了。比如说,放在国家形态上来看,国家的货币政策及其货币经济,是否包含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因素呢?还有国家之间的贸易及其对国家利益的追求所表现的重商主义,是否属于资本主义的国家样式呢?若谓之是,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人类自有国家以来就有资本主义。

        我们还可以把它放到人性论上来看,资本主义的根源就在人性好利中,正是人性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产生了资本主义。因此,从人类有了自己的生产方式,将人自身从自然界里解放出来,开始有了生产交换和社会分工,资本主义就出现了。就此而言,资本主义古代有,近代也有,但各有各的样式。

        佛教的资本主义,就是古代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宗教样式。然而,佛教不是要“六根清净”嘛,怎么还搞资本主义呢?

        清净,是针对自我修行而言的,若要普度众生,还真得搞点资本主义,其最为明显的标志,便是迦腻色迦王将自己头像同佛陀头像铸在同一枚金币上。试问,普度众生最方便的法门在哪里?当然在流通领域。在流通领域普度众生,还有什么比流通的佛币更有力量?将国家信用建立在宗教信仰上,再以货币经济开显佛法之光。贵霜王朝发行佛币,使佛教走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上。

        大乘佛教,不再是那个土生土长说着巴利语的乡下佬,而是在希腊化世界里说着庄严梵语的天之骄子,为了让佛币统治丝绸之路,还要让佛法说汉语。

        刚好,中国人来了,在通往世界历史的道路上相遇了佛法。

        本来张骞通西域,就是奔着大月氏去的,而大月氏即贵霜王朝前身,对二者汉人未加区分,一概称之为大月氏,原指望与之联合夹击匈奴,但新的大月氏人,加入了太多的希腊化成分,早已淡薄了对匈奴的仇恨,加上他们已经掌握了丝绸之路的贸易通道,正是“无边法雨潇潇下,不尽财源滚滚来”,能以贸易立国,何必还要战争?

        印度的香料,中国的丝绸,罗马帝国的追求,都被贵霜王朝掌握了。罗马帝国因与安息长期战争,陆路被阻,故其与东方贸易转向海路,从地中海到红海,从红海进入印度洋,来到印度。这条航道,公元一世纪就被希腊人发现了,这与其说是献给罗马帝国的一份厚礼,而毋宁说是贵霜王朝分享天赐良机,从陆上到海上,都被它枢纽。

        东西方两个最强大的帝国,汉帝国和罗马帝国,都要通过它来连接,而它则是与之并驾齐驱的第三大帝国,它一手拿着佛币,一手拿着佛法,往东,翻山越岭,开辟汉传佛教的通道;往西,漂洋过海,却未能开发出一个佛教资本主义的新世界。罗马之于东方,惟求丝绸、香料,其于佛法和佛币概不需要。

        而中国之于中亚,先要战马,后要佛法,以战马击匈奴,用佛法治西域。之于佛币,则因汉家自有铜钱,与西方币制不同,若以君王头像铸币,那便犯了大忌。君王头像,岂能任人把握,玩于掌股?王如此,佛也如此,故但取佛法,不取佛币。然佛教资本主义不独体现于佛币,亦隐含在佛法中,同佛法一道进入中国,并得以发展。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指出,佛教东传,不仅传入宗教观念,还传入了一种“近代资本主义的形式”。这跟我们的说法不太一样,我们认为,佛教在古代世界里存在,如何能发展出“近代资本主义的形式”来?“近代资本主义的形式”是在欧洲产生的,怎么会跑到古代东方的佛教中来?这样未加思索的说法很可能会带来误会,使人误以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形式”是从古代佛教资本主义中来的,不知不觉落入“西学东源”的套路。

        其实,资本主义虽有古代、近代之分,但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基于人性好利的表现形式,所以,看上去大抵都相似,更何况佛教资本主义里,有着广泛的希腊化因素的存在,故与西方兴起的“近代资本主义的形式”,具有古代的亲戚关系。

        佛教资本主义,出现在希腊化世界里,选择了犍陀罗为飞翔地。为此,汉传佛教对原始佛教作了根本改造,而有“燃灯佛授记”。尽管历史上,佛陀从未到过犍陀罗,可“燃灯佛授记”,却把佛陀的前世放在了那儿,把佛传故事的开端和佛教神圣的起源——前世因果,定位在犍陀罗。

        今生佛在印度,前世佛在犍陀罗,这样安排下来,应当还有个未来佛,佛陀已授记于弥勒,弥勒会出现在哪里?在中国。他就是那个布袋和尚,手提着包罗万象的乾坤袋,没有什么他装不进来,无论袋子里装了什么,日月星辰,风雨雷电,还是前因后果,他背起来就走,然后,坐在每一个寺院的大门口,于红尘中面向未来,笑口常开。

        从华氏城到犍陀罗,从犍陀罗到敦煌,对应着三世佛,佛教说着汉语前往中国,那三座佛法之城,分别标志着佛教的今生、前世和未来,未来就在中国。

        贵霜王朝时期,佛教再次起飞,从希腊化世界飞向中国式天下。

        前一次,是在孔雀王朝,从恒河流域起飞,飞向希腊化世界,那也可以说是佛教凤凰涅槃第一期。而这次,则以犍陀罗为中心,开启了佛教凤凰涅槃第二期。

        本来贵霜王朝兴起,从新佛教里一度发展出国家资本主义,可好景不长,在通往帝国的道路上,先是遭遇了萨珊波斯的狙击,接着突如其来的白匈奴给了致命一击,帝国倒下了,佛教东去。贵霜前世,被称作大月氏,于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想当年,大月氏人被匈奴从中国西部赶出去,一路逃亡到西域,在希腊化世界里找到了一块立足之地,并以此为根据,逐步主宰了西域。贵霜王朝接踵而起,虽然是希腊裔复辟,但在中国人看来,他们还是大月氏,还把他们看作是炎黄子孙的一部分。

        经商与传教:向着东方的敦煌

        不知他们是否还有故国之思和故土之恋,作为大月氏人的新生代,他们终于回来了,以一种最好的方式,不是以战士,而是以传教士,不是以牧人,而是以商人,他们不仅带着佛法和佛造像,还带着资本主义的佛光,从犍陀罗出发,往敦煌来了。

        经商与传教相结合,他们来了!不仅走出一条自由贸易的佛教资本主义的丝绸之路,而且走出一条思想共和三教合一的汉传佛教之路,他们两条退走路,带着希腊化世界的思想与财富,经由龟兹,走向敦煌,走向中国式天下,他们真是如归故里。

        因太史公在《史记·大宛传》中早就说过“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东汉应邵注《汉书》也说“敦,大也;煌,盛也”,所以,到了唐朝,李吉甫编《元和郡县图志》时,就接着说“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这是汉唐气象的说法。

        不过,现代学者却另有说法,说“敦煌”词源,并非来自汉语,所以,不能用作“大”呀“盛”啊的说法。他们认为,在《山海经》之《山经》第三卷《北山经》中,有所谓“敦薨”,即为“敦煌”之初名,观此名,当为本地人称呼的汉语音译。

        而希腊人,则称“敦煌”为“都货罗”,“都货罗”即“吐火罗”,也就是原居于敦煌、祁连间的大月氏人,故“敦薨”或“敦煌”,皆为“吐火罗”音译。

        因此,汉唐之间,所谓“敦煌人”,应该就是大月氏人,在汉家天下里,以“敦煌”为城,其实就是在召唤大月氏人,召唤他们归来,一同对付匈奴人。

        倘若放在齐家文化时,他们还没有汉语名称“大月氏”,但总应该有个印欧语系的称呼吧,叫什么?难道就是“吐火罗”?总之,他们的祖先早就来到这里,带来了青铜文化,那是青铜时代的整个的文明体系,同齐家人有过那么一次“金玉良缘”。

        这次,他们又来了,像他们的祖先那样,带来一个新的文明体系,如果说他们的祖先带来的是以物质文明为主的青铜文化的世界体系,那么他们带来的则是以佛教为标志的精神文明的希腊化世界的体系,于是,汉传佛教在中国思想与希腊、印度思想的共和中出现,这三大轴心期文明一体化所产生的思想,是第一次真正具有世界性的思想。

        从犍陀罗到敦煌,从大月氏到汉唐,我们看到了人类历史上最为美妙的文明景观,希腊化世界和中国式天下通过最为神圣的佛法结合,想想吧,这有多大?东西方都能装下,不就是普度众生?让世界历史的车轮满载着人类文明运行,这就是大乘!

        敦者,大也。煌者,盛也。汉唐盛世的盛大格局,是因为有了希腊化世界的加入,不是以帝国方式,亦非以王朝面目,而是让汉传佛教以市场经济安身,在文化江山立命,走了一条与文化中国相结合的路。以往,佛教在印度,与孔雀王朝结合,在希腊化世界,与贵霜王朝合作,靠着王朝扩张,它也扩大影响,随着王朝消亡,它也跟着流亡,从印度流亡到中亚,从中亚流亡到东亚,有了文化中国托底,它可以脱离王朝自立。

        从汉到唐,数百年间,兴亡了好几个朝代,更迭了数十个国家,可佛教流亡了吗?没有!就算王朝要灭佛,可佛教亡了吗?还是没有。因为它已成为文化中国的一部分。一代代王朝过去了,无论兴衰,它都存在,一国又一国交替,它自有江山可居。

        它接受王朝供养,但绝不放弃市场,它不再依靠一代王朝去追求国家资本主义,而是用佛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去发展自主的寺院经济,不仅像犹太教那样放贷生息,如谢和耐说的使“供物资本化”,还经营土地与商业,形成如吕澂所言“以庄园经济为基础的义学”。佛教资本主义何以能在中国同佛教教义兼容,发展出财源茂盛的寺院经济?在佛教到来之前,中国究竟是一块如谢和耐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僻壤,还是资本主义的温床?

        释道儒的共和

        谢和耐所言显然忽略了中国道家思想,佛教进入中国,首先就与中国道家结合,不光在教义上和修行上寻求结合,还使佛教资本主义通往道家自由主义。

        西方人习惯于站在他们固有的自由主义的立场上,来看中国道家思想,把道家的自然主义也看作是自由主义,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天道自由主义”。

        不光现代西方人这样看,三百年前的西方人也这样看。最早把老子的《道德经》当做西方自由主义的源头的,是被马克思称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的法国重农学派的弗朗索瓦·魁奈,他从传教士那里了解到老子的“无为”思想,将它译为“自由放任”,作为其“自然法则政治论”要义,这一点,很可能对亚当·斯密有影响。“自由放任”的依据是什么?当然是天道,市场背后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从哪里来?当然也是从天道来,政府管不了,也不能管,也许这就是亚当·斯密从老子那里得到的灵感?

        如果说自由主义之于中国,表现为天道自然。那么在西方,其自由主义的传统,还是基于天赋人权。在市场经济方面,天道自由主义具有启发性,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就留下了一些启发之痕,但在国家观念上,他们信奉的则是天赋人权。

        二十世纪中叶,针对凯恩斯主义,哈耶克提出“自发的秩序”,又从老子那里获得了新的灵感,用“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反对国家干预。

        时至今日,还有人主张中国应该用道家思想来发展市场经济,美国学者邓正莱(James?A.?Dorn)?在《中国的前程:市场社会主义还是市场道家》一文中指出:“《道德经》就是中国的自由宪章。老子关于天道、自由与无为的思想,跟亚当斯密的一样,既是道德的,也是实用的:说它是道德的,是因为它建立在美德基础上,说它是实用的,因为它能导向繁荣。按照天道所演化的秩序就是哈耶克所阐发的那种自发秩序。”

        佛教资本主义相遇道家自由主义,比西方人早了上千年,不知佛教资本主义有没有从《道德经》中获得市场经济的灵感?但佛教进入中国时,中国在资本主义方面并非像谢和耐认为的那样,是一张空空如也的白纸,而是早已准备好了《货殖列传》那样的资本主义温床,我们从佛教史上还未见有过《货殖列传》似的资本主义篇章。

        不光道家有自由主义的思想,儒家也有。1912年,凯恩斯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对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所作的书评,其中,就提到了儒家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思想。耐人寻味的是,西方经济学两个对立学派的代表人物凯恩斯和哈耶克,一个提倡为国理财的儒家经济学主张,另一位则从“自发的秩序”中看到了老子的思想,虽然都提倡自由主义,但一个要国家干预如孔门仁政,一个要“自发的秩序”似老子无为。

        由此可见,轴心期思想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具有“永远的现代性”,孔老之学,历时两千余年,几乎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人推尊,因而与时俱进,这还不是“永远的现代性”?而且轴心期思想,除了不为一时所限,还能不为一地所止,不光在中国普及,还在西方流行,这就反映了轴心期思想的第二个特征,亦即具有“必然的普世性”。

        佛教入中土,同时相遇了道家与儒家,道家相近,不仅在显性的教义和修行方面多能相通,而且在隐形的佛教资本主义方面,也足以相容。而儒家则不同,佛教教义本就与儒家政治伦理犯冲,佛教要求出家,已非儒家倡导的家国情怀所能容,更何况佛教资本主义也难以纳入孔门为国理财——“足食,足兵,富之,教之”的纲领中。尽管如此,儒家虽与佛教宗旨不同,但于资本主义尚能通融。

        寺院经济的发展,只要不影响到儒家为国理财的“足食,足兵”计划和“富之,教之”的仁政方案,儒家也不是非要重农抑商,抑制佛教资本主义抬头。所以,我们说,佛教资本主义在中国有着足够的发展空间。

        尤其在中国西域,一个文明的大熔炉——敦煌出现了!西域,不仅是佛法的通道,敦煌,也不单是大乘的驿站,它更是一个文明的大熔炉,中国、希腊、印度三大轴心期文明在那里融冶,形成了一个真正具有世界性的新世界,令汤因比为它喝彩。

        唐代敦煌,出现了新世界的曙光,被寄托了人类性的理想。它比长安精彩,若仅以长安为代表,唐朝还不能称之为大唐。要有敦煌,大唐才成其为大,长安只能代表王朝中国,而西域是个希腊化世界与中国式天下共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长安不能代表它,要有敦煌来代表。

        敦者,大也!佛法不到敦煌,不能成其为大乘,敦煌,不是大乘的起点,也不是大乘的终点,但它是大乘的枢纽处,是大乘的集合场,乃所谓集大成者也,此前,无有其大者,此后,亦无过于其大者。

    读    世界史,我们发现,有人把敦煌称之为“东方的佛罗伦萨”,这是本末倒置了,同样复兴希腊方式,敦煌比佛罗伦萨早了好几百年,无疑要敦煌优先。

        在三大文明的结合处,敦煌成为三位一体,当希腊化世界在中亚解体时,被丝绸之路和汉传佛教带到中国西域,为文化中国输入新鲜血液,一个兼容了希腊化世界的文化中国重启于敦煌。一代王朝——孔雀王朝垮了,一个帝国——贵霜帝国倒了,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中国出现了,普度众生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车子——大乘?那可是一辆要开往“天下为公,人类大同”的天命之车啊!

        其交通枢纽四通八达,就在敦煌。敦煌,只有在敦煌,文化中国的光芒才能将那位于欧亚大陆中央的世界的心脏照亮,有人说,那就是文艺复兴的光。是轴心期那三大文明,在中国西域放出的新的思想共和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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