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27日    佛学研究网

    密教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实际上是被严重低估了。这种低估或许是一种选择性的忽略，或许是一种系统性的遗忘，或许是一种无奈又不甘的催眠。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影响到了我们对于现实问题的判断。

    如果说密教占有中国佛教历史上的半壁江山，这并不过分，而且越到后来密教的影响越大，甚至超过了显教，呈现出重密轻显的趋势。无论是从思想层面上，还是社会层面都是如此。

    先从思想上看。可能很多人会认为，显密二教的划分只是密宗自己的说法，汉传佛教的说法应该是大乘八宗才对，密宗不过是八宗之一，也就是只占八分之一。这个说法应该说只是适用于唐朝以前。到了宋代，汉传佛教就已经有人主动的把密宗抬高到与其他显教诸宗几乎等量齐观的位置上了。这个人不是一般人，而是《宋高僧传》的作者赞宁。

    赞宁作为一位律学高僧（人称“律虎”）和史学家，在当时首屈一指的佛教人物，还在朝廷做过僧官。他本人并非密宗人士，但是却提出了一种“显、密、心”的新的判教方法，有别于天台四教（藏、通、别、圆）、贤首五教（小、始、终、顿、圆）等传统的判教方法。他认为，显教、密教、心教是佛所说的三种教法。显教是依据经律论、通过讲说传承的教法，密教是依据三密曼荼罗、通过耳传密授所传承的教法，心教是直指人心，言外别传的教法。[1]他对密教的评价相当高，提出陀罗尼是三藏、三学的总摄。[2]

    “显、密、心”的判教法并非流于一般的学说思想，而是对于后世佛教产生了实际影响，比如明代的寺院分类政策。明代以前对寺院的分类是“律寺、禅寺、讲寺”，所对应的是戒、定、慧三学。明代改为了“讲寺、教寺、禅寺”，对应的正是“显、密、心”的判教法。

    按理说，汉传密宗到了宋代就已经湮灭了，为什么还被如此重视呢？原来当时正赶上宋朝官方正在大力翻译佛经，设立译经院。此时传来的佛经已经绝大部分都是密教经典了。这本来不足为奇，因为密教是印度佛教发展到后期的主流，而中观、唯识等显教当时已经趋向没落，只要中印之间保持人员交流，密教不可能一点儿都不影响到中国佛教。加之印度佛教在当时正受到伊斯兰教政治势力的严重威胁，大量高僧逃离印度，如鸟兽散，他们把密教的经典和仪轨成批成批的带到汉地。固然其中一些属于无上瑜伽部的经典因为涉及到性力思想而不被汉地接受，但是大部分属于事部（以《苏悉地经》为代表）、行部（以《大日经》为代表）和瑜伽部（以《金刚顶经》为代表）的密教经典，还是被翻译出来而且增补到了大藏经中。其实密教与显教的不共之处主要体现在实践层面，思想层面并未脱离显教的中观、唯识和如来藏的范畴。

    不仅是宋代，密教在印度一直跟密教在中国保持着相当高的同步率。比如，开元三大士之一的金刚智，他的师父叫做是龙智，而龙智的师父就是龙树。密教的根本经典——《大日经》和《金刚顶经》，便是龙树菩萨打开南天铁塔后得到的。也就是说，密教传到第三代就已经到了中国，而且还包括了两个传承系统：“善无畏[3]——一行[4] ”代表的是《大日经》的传承，而“金刚智——不空”代表的《金刚顶经》的传承。

    虽然唐代密宗好似昙花一现，但是密教思想从此留在了中国。元明清以后，“显密二教”的说法普遍见诸佛教著述之中，成立汉传佛教的基本概念之一。比如，智旭大师的著作（比如《灵峰宗论》）中“显密”并举之处甚多，不便一一枚举，读者可以自行检阅搜索。再者，明清以来《楞严经》在汉传佛教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也不能不说是跟当时密教的流行有一定关系。后来《大正藏》从学术的角度，直接把《楞严经》划入到密教部，不再将其视作为一般的大乘经典了。

    显密的判教方法还影响到大藏经目录上。以前密教经典混杂在大乘经典之中，未作区分。而从元代《至元录》开始，便把大乘经典（“菩萨契经藏”）划分为显教大乘经和密教大乘经，密教的地位大大提高。《大正藏》则是把密教部作为整个经藏中的一支，与阿含部、本缘部、般若部、法华部等并列。到了吕澂的《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更是把密教经典置于经律论三藏之外，自称体系，称作“密藏”。

    一般的《中国佛教史》都会把笔墨主要集中在元代以前的历史。元明清时期的汉传佛教似乎是没落的、衰退的，好像除了明末四大师（莲池株宏、憨山德清、紫柏真可、蕅益智旭），就没有太多亮点了。关于这段历史的通常说法就是 “三教融合”、“禅净合一”之类的。既然都融合了，都合一了，那还有什么特色可言呢？在这种历史观的影响下，近代以来，那些号称要重振佛教的高僧大德，他们所提出的林林总总的口号，几乎都试图要把佛教恢复到唐宋时期的模样，似乎只有这样才是佛教未来的希望。

    其实，元明清以来七百年间，汉传佛教发生的最重要的大事就是密教（尤其是藏传密教）对汉传佛教的渗透和融合。在这七百年间，汉传佛教的出家人并非自甘堕落，也不是无所事事。恰恰相反，汉地出家人相当忙碌，忙的是学习密宗仪轨，将其融入到汉传佛教的日常修行之中，这从经忏的盛行甚至到了泛滥的程度，便可见一斑。

    汉地祖师们不仅满足于仪轨上融合，还在思想上论证密教与禅净这两大汉传佛教主流的密切关系。比如，明代临济三峰宗的创立者汉月法藏，将禅宗话头与密宗咒语等量齐观，力倡禅密一致，力推准提法门，他说：

    “诸所祈求，皆从秘密一句禅语流出，五家宗旨，无量法门，百千妙义，靡所不具。此持咒即禅即观、即密即显之旨也。”（《三峰藏和尚语录》）

    “显中有密，密中有显，显密合一，如走盤珠。故圆显密相兼，直示大道。故通所谓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此东土所授称为禅者也，西方大圣人则名之曰咒，名之曰真言。”（同上）

    莲池株宏也是将密教与净土进行融合，提出“净土法门显密圆通，事理无碍”，还认为“阿弥陀佛”四字名号与密教咒语并无二致，所以念佛也是持咒：

    “四字名号，全皆梵语。但念不忘，与持呪同，是名曰密；且念且参，观心究理，是名曰显。为门少异，归元则同，显密圆通，事理无碍。”（《阿弥陀经疏钞》卷3）

    明末曹洞宗道盛禅师则对持咒、念佛、参禅这三种修行方法进行对比，认为持咒与念佛完全相同，都是以信为入门；与参禅稍有不同，禅以疑为入门，但是归根到底，禅宗的疑情也是另一种信而已。

    “持咒与念佛全同，惟参禅稍异，咒以信为主，禅以疑为端。信极则无疑而直入，疑极则必信而顿通。在持咒与念佛决不许疑稍疑，则如轮刀上阵，而志不勇猛，必自取败也。而参禅虽曰疑情，而先必深信，有教外别传之旨，但不知古人言句之异猛，欲发明之为疑也，非谓疑此或有或无，不可必也。若如此疑，则又是信之极求之切也，又何始终之不同哉？（《天界觉浪盛禅师嘉禾语录》）

    之所以汉地出家人对此乐此不疲，跟这三个朝代的政治氛围有很大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帝王的宗教偏好左右了佛教的发展路径，正如《元史·释老传》中说的：

    “释老之教行乎中国也，千数百年。而其盛衰，每系乎时君之好恶。是故佛于晋宋梁陈，黄老于汉魏唐宋，而其效可睹矣。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

    元、明、清三朝的皇室极度崇信藏传密教。元朝和清朝自不待言，同为外族政权，本来就需要借此树立合法性。而明朝崇信藏传密教、从明成祖朱棣开始，他册封的法王、西天佛子、灌顶大国师、灌顶国师，共有三十多人。后来的英宗、宪宗、孝宗、武宗也对藏传高僧进行过多次册封。明武宗甚至常常穿着藏地僧服，学习藏语，念诵藏文佛经，一副藏地僧人的模样。直到明世宗（就是嘉靖皇帝）开始崇信道教，才把藏传佛教从宫廷中驱除出去。

    元、明、清三朝还对藏传佛教的派系加以选择性的扶持，从而干预西藏地区的政治形势。大体言之，元朝专门支持萨迦派（代表人物八思巴），明朝则较多支持噶举派和萨迦派，清朝则专门支持格鲁派（代表人物五世达赖）。

    藏传佛教对于汉地佛教的影响直到清朝覆灭、中华民国建立才宣告结束。中国近现代时期，汉族民族意识的强势崛起，这从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便可见一斑。随之而来的便是藏传佛教的影响在内地迅速消退，同时也产生了新的不稳定因素。也正是因为存在汉族民族意识这个潜在的语境，才使得现在各种对于密教的讨论才显得如此忌讳如深，言之不尽。

    [1] 《宋高僧传》卷3：“夫教者不伦，有三畴类。一、显教者，诸乘经律论也；二、密教者，瑜伽灌顶五部护摩三密曼拏罗法也；三、心教者，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禅法也。”

    [2] 《宋高僧传》：“夫三藏之义者，则内为戒、定、慧，外为经、律、论，以陀罗尼总摄之也。”

    [3] 在开元三大士中，善无畏的来华时间最早。开元四年他来到中国时，他已有八十岁的高龄。密宗的根本经典《大日经》即是由他口授，再由他的弟子一行记录而成。

    [4] 这位一行就是历史课本里的那位精确测量子午线的伟大天文学家。实际上他更重要的身份是一位密宗祖师，天文学只是他的业余爱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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