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页  |  中国禅学  |  禅学三书  |  慈辉论坛  |  佛学论文  |  最新上传  |  文学频道  |  佛缘论坛  |  留言簿   |

 管理登陆        吴言生 创办              图片中心    关于本网     佛教研究所 主办


  • 佛教故事|佛祖会来救我的[111]

  • 佛说看破放下,做来真的好难[102]

  • 梦参老和尚:学佛者应如何善用[101]

  • 修行尽分,度众随缘[126]

  • 安国寺造像:唐代密宗的见证[150]

  • 学佛之人想要成就,一定要在这[128]

  • 佛教基本教义(四):四土[151]

  • 学佛真好!福虽未至,祸已远离[183]

  • 庄子:不属于自己的活法,不值[165]

  • 世间最大的罪业是什么?能让人[134]

  • 关于开悟的三种错误观念[160]

  • 一念心清静 莲花处处开[124]



  • 本站推荐

    安国寺造像:唐代密

    庄子:不属于自己的

    忆佛念佛,必定见佛


       您现在的位置: 佛学研究网 >> B2著作学者 >> [专题]b2著作学者 >> 正文


    日本佛教史[圣严]
     
    [ 作者: 圣严   来自:缘起   已阅:10822   时间:2006-12-24   录入:foxueyanjiu


      日本佛教史

      圣严法师


      一、古代的日本及其初期的佛教

      (一)日本及其人民
      日本的地理环境
      日本与中国,仅一衣带水相隔,乃系同文同种的兄弟之邦,故以中国人读史,颇感亲切;日本人读了中国史,方知其与中国文化有息息相通之谊,唇齿相依而发扬光大。但以日本人写日本史,不免民族自尊的主观色彩,而失之于偏颇。日本佛教之成长,赖于中国的输入者,自隋唐以迄晚清,未尝间断。其为本国之开创,实在不多。然于日人所写的日本佛教史,大多强调自国先贤的成就,而轻淡中国古德所赐的功绩。
      日本在地图上的位置,北方遥望苏联,西边隔日本海而与朝鲜半岛对峙,西南越过东海又与中国呼应,东方则为太平洋。她是一个岛国,自北而南,依次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等四个大岛及其附近的许多小岛,组成一个蚕形的国家。有人说她像一弯新月,实则更像是蚕。中国地图像桑叶,蚕则以桑叶为其营养而繁殖滋长。她的面积共为三十八万二十余方公里,与中国的四川省相当。
      日本境内,山岳耸立,以本州的富士山主峰,为其国家精神的象徵。河流湍急,地壳脆弱而时有地震,所以养成勇敢进取而心胸偏狭的民族性。唯其气候温和,草木茂盛,景物宜人,有东方的瑞士之称。
      日本的民族
      根据学者的考察,当中生代时,日本岛屿本和中国的东部及韩国相毗连,但至新生代的初期,亚洲东北部与美洲的西北部毗连之处,被海水冲断而成为白令海峡;日本西部与亚洲东部的相接之处,也因地壳变动而陷落,成为日本海。
      日本列岛与大陆断绝后,在长时间中,恐即成为无人的荒岛。据近代考古学家及人类学家研究,日本始有人迹,是在新石器时代的末期,距今约为三千年前。
      考察日本的民族,亦颇复杂,大致上可分三大系:
      一、旧虾夷族:这是白种人,自亚洲西部,经西伯利亚,从库
      二、通古斯族:原居亚洲西部,分先后三批移殖日本。第一批约与虾夷族同时到达。第一、二两批是零星的少数,第三批是大量的。一、二两批称出云族,第三批称为天孙族。天孙族藉武力与智力的优越,以大和地方为根基而经略列岛,奠定了国家的基础。此族即是日本民族的主干,称为大和民族,称为原日本人(Proto Japanese)。
      三、其他的少数民族:这是到达较晚的外来移民,其中包括由南方渡海而去的印度支那(Indo-Chinese)、印度尼西亚族(Indo-Nesians)、尼格利他族(Negrito)、马来亚族(Malayans),以及由中国本部经朝鲜半岛去的汉族。日本史上,被称为准人、熊袭、国栖、佐伯、八掬胫、肥人、飞鳝人等。就是指的这些民族,日本人喜称之为‘归化人’。
      中国去的日本人
      由中国的史书中看,有个家喻户晓的‘徐福入海求仙药’的故事,徐福受秦始皇派遣,率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竟尔一去不返,不知所终。后来传说,徐福到了日本,成了日本人的祖先,并且在日本也真有徐福的墓。但经近代学者的推想,徐福去日本的故事,未必实有其人,却确有其事。他是中国人逃难避乱而向日本移民的象徵。西周之初,东周之末,中国内乱频仍,人民不堪虐政的压迫,相率而避难于日本,或经朝鲜半岛而至日本。‘徐福’为避秦始皇的暴政,所以藉神话传说以说明史实。因此,根据近代学者研究,日本的出云族,便是‘秦’系的中国民族。
      中国秦系的移民,对日本文化的贡献极大。他们多业蚕桑与绢织,圣德太子非常赞美他们开发日本经济之功,叹为‘国家之宝’。他们后来因居邑封地而受姓的,有波多、波田、惟宗、时原、香登、高尾、已智、山材、樱田、三林、长冈、奈良诸氏。
      汉人东渡者,据源光国大的日本史氏族志蕃别汉土条所载:文、净野、武生、樱野、古志、栗栖、高道、桧前、桑岛、丰冈、下日佐等十一氏为汉高祖之后。又有汉灵帝的苗裔,坂上、文部谷、山口、大藏、池边、木津、高田、井上、石村、高向等三十七氏。实则,华人之东渡而入籍日本者,历代以来,已不知凡几了。
      日本人的宗教
      日本古代,一如其他原始民族,宗教信仰是由自然神的崇拜而至祖神及英雄神的崇拜。他们崇信的自然神,包罗日月星辰、山川草木、禽兽虫鱼、宇宙万象,均在崇敬之列,号称八十万神。其中以农神的崇拜,尤占优势。在乡村之中,春季有丰作之祈愿祭,秋季有收获之感谢祭。
      同时,对于建立功勋的明君贤相,以及出类拔萃的英雄豪杰,他们也被视之为神。
      正因为把伟大的人物神格化了,日本各大族为了自我抬高自族的地位和出身,编造出种种祖先的神话传说,并使各大族之间结合成为一个美丽的开国神话。
      据日本古代传说,天地初开,有七神相传,称为神世七代。又生八大洲,最后生天照大神、
      月读尊、素盏鸣尊。天照大神乃教民耕作、养蚕、纺织等业。天照大神之孙琼琼杵尊。又叫做天孙,天孙的后裔,便是天孙族;由素盏鸣尊自高原天逐降出云,其后裔便是出云族。大神赐天孙镜、剑、玉之三种神宝,天孙即率其儿到日向地方建都立国,这就叫做天孙降临。
      日本的第一位神武天皇,是天孙的重孙,故自有天皇之后,又分成两大氏族,由神武天皇延续下来的后裔,称为皇别氏族;由天孙直接延续的其他后裔,称为神别氏族。于是,日本人在宗教神话的基础上,便分裂为好多阶级。天孙族至尊至贵而有与生俱来的优越感。
      他们的天照大神,乃是女性的日神,所以自称为日本国,并以红日作为他们国家的徽志。
      他们,敬畏神威而感谢神恩,古代的社会,是采用‘祭政一致’的方式。天皇是政治领袖,也是宗教领袖。皇居即是神宫,天皇被视为神。这种情形,到了武家政治时代,一度中落,明治维新之时,又复抬头而形成对外扩张的侵略势力。第二次大战结束,日本无条件投降,天皇才又回复成了人的身份。但是,日本民族对于天皇的敬信,由来已久,故仍未便废除。可见其基于宗教信仰的力量,是何等的深远。
      (二)日本佛教史的开始
      日本的历史
      日本之有信史,是从圣德太子的时代开始。因为在此之前,日本尚无历法,年
      代也无从记录。到推古天皇十年(隋文帝仁寿二年,西纪六○二),始由百济僧观勒传入历书,于推古十二年甲子岁元月使用,这是中国刘宋文帝元嘉二十年,由何承天所创的元嘉历。中国历以干支记年,六十年为一元,二十一元(一千二百六十年)为一蔀。又按汉代的阴阳五行之说,相信每逢辛酉岁,国家必有大变革。推古天皇九年,即为辛酉,因而上溯一千二百六十年,定为神武天皇即位之年。实则此乃日本人的假定而已。
      推古天皇时代之前,日本确已有了文化。其文化之开始,即是前面所说,由秦汉的移民,输入了中国的文化。故到圣德太子的时代,已知运用流行于中国大陆的儒释思想。
      佛教的最初传入,是在继体天皇时代(西纪五○七─五三一),佛教的公开传播,则自圣德太子肇始。所以我们介绍日本史,也从此时起步。
      时代的分期
      对日本佛教史的分期法,学者间偶有不同,大致则可分为七期:
      一、飞鸟时代:自钦明天皇至文武天皇期间(西纪五四○─七○七,因其建都于大和的飞鸟地方,故称飞鸟时代。
      二、奈良时代:自元明天皇至光仁天皇,凡七帝约七十年间(西纪七○八─七八一),因建帝都于奈良,称为奈良时代。
      三、平安时代:自桓武天皇至后鸟羽天皇,凡四百年间(西纪七八二─一一九七),因于延历十
      三年(七九四),迁都至平安京,故称平安时代。
      四、镰仓时代:平安时代之末,皇朝势力衰落,武人相争,战乱结果,由源赖朝统一全局,掌握实权,任命为征夷大将军。于后鸟羽天皇建久三年(西纪一一九二),在镰仓地方创设将军幕府,开武家政治的端绪。直到后醍醐天皇元弘三年(西纪一三三三),北条高时灭亡为止。其间因以镰仓为政治中心,故称镰仓时代。
      五、吉野及室町时代:后醍醐天皇,为欲收回政权,由于新田、楠、北畠等诸将之勤王,于元弘三年讨灭了当时的‘执权’北条高时,结束了镰仓幕府。但又有足利尊氏,占领镰仓,起叛天皇,进入京都,另外拥立光明院。后醍醐天皇即奉神器,南迁至吉野地方,直到后龟山天皇于元中九年(西纪一三九二),同到京都,将神器传交京都的后小松天皇,乃是日本史上的南北朝时代。南朝都于吉野。北朝的将军幕府,开于京都之室町,故连称之谓吉野室町时代。室町时代约经二百年,当其末叶,天下大乱,群雄割据,故又名为战国时代。战国之结束,是由于大名织田信长及其部属丰臣秀吉,相继平定而告统一,接着便是江户时代的来临。
      六、江户时代:战国之终,由于织田信长,次第勘平,再经丰臣秀吉,完成统一之局。但在秀吉死后,德川家康又起而灭掉秀吉之子,遂于后阳成天皇庆长五年(西纪一六○○),开幕府于江户(今之东京),直到明治维新(西纪一八六八),凡二百六十余年之间,称为江户时代。
      七、明治维新之后:德川幕府第十五代将军庆喜,于孝明天皇庆应三年(西纪一八六七),将大政奉还朝廷,明治天皇祚位,颁诏王政复古。第二年开始维新运动,是为明治元年。经四十四载,明治殁,大正开始,至西纪一九二六年,大正崩而昭和继位。明治迄今,不过百年,日本的进步,位居亚洲第一,足资吾人借镜之处,实在很多。
      佛教初传日本的年代
      比起中国,日本之有佛教,是很晚了。虽然,中国人之移民日本,周秦时代已经开始,佛教的传入,最初也由于中国移民的携带,但要得着此一携带佛教去日本的消息,却已晚在中国南梁的时代。
      根据皇圆撰选的扶桑略记一书,引用法华验记的资料,继体天皇即位十六年(梁武帝普通三年,西纪五二二)二月,汉人司马达到日本,结草堂于大和国高市郡坂田原,安置佛像,皈依礼拜。此系移民日本的华人所信,尚未及于日本民间。但是,华人迁至日本,除了由大陆直接飘海而去的,尚有经朝鲜半岛而东渡的。朝鲜之有佛教,比日本早了一百五十年。于是,凡从这两地去的华人或韩人,均可能带去佛教的信仰。先在他们自己人之间流行。继而亦无形中为日本民间的若干人士所接受。由民间信仰,再影响到上流社会的思想。这是佛教传日的一大主流。
      较前稍晚,根据日本书记所载,钦明天皇十三年(西纪五五二)十月,朝鲜半岛的百济国圣明王,遣臣姬氏达率怒唎斯致契等,奉献释迦佛金铜像一尊,以及幡幢、经论。并且述其功德:‘是法于诸法中,最为殊胜,难解难入,周公、孔子,尚不能知。此法能生无量无边福德果报,乃至成就无上菩提。譬如人怀随意宝,遂所须用,尽依情;此法妙宝亦复然,祈愿依情,无所乏。且夫远自天竺,爰泊三韩,依教奉持,无不尊敬。由是百济王臣明,谨遣陪臣怒唎斯致,奉传帝国,流通畿内,果佛所记,我法东流。’
      这是佛教传至日本的又一主流。日本学者习称前一主流为私传,后一主流为公传。也就是民间传入与政府传入的分别。
      百济王为何将佛教奉献给日本,因为当时的朝鲜半岛,共有三国,百济孤出半岛西南端,东南为新罗,北方为高句丽,而以百济国小民寡,其南邻任那,即为日本势力范围,故常乞助隔海的日本以求自保。百济王对日皇称臣纳贡,佛教为当时中国大陆的显学,百济王以佛教奉献日皇的心态,一如利玛窦将西方科学介绍给中国。
      崇佛与排佛的争持
      百济王以盛情,将佛教奉献日皇之后,倒为日皇惹上了麻烦。因在当时的天皇,虽有至尊的名位,却未能有实权统治全国。全国分由神别、皇别、诸蕃等三大氏族相互角逐。在天皇左右,尤以神别氏族的物部氏、中臣氏及皇别氏族的苏我氏,相争最烈。物部氏为开国以来的门阀,世业将帅,富于保守思想;中臣氏乃神道教之僧侣,拥护旧有神道。苏我氏系新兴势力,尝办理外来移民事务,与华人及韩人接触,富有进步思想。佛教传入,日皇大喜,但仍不能决定如何处置,便交群臣公议,因此,三大氏族,便自然地分成两派主张。
      大臣苏我稻目以为:‘西方诸国,一皆礼之,丰秋日本,岂独背也。’他是赞成礼佛的。
      大连物部尾舆及大夫中臣镰子,乃持反对意见:‘我国家之王天下者,恒以天地社稷百八十神,春夏秋冬,祭拜为事,方今改拜蕃神,恐致国神之怒。’
      两派并峙,各不相上下。钦明天皇便将佛像赐苏我氏,试行礼拜。苏我稻目乃舍其向原之家为佛寺,称向原寺,或以地在飞鸟村之丰浦,而称丰浦寺。此为日本贵族奉佛之始,亦为其有佛寺之始。适值当时天花流行,物部尾舆及中臣镰子即以为疫病之起,实敬佛所致,乃烧佛殿,并弃佛像于难波之掘江。可是灾疫不息,复将佛像捞起,重建寺宇。
      经此一来,两派仇恨愈深,斗争愈烈了。
      苏我马子与佛教
      继钦明天皇而登极的是敏达天皇,以稻目之子苏我马子为大臣,任尾舆之子物部守屋为大连。他们两人仍为佛教问题而起纠纷。敏达天皇十三年(西纪五八四)马子经营佛堂,奉安佛像,并且迎奉僧尼,从播磨国(兵库县之一部)迎得来自高句丽的还俗沙门惠便,以及由惠便剃度的司马达等之女名岛,出家法号为善信尼,同时又由善信剃度的禅藏及惠善两尼。此为日本之有出家众之始。但此所说的司马达等,恐系另一人,而非六十二年之前,由南梁去的那位司马达,因为善信出家时,仅十一岁。但此三尼,均为中国或朝鲜的归化人,不是日本人。
      苏我马子所供佛像为另由百济输入的弥勒像等两尊,他于自邸之东筑佛殿,屈请三尼,大会设斋。司马达等于斋食之上感得佛舍利。献与马子。马子益信,遂将石川地方的自宅,献作精舍。敏达天皇十四年二月,建塔于大野丘之北,再度大会设斋,并将前得之佛舍利,藏于塔顶柱头。
      然而,此时又有疫病流行,物部守屋及中臣镰子之子中臣胜海,趁机上奏天皇:‘何故不用臣言,疫病流行,国民将绝,恐及天皇陆下,岂非于苏我与行佛法之所由耶?’天皇因之下诏,断绝佛法。守屋即行焚烧寺塔,抛弃佛像,并迫马予引渡善信等三尼,剥夺三尼法衣,禁锢于海石榴之街市,且遭鞭打之刑。至十四年六月,马子再度奏准,请还三尼,造新精舍,奉事供养。
      到用明天皇即位,佛法开始兴隆,因为天皇之母,即是马子之妹,用明天皇二年(西纪五八七)卧病之时,召群臣议,欲舍身三宝。物部守屋、中臣胜海以为不可背国神而敬蕃神。苏我马子则引丰国法师入禁中,守屋愈为不快,即同到他河内国阿都地方的别墅去,显示出形势紧张,非同平常了。
      用明在位仅两年即崩,当其将崩,有善信尼之兄(或弟)鞍部多须奈,奉皇命刻佛像建寺而行出家,号为德斋法师。多须奈出家之前的儿子鞍部止利,是个精巧的雕刻匠,被称为鸟佛师,法隆寺金堂的本尊像以及其他好多佛像,均出于此人之手。
      用明崩后,为了皇位继承,两派终于引起了战争,结果苏我氏胜利。马子受用明之皇妹炊屋姬之命,讨灭了为守屋及其支持而谋夺皇位的穴部惠皇子。当时年仅十四岁的厩户皇子,也就是后来的圣德太子,亦参与了马子讨伐守屋的战事,此到下面再说。
      马子胜利,拥钦明天皇与苏我氏女所生的第十二子即位,是为崇峻天皇。然而,苏我氏得势之后,虽然信佛,但以外戚而专权,崇峻即位,不过五年,即被马子所弑,而由敏达天皇之后,即是用明天皇之妹炊屋姬,继登大宝,称为推古天皇。
      推古以前的日本佛教
      崇佛与排佛两派的相抗,相当于中国隋代初期。崇佛派虽屡受挫折,但至敏达天皇时代,佛经佛像、律师禅师、比丘尼、咒禁师、造佛及建寺的工匠等,已相继由百济源源输入日本。及至用明皇朝,物部氏灭亡,崇佛派的苏我氏独盛。讨灭物部守屋之战,实在非常吃力,由于马子及厩户皇子均系佛教徒,在进军之际,厩户皇子头戴四天王像,并与马子同作祈祷,愿天佛相助,因之士气大振。战败守屋之后,皇子建四天王寺于难波(大阪)的玉造地方,并以守屋之奴的半数及其旧宅,作为寺领产业。马子也造法兴寺于飞鸟地方。到了崇峻天皇元年,百济遣来僧惠实等六人,以及寺工、炉盘工、画工等数人。马子也亲向百济僧问佛法。崇峻天皇亦于五年建造大法兴寺。
      可见,在推古以前的士多年间,佛法已很受到重视,及推古女皇即位,她本人自幼夙信佛教
      ,被她立为太子,也就是她的侄儿厩户皇子,又是虔诚的佛子。故自推古开始,日本佛教遂达兴隆状态。
      (三)圣德太子与佛教之兴隆
      厩户皇子
      未成为太子之前,厩户的全名是厩户丰聪耳皇子,简称厩户皇子,是用明天皇的长子。生于敏达天皇三年(西纪五七四),那正是中国的北周武帝下令灭佛的一年。他的母亲是穴穗部间人皇后。当他的姑母推古天皇即位,便立为太子,摄理皇政。
      厩户幼时,尊信佛法,聪敏睿智。十四岁时,便奉姑母之命,与苏我马子共同讨伐排佛派的物部守屋。被立为太子之时。尚不过二十岁,嗣后拟政三十年之间,对于佛法之兴隆、国政之创革,均为日本史上的开山鼻祖。日人敬之若圣若神的程度,大致则有类于中国儒家之推崇为成王摄政的周公相似。可惜其寿不永,薨时仅得四十九岁。
      圣德太子
      圣德之名,乃是后人追仰其丰功伟绩而给的尊称。当时的太子也有好多尊称,例如圣王、法王、法大王、法主,或者单称为王。又因他的所居而被称为上宫太子。
      外戚苏我马子,虽然专横一时,太子妃,也是苏我氏之女,但到太子摄政,深知氏族社会的弊害,同时他对中国的文物制度,非常钦慕,所以着意经营,仿效改革。但因他与苏我氏的关系
      太深,唯有弘扬佛法,才能达成改革的目的而又不致伤了苏我氏的和气。故于推古二年(西纪五九四,隋文帝开皇十四年) 二月,给大臣马子颁下兴隆三宝之诏。到了推古十一年十二月,制定紫、青、赤、黄、白、黑等六种冠位,纠正向来氏族的世袭制度,以臣、连、国造、伴造等的贵贱阶级,如今所制的冠位,则属于因有功勋的个人,而分等级,因此一扫氏族国家时代世袭门阀政治的弊端,开启登用人材之门,以确立朝廷政治的权威。
      推古十二年四月,圣德太子又制定了宪法共十七条,以佛教的思想为精神的指导,用儒家的义理为政治的设施,采法家的原则为推行的方法。以期推行佛法,实施仁政,阐明君臣之义,宣示天皇神圣,暗斥当时豪族的跋扈欺君与祸国殃民。现在将其十七条宪法中的佛教思想介绍于下:
      宪法中的佛教思想
      宪法第二条条文:‘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则四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何世何人,非贵是法。人鲜尤恶,能教从之。其不归三宝,何以直枉。’皈依三宝之功,能够直曲杜枉;人虽或者向恶,若能教化得法,无不从善如流。教化之法寄于信仰的最高指导,唯有对于三宝的信仰,才是人间最高的指归;不但是普天下的各国应以此为极高的指导原则,就是胎、卵、湿、化的四类众生,若舍三宝,即无脱苦之门。大意如此,可见圣德太子对于三宝崇信之深切,可谓无以复加了。
      宪法第十条的条文:‘绝忿弃瞋,不怒人违。人皆有心,心各有执。彼是则我非,我是则彼非。我必非圣,彼必非愚,共是凡夫耳。是非之理,讵能可定。相公贤愚,如镮无端。是以彼人虽瞋;还恐我失。我独虽得,从众同举。’这一条的内容及形式,都有点像四十二章经的格调,乃是运用佛法以训勉人民从自家心地上做工夫的。其中的用词遣句,也都在尽力采用佛典语汇,例如‘绝忿弃瞋’、‘人皆有心,心各有执’、‘共是凡夫’等,均甚明显。
      圣德太子之崇信佛教,并以归敬三宝,实践佛法而教国民,那是他的最高明处。他知道惟有以佛教信仰的启发与自觉,人间始能达成真实和平的目的,以之对付氏族之弊,不过是其一端而已。
      据余又荪的隋唐五代中日关系史的意见说:‘太子提倡佛教,其所收之效果。大约言之,为(一)以佛教之教义而养成和平和睦之精神,导动乱之人心趋于正途。(二)接受佛教之文化以促进日本文化之发达。(三)当时日本停滞于氏族社会阶段,每一氏族各信奉其氏神,形成分裂之现象。太子提倡佛教,超越各氏族氏神之上,使人民普遍信奉佛教,由信仰统一以促成国家统一。’

      佛教中心的飞鸟文化

      推古天皇都于奈良县的飞鸟地方,文化史上称为飞鸟时代。此一时代的中心人物是圣德太子,此一时代的中心文化是佛教文化。圣德太子虽对于当时中国大陆的各种学问:佛、儒、道、法与经籍史籍,无所不通,但他专注于佛教文化的推展,却是事实。所以,
      当时的日本,是以佛教文化而放出灿烂的飞鸟文化。
      飞鸟时代的佛教事业非常之多,现举其重要者介绍如下:
      一、创建寺院:圣德太子建有在大和地方的法隆学问寺、中宫尼寺、橘尼寺、池后尼寺、葛城尼寺,以及摄津的四天王寺、山城的蜂岳寺(亦名广隆寺),此七寺最有名。尚有苏我马子所建的法兴寺等好几个寺。到推古晚年时,计有寺院四十六所,僧侣二千三百八十五人。在这些寺院之中。以今之大阪的四天王寺及奈良县的法隆学问寺最有名。四天王寺的兴建缘起已如前述。法隆寺的用意在于兴隆佛法。为建此寺,除了日本工匠之外,特向百济招来寺工、瓦工、雕刻工、画师等,大陆佛教艺术的输入,一时达于鼎盛。其中以法隆寺的建筑,日人称为现存世界的最古木造建筑物。原物系推古天皇十五年所建,但可能会被火烧一次而于元明天皇和铜年间(西纪七○八──七一四)重建,纵然如此,距今也有一千两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了。
      二、讲经制疏:圣德太子深达佛理,故于推古十四年秋,受天皇之请而讲胜鬘夫人经三日。其次又于冈本宫讲赞法华经,颇得天皇嘉许,而将播磨国之水田百町施太子,太子转施法隆寺。太子说法时,于俗服之上加着袈裟,宛如沙门,而以优婆塞之身份自居。唯仅以三日的时间,讲完胜鬘经,其简略可知。太子选择胜鬘经,是因此经是叙述一位皈依释尊的女性菩萨胜鬘夫人;推古天皇为女性,日本开国神话中的天照大神,也是女性的太阳神,此可谓观机逗教之举。至于
      法华经,乃为中国佛教家誉为经中之王的一部重要经典,会三归一,畅佛陀的本怀,示佛教的极致。中国的天台智者大师,也正好活动在这个时代,此真所谓:‘东海有圣人出也,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也,此心同此理同。’
      圣德太子不但讲经,并且为经制疏。他作有法华义疏四卷、胜鬘疏一卷、维摩义疏二卷,合称谓‘上宫御制疏’。此为日本最早的佛教著述,就中的太子亲笔草本法华义疏四卷,现仍存于日本的皇宫,视为传国之宝。
      三、对外交通:推古之世,太子的政治建设是在休养生息的原则下完成的,对内对外,皆不主张用兵。尤其对外政策,愿以不亢不卑的对等地位,与中国接触,并尽量吸收中国的文化,以助长日本的进步。从中日交通史上看,推古之世,遣使入隋,先后计有四次。初次是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即推古八年,第二次为隋炀帝大业三年,即推古十五年,第三次为大业四年,第四次为大业十年。第一次在日史无记载,而见于中国的隋书倭国传。自第二次起,日本派遣了大批通晓中国文化的学者来中国留学,例如隋书倭国传中说:‘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天皇的日本读音)遣使朝贡,使者曰:“闻西海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使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这就是使臣小野妹子及其所带的一批人员。其中有名的有八人:倭灌直福音、奈罗译语惠明、高向汉人玄理、新汉人大国、学问僧新汉人日文、南渊汉人请安、志贺汉人惠隐、新汉人广齐。这些人的头上两字如奈罗、高向、南渊、志贺,都是地名,汉人是指研究汉学的人,下面两字才是名字。他们到了中国,留学时间极长,都在十五年至三十二年之间。直至唐有天下,他们才回日本。将其所学,建设日本。比如学问僧日文,文化革新时被任国博士,且举为僧官的十师之一。
      当然,除了遣使入隋之外,对于朝鲜半岛的往还,更加密切,故有惠慈、惠聪、惠观、观勒、昙徵等沙门,先后自半岛赴日,传播佛法。因此,又藉这些朝鲜半岛的沙门为媒介,将盛行于中国南北各地的佛教及其他文化如天文、地理、方术、历书,介绍到了日本。试看圣德太子在未遣使入唐之时,所讲所疏的三部佛经、胜鬘经,是刘宋文帝元嘉十二年(西纪四三五)自印度到江南扬都的求那跋陀罗,译于丹阳;法华及维摩二经,是姚秦弘始三年(西纪四○一)到长安的鸠摩罗什所译。胜鬘出于南方,法华、维摩出于北方。以此可见,到了飞鸟时代,盛行于中国南北朝时代的佛典,日本都已由朝鲜半岛输入了日本。不过,尚有一个事实,我们切不要忽略了,那就是直接由中国大陆移民而去的中国人,也是主要的文化使臣。
      僧官及僧尼令
      由于政府提倡佛教的信仰,寺院及僧尼数目日增。推古天皇三十二年(西纪六二四),已有寺院四十六座,僧八百十六人,尼五百六十九人。天武天皇九年(西纪六八一)之敕中,有‘京内二十四寺’之语,以此可以推知飞鸟京都的佛教盛况。持统天皇四年(西纪六九○),于七大寺作夏安居的僧数,竟达三千三百六十三人。
      僧尼人数激增的结果,必有流弊发生,是以在推古三十二年,开始设立僧官制度。僧官分为僧正、僧都、法头的三等。迄大化革新之际(六四五──六四九),又选十师任命为僧官。于天武天皇二年(西纪六七四),成立三纲之施设,即以僧正、僧都、律师,称为僧纲。养老六年(西纪七二二)以后,置僧纲所于药师寺。各寺亦设三纲,即为寺主、上座、都维那。僧尼本有戒律制裁,但到养老年间。朝廷所颁的养老律令之中,即有专门为僧尼而制的二十七条,称为僧尼令,将僧尼纳入政府法令的管束之下。它的隶属系统,由上至下是:治部省──玄蕃寮──僧纲──三纲──僧尼。
      初期佛教的思想
      我们在未结束本章之前,应了解一下初期的日本佛教,其思想状态究竟如何?
      此所谓初期,是指奈良时代以前的飞鸟时代。
      由于日本早期已有他们自己的风俗习惯及神祇的信仰,所以,佛教虽为日本接受,却已和印度及中国所行者略有不同,此即日本化的佛教或佛教化的日本之特色,此与以后的发展颇有关系。
      圣德太子深信佛法,但他却于推古十五年,颁发祭祀神祇之诏,信佛崇佛,仍不废日本古来的诸神崇拜。太子亲率群臣,祭祀诸神。以作国民的示范。此在日本学者,以为是独立性的文化自主的表现,实则是为适应当时民间的要求而行的权巧方便。
      由于祀神的旧习俗,初期的日本佛教,特重助德之祈祷,史家称之为祈祷佛教。
      物部氏灭亡之后,苏我氏在政治上的势力很大,待苏我氏灭后,由孝德天皇即位(西纪六四五),继圣德太子的余绪而革新政治,称为大化(年号)革新。在佛教方面,自推古十四年以来,规定各寺于每年四月八日及七月十五日设斋会,即是浴佛会及盂兰盆会,这种仪礼的形式,颇合日人的口味。
      当时盛行的佛经有金光明经、法华经、仁王般若经、金刚般若经、药师经、观音经等,他们不求明白经义,只期藉咒愿力而延长寿命、消灾、愈病、祈雨、护国,他们仍以求神的心情奉佛,祈得现实生活的平安与如意。
      其对净土之信仰,也有可述者,古代日本对于墓窟的建筑,非常讲究。由古墓的发掘,见其凡为人间的生活所需之衣食器物,墓中一应俱全,尚有家畜家禽及仆从奴婢的土制偶像。此系认为墓窟即是死人的国度。但至大化革新之际。鼓励薄葬,代之而起的是沙门道昭随佛教的输入,而带去的火葬法。此时佛教的净土思想,已为日本人所接受,取代了墓窟思想。在日本人看净土,乃墓窟世界的升华。接着,为求冥福,乃改原先的建墓思想而为热烈地建筑佛教的寺院。他们的建寺心理,有同中国人的修建宗祠。例如推古天皇二年,诸臣连(官阶)等,各为酬报君亲之恩
      而建佛舍,又如葛城氏的葛城寺、秦氏的广隆寺、藤原氏的山阶寺(即兴福寺)、纪氏的纪寺,都可说明这一倾向。故而直到近世,日本之信佛与奉神,并行而不冲突,寺院及神社,也互通生气。日本佛教史上之有僧兵、一揆(匪类)之战祸杀伐,皆为其他佛教地区之所绝无。原因在于日本初期的佛教思想之中,即混有日本神道教的成分了。
      由于信仰佛教而着重现实生活的祈祷,故至文武天皇时代(西纪六九七──七○七),有一位叫做役君小角的人出现,这是一个道教化的佛教人物,他能役使鬼神,为之采薪汲水,若不用命,即以咒术缚之。他诵的有密教所博的孔雀明王经神咒,他虽与道教关系密切,后世称之为‘修验道’或山岳宗教的鼻祖,将之列为日本密教的一个旁支。

      二、奈良时代

      (一)古京六宗
      何谓古京六宗
      所谓古京,乃后世史家为便利,以古京平城京与新京平安京,两相对称而立。奈良时代定都于平城京,后人称为古京。奈良时代的佛教,主要宗派的建立,共有六家,所以称为古京六宗。
      所谓六宗,即是: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律宗、华严宗。其实,成实及俱舍两个小乘宗,是附属于三论及法相两个大乘宗而输入,后来也无何发展,故被称为‘寓宗’。以此六宗而对后起于新京的天台及真言两宗,显出全部日本佛教的源头,除了禅宗之外,取自中国佛教的财富,均尽于此了。
      现将日人桥川正所着概说日本佛教史第四章,所列古京六宗的一表,抄下参考:
      俱舍宗──有宗──┐
               ├─寓 宗──┐
      成实宗──空宗──┘      ├─小 乘──┐
      律 宗────────独立宗──┘      │
      法相宗──有宗──┐             ├显 教
               ├─ 三乘教 ─┐     │
      三论宗──空宗──┘ (权大乘) ├─大 乘─┘
      华严宗──缘起论宗── 一乘教 ─┘
                 (实大乘)
      此表所标大小权实的立论,是根据凝然大德八宗纲要的观点。凝然是华严宗的人,所以这是贤首教的判教法。
      一、三论宗:日本的三论宗,最初是由高句丽沙门惠观,于推古天皇三十三年传入。此人曾
      来中国,亲近嘉祥寺的吉藏大师,学习三论宗。后奉高句丽王之命,派到日本,住元兴寺盛弘三论。于大化二年(西纪六四六),奉敕在宫中讲三论。并创建井上寺于后河内。门下俊才颇多,著名者有福亮、慧轮、慧师、智藏、僧旻等人。实则于推古十年去日本的百济沙门观勒,也是三论法匠,但他未事弘通,所以日本以惠观为三论宗初祖。
      惠观门下的福亮,祖籍中国江南,是归化了日本的出家人。他学三论,兼通法相,又到中国研究三论奥义。返日之后,住元兴寺,任僧正。大化元年被选为僧官的十师之一。
      此后,智藏与道慈,也入唐学三论。智藏本是福亮的俗家儿子,于天智天皇时代(西纪六六二──六七一)入唐,依吉藏大师学。持统天皇之世(西纪六八七──六九六)返日,住法隆寺,宣讲三论,为三论宗的第二传。
      道慈是智藏的弟子,于大宝元年(西纪七○一,则天武后大足元年)入唐,通学六宗,但以三论的根柢而师事吉藏之法孙元康。养老二年(西纪七一八,唐玄宗开元六年)返日住大安寺,为三论宗第三传。此人风格清高,长屋王(高市皇子的长子)招赴诗宴,他固辞不往,并谓:‘僧既方外之身,何烦入宫赴宴。’他颇不满当时僧风,着有愚志一卷,惜已不传。
      智藏门下尚有智光及礼光二人,颇崇西方净土,同住元兴寺。智光的著述很多,除了现存的净名玄论略述四卷及般若心经述义一卷之外,尚有已失传的大般若经疏二十卷、法华文述记五卷、净土论释五卷、盂兰盆经疏、中观疏记等。所以这是一位奈良时代有数的三论学者。
      道慈之后,尚有善议、安澄、勒操等次第相传。智光之后,则有灵睿及药宝、愿晓等,灯灯互传。前者称为大安寺流,后者称为元兴寺流。
      从大体上说,奈良时代以前,是以三论宗为佛教义学的主流。进入奈良时代,则为法相宗的全盛时期。至奈良末叶,三论宗已非常衰微了。
      二、法相宗:法相宗的传日,是由入唐留学于玄奘门下的道昭之功。当时玄奘自印度及西域诸国游历归来,德望重于一时,门第三千,七十贤士,上足四人。玄奘所传唯识法相,乃当时最新的佛教思想。道昭于孝德天皇白雉四年(西纪六五三年,唐高宗永徽四年)入唐之际,正逢其盛。但是,道昭非仅一介义学沙门而已,他约于齐明天皇七年(西纪六六一)归日之后,建禅院于元兴寺之东南而住,收藏了许多经论。同时尽力于社会公益专业,周游全境,于路傍穿井,于河口设船及造桥。文武天皇四年(西纪六七六)三月,世寿七十二岁示寂,是为法相宗初传。
      法相宗的二传是智通及智达,于齐明天皇四年(西纪六五八)奉敕入唐,与道昭同学于玄奘门下,又学于窥基座下。智通返日后,于大和国创观音寺,盛弘法相。
      智通入唐后的四十五年,又有智凤、智鸾、智雄,于大宝三年(西纪七○四)奉敕入唐,师事中国相宗的三祖朴杨智周,合此三人为法相宗的第三传。
      智凤门下出有一位智德兼备的大弟子义渊,他创有龙盖、龙门、龙福、龙泉、龙象等五寺。大宝三年任僧正,被尊为一代耆宿。圣武天皇因尊其学德,乃赐姓冈连,而改其原有俗姓的市往氏,并以其兄弟承传此姓。
      义渊门下龙象争荣,其中以玄昉、行基、良敏、宣教、行达、隆尊、良辨等最为有名。世称为渊门七上足。若以三论宗的道慈列入,则为八上足,因为道慈亦尝学法相于义渊座下。
      玄昉于养老元年(西纪七一七,唐玄宗开元五年)入唐,也是学法相于智周之门。唐玄宗深爱其才,准三品位,赐紫袈裟。于天平七年(西纪七三五)归日,携回经论五千余卷,藏于兴福寺。是为法相宗的第四传。
      以上相宗共分四次传日,一二两次,称为南寺传,即是元兴寺传,亦称为飞鸟传;三四两次,称为北寺传,即是兴福寺传,又称为卸笠传。考察其源头。南寺传是受学于玄奘,北寺传则汲流自智周,故其思想有所出入。但在南北两寺之间,另有一派的相宗传承,即是药师寺、东大寺、西大寺。
      奈良时代的相宗著名学者有很多。行基门下出有法海、行信、胜虞。胜虞门下出有源仁、慈宝、泰演、守印、护命等人。玄昉门下出有慈训、善珠、行贺、常腾等人。除此两人之门,义渊之下的另外高弟所传者,亦出有神睿、玄宾、贤憬、修圆、德一等人。可见奈良时代的相宗学者
      ,几已为北寺派所包办了。
      尚有可述者,以上各人之中,以护命及善珠二人的著作最多。神睿则与三论宗的道慈,并称为教界的二大人物。护命及德一两人,又是与天台宗最澄论战的两大论敌。总之,法相宗在奈良时代,人才辈出,形成了当时佛教思想的最大主流。
      三、四、成实宗及俱舍宗:成实宗是依成实论而得名,它在日本未尝独立成派,而是附属于三论宗下的。天武天皇时代(西纪六七三——六八五),百济沙门道藏,造有成实论疏十六卷。凝然之时(西纪一二三九——一三二一),尚见到此书,但在日本史上,专门学成实的人,实在太少了。往往是由三论学者附带研究的。
      俱舍宗何时输日,不得确知,大概是随同着法相宗的道昭返日而附带去的了。但是俱舍要比成实的情况较好,例如护命及明诠,都是俱舍学者,尤其护命,他承新罗的智平之说,主张‘有为法体不生灭’之义,而与其他各人所主张的‘有为法体生灭’之说相异。俱舍虽为法相的寓宗,但它却被视为佛教的基础学问,故学习的人亦较多。古来以东大寺为俱舍宗的根本道场。
      五、华严宗:华严宗初传日本,是在圣武天皇天平八年(西纪七三六,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由唐僧道璇首先带去了华严章疏,但他并未弘扬。当时有良辨,曾受道璇之教,至天平十二年十月,良辨始请了一位来自新罗的审祥法师,开讲晋译的六十华严。他曾入唐亲从法藏大师受学,故系根据法藏所着的探玄记,连续讲了三年,并集京师大德十六人为其听众。因此,日本即以审祥为华严初祖,良辨为二祖。
      良辨门下出有实忠、安宽、镜忍等,而以实忠为三祖,等定为四祖。圣武天皇天平二十一年,敕诸寺讲说经论之际,因以华严经为本,并敕东大寺为华严本寺而称为华严寺。圣武天皇极重华严,乃以华严思想而实现其政教一致的理想。故而华严宗在当时,已占有帝王宗教之地位。
      六、律宗:一般均以唐僧鉴真赴日,为日本律宗之始,实则前述之善信尼,尝赴百济受戒;推古天皇之世,亦有百济律师抵日。天武天皇时代,更有沙门道光,奉敕入唐学习律藏,返日后奉敕作有‘四分律抄撰录文’一卷。天平八年,道璇至日,亦携有律宗章疏,并在其驻锡的大安寺,讲‘行事钞’,这是戒律思想的显著流布。道璇门下的善俊,也是明律之名匠。不过,到此为止,虽有戒律之讲学,却尚未能设置戒坛,未能如法如律以三师七证正式受戒。结界、登坛、受具的传戒大法,则有待于鉴真律师的努力。
      鉴真律师
      鉴真律师是扬州江阳县人,十四岁时随父入大云寺,见佛像,受感动而求父亲许他出家。唐中宗神龙元年,依道岸律师受菩萨戒,景龙元年至长安。次年,受具足戒于西京的实际寺。嗣后即巡游南京,究学三藏。回到扬州,开始弘律,声动江淮之间。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道岸的传人义威律师入寂后,他即以四十六岁的盛年,被许为天下授戒大师。据其弟子思托的
      ‘唐大和尚东征传’载,当时的鉴真,已前后讲大律及疏四十遍,律抄七十遍,轻重仪十遍,羯磨疏十遍。而在讲律传戒期间,兴建寺院僧舍,供僧十万众,造像不知其数。
      到了五十五岁那年,发起赴日之愿。系由于当时随使来华的两位日僧荣睿及普遍,恳请他‘东游兴化’。他问众中何人愿去?众人默然。唯有他的高弟子祥彦,竟持反对意见,认为大海难渡,去者‘百无一至,性命难存。’于是,鉴真拍案而称:‘是为法事。何惜生命,诸人不去,唯我即去。’祥彦听了也说:‘大和尚若去,彦亦随去。’因此,纷纷表示相同意愿者,共二十一人。
      可是,要去日本,真不容易,先后六次,历十一年,五次失败,第六次才如愿以偿。前五次不是被官方发觉,阻留不放,便是在海中遇风,船破折回。其中最艰难的是天宝七年的第五次,乘船漂至海南岛的南端,他再由广西、广东一路传戒向北。可是,由于旅途劳顿以及水土不服,为他而滞留中国多年的日僧荣睿,病死在梧州;常随弟子祥彦,也病死在吉州的船上;他自己在韶州,因瘴患眼,而被一个外国庸医,误治成双目失明。在他整个赴日的行程之中,总计有三十六个比丘先后死亡,道俗二百多人中途退出,唯有另一日僧普遍及鉴真的弟子思托,自始至终,追随着他而同到日本。
      唐文宗天宝十二年,第六次出发,仍系随着日本遣唐使返航日本而偷渡出境,经过三十四天海程,终于十二月二十日到达日本的鹿儿岛南端。这次随同鉴真赴日的,尚有他的亲信弟子二十三人,中有智首等三位女尼及三位胡僧。他也带去了大批的法物,其中有佛肉舍利三千粒,佛像一批,金字华严经八十卷,大佛名经十六卷,金字大品经一部,大集经一部,南本涅槃经四十卷,四分律六十卷,法励的四分疏五本各十卷,光统的四分疏百廿纸,镜中记二本,智首的菩萨戒五卷,灵溪释子的菩萨戒疏二卷,定宾的饰宗义记九卷及补饰宗记一卷,戒疏二本各一卷,观音寺高律师的义记二本十卷,南山的含注戒本一卷及疏,行事钞五本,羯磨疏等二本,怀素的戒本疏四卷,大觉的批记十四卷,音训二本,比丘尼传二本四卷,玄奘的真本西域记一本十二卷,南山的关中创开戒坛图经一卷,次第禅门十一卷,天台的止观、玄义、文句各十卷,四教仪十二卷,行法华忏法一卷,小止观一卷,六妙门一卷,明了论一卷,以及王右军的真迹行书一帖,王献之的真迹行书三帖等。
      开坛传戒
      鉴真律师到日本时,已六十六岁了,但他在日本所受的殊荣,也是空前的。可以说他是受到了日本朝野举国的欢迎和崇仰。他在至日后的第二年二月一日到了难波(今之大阪)港,唐僧崇道等先已在恭迎。第三天,大纳言正二位藤原朝臣仲麻吕,遣使奉迎,亲来拜谒的日本高僧有三十多位。二月四日入京都,圣武天皇派正四位上安宿王,亲到罗城门外慰迎,安置于东大寺。二月五日,日本宰相、右大臣、大纳言以下高官百余人,亲来礼拜问讯。并由天皇派遣刚
      由中国归国不久的遣唐使吉备真备为朝臣敕使,传达天皇口诏:‘大德和尚,远涉沧波,来投此国,诚副朕意,喜慰无喻。朕造此东大寺经十余年,欲立戒坛,传授戒律,自有此心,日夜未忘。今诸大德远来传戒,冥契朕意,自今以后,授戒传律,一任大和尚。’过了几天,圣武天皇又封鉴真为传灯大法师。
      圣武天皇于唐天宝八年让位,成为上皇,自称沙弥胜满。于天宝十三年(西纪七五四),日本孝谦女皇天平胜宝六年四月,在东大寺大佛殿而建立日本的第一座戒坛,登坛受戒的第一个人,即是圣武上皇,接着皇后、皇太子等求受菩萨戒者四百四十余人,舍旧所受戒而再禀具的亦八十余人。此后即于大佛殿之西,设戒坛院,重叠三层,以表菩萨的三聚净戒。
      考察鉴真所传的戒律思想,他是站在四分律分通大乘的立场,兼南弘山及相部二宗的。自此,日本除东大寺外,尚于西国观音寺(太宰府)及东国药师寺(下野),各设戒坛一座,合称为天下三戒坛,举行传戒。唯其东大寺准‘中国’(佛法盛行地)方式,以十师传授,观音寺则准边地(佛法微弱区)授戒法,以五人僧传授。
      鉴真律师在日本弘律十年之后,即于天平宝字七年 (西纪七六三)五月,以七十七岁高龄示寂。初五年住东大寺,后五年住于他自建唐招提寺。他也精通医药,故对日本医药知识的贡献亦至大。鉴真赴日之际,正是华严宗在奈良盛大之世,华严开启理想之境域,戒律指导生活之规范,
      相得益彰。
      (二)东大寺与国分寺
      圣武天皇与东大寺
      圣武天皇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热心于佛教事业之推展,并以佛教思想来建设他的国政。当他即位之时,度僧三千,并请六百僧人于宫中转读大般若经。基于佛教慈悲精神而行大赦、禁屠宰、免税、施药、施米,以利人民及于含生。
      东大寺之建造,先后费时达十年,自天平十五年,敕诸国募化,为大殿奠基,至天平胜宝四年,始行落成。圣武上皇亲率孝谦天皇及文武百官,莅寺为大佛开光。请自天竺来的婆罗门僧正菩提迁那为导师,道璇为咒愿师。此次法会之盛大,佛法东渡以来,前所未有。
      东大寺的伟大处,是在建筑工程之庄丽。大佛殿的规模,重叠四层,四面各十一间(两柱之间的间隔),建坪一千三百五十坪,高十五丈六尺。南中门外,尚有两座高三十二丈的七层塔婆,东西对峙。再看殿内的佛像,本尊毗卢遮那铜像,曾经八度改铸始完成,像高五丈三尺五寸,镕铜七十三万九千五百六十一斤,炼金一万四百三十六两。胁侍为各高三丈的二臂如意轮观音坐像及二臂虚空藏菩萨坐像,分列本尊的东西两侧。此寺被称为四圣建立,那就是由于圣武天皇的心愿,行基菩萨的劝化,良辨为之开基,菩提迁那为其导师。
      东大寺与国分寺
      考察圣武天皇创建东大寺的用心,实为受华严思想的启示,以此作为其理想政治的象徵。他以东大寺为日本帝国的中心道场,令诸封国各建国分寺,为此中心的附属。
      华严教系的梵网经中说:‘我今卢舍那,方坐莲华台;周匝千华上,复现千释迦;一华百亿国,一国一释迦。’卢舍那佛即是毗卢遮那佛的同名异译,他是本尊,释迦是本尊的化身,化身属于本尊。因此,圣武天皇以东大寺象徵国都,以东大寺的本尊象徵天皇;以国分寺象徵诸国,以国分寺的释迦象徵各国的国司;以百亿释迦象徵各国的人民。因此,可用一表对照说明:
      ┌理想……卢舍那佛→千华大释迦→百亿小释迦
      └现实……天皇→诸国的国司→人民
      国分寺的建立
      讲到国分寺的出现,先要介绍金光明经。自从天武、持统、文武天皇等历朝以来,盛讲之金光明经,为西凉昙无谶的四卷译本,至圣武天皇时则用唐义净的十卷译本,叫做金光明最胜王经。圣武天皇神龟五年(西纪七二八),书写金字最胜王经六十四部,每国颁一部,并令转诵,祈祷国家之平安。这是开创国分寺的预备工作之第一步。
      天平九年,全国天花流行,为求禳灾,为求福国利民,令各国各造释迦丈六像一尊,并写大般若经一部,这是第二步。
      天平十国,令各国各造金光明四天王护国寺(僧寺)及法华灭罪寺(尼寺)一座,各写金光明最
      胜王经及法华经一部,分置僧尼二寺。并令各造七重塔一座,安置天皇所颁的金字最胜王经。至天平十三年,便诏以僧尼二寺而建立国分寺。僧寺住二十人,封户五十户,施水田十町;尼寺住十人,施水田十町。僧尼每月八日必须诵最胜王经,每半月行诵戒羯磨,每月六斋日,禁止国人渔猎屠宰。于是,完成了佛化政治的理想。
      思想源流
      东大寺及国分寺的模式,乃是来自中国。推古之后,日本渴慕逆移殖学习中国文化制度,不遗余力,佛法则是其最大的一环。隋唐时代的中国,佛教发展,如日中天,寺院之建筑,亦极辉煌。现在列举数端如下:
      一、隋文帝仁寿元年(西纪六○一),雍州以下三十州,各建塔以分置舍利。(广弘明集)
      二、则天武后天授元年(西纪六九○),武后诏于东西两京及天下诸州,各建大云寺一座。(唐会要、资治通鉴)此乃根据大云经的经名为寺名。圣武天皇则亦以光明经护国及法华经灭罪为寺号。
      三、唐中宗神龙元年(西纪七○五),于诸州置佛道二教寺观各一,佛教为中兴寺,道教为中与观。同三年,改中兴之名为龙兴。(旧唐书中宗本纪)
      四、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西纪七三三),令天下州郡,各建一大寺,号龙兴寺及开元寺,并将武后时的大云寺改为开元寺。(佛祖统纪、释氏稽古略)
      可见,圣武天皇的国分寺,渊源于隋唐,而非别出心裁。再说大佛像的铸造,也是学自中国的风尚。例如唐高宗自咸亨三年(西纪六七二)开始,历时三年多,在东都洛阳之龙门,造立了一尊卢舍那佛石像,身高八十五尺,胁侍二菩萨像,亦高七十尺。此后,又有则天武后,于久视元年(西纪七○○)发愿在洛阳北邙山的白司坂,造大铜佛。中宗神龙之初,加以修缮,而告竣工。
      (三)奈良佛教的文化及其利弊
      慈善事业
      奈良佛教的可贵处很多,慈善则是其一。于元正天皇养老七年(西纪七二三),在兴福寺内设施药及悲田二院。这要追溯到圣德太子的福田事业,他曾于四天王寺设置敬田、悲田、疗病、施药等四院。敬田是寺院的三宝部份,即是人民归敬三宝的道场;悲田是贫穷孤独者的救济所,为养老院及孤儿院的性质;疗病及施药,是公共卫生设施。圣德太子除令人民笃敬三宝之外,并设悲田、疗病、施药之三院,乃国家之大基,教法之最要。由此发展而有了奈良时代的慈善事业。
      天平二年(西纪七三○)四月,圣武天皇的光明皇后,将她宫职的经费,节省下来,设置施药院,又置悲田院以济贫病之辈。被皇后亲身洗涤疗养的癞病患者,亦达千人之众。这种慈爱精神,史家传为美谈。她的女儿孝谦天皇,也继母后遗志,于天平宝字元年,为了救济贫病之徒,以垦田一百町,永远拨给兴福寺的施药院。
      同时,自飞鸟时代以来,佛教沙门,多精医术。例如:法莲以医道济民而于养老五年接受褒奖;鉴真律师亦精医药,虽已双目失明,仍以鼻嗅辨别药种,而为日本汉医仰为其祖。圣武天皇临崩之际,受诏入内寝的看病禅师,达一百二十六人。佛教重视医药,乃基于当时盛行的梵网经中所说:‘看病福田,第一福田’而来。
      一般的公益事业
      从事公益事业者,有三位代表人物。一是法相宗的道昭,他巡锡全国,在人多之处及交通要道之傍,穿了很多井,造了很多桥。
      另一位是行基菩萨,他和他的弟子,比道昭做的公益事业更多,游行全国,造桥筑堤,修路架屋,开发水利,而且工程浩大,非同小可。例如:木津川的泉大桥、淀川的山崎桥。又于摄津都西郡的比卖岛崛川,开了一条长六百丈,广八十丈,深六丈五尺的大港。又设布施屋于各交通要口,供给没有川资的旅人住宿。行基的事业,实在感人,他一生中,除了公益,尚设立道场四十九所。
      还有一位是和气法均尼,她是和气清麻吕之姊,俗名广虫。当时孝谦天皇因沙门道镜事件而出家为尼,广虫侍伴孝谦天皇出家,法名叫做法均。她也做了好多感人的事。天平宝字年间,有藤原仲麻吕(惠美押胜)之乱,平定之后,其党徒三百七十五人,当处斩刑,由于法均尼向天皇乞谏而减处流刑。乱后天下发生大饥馑,人民多有将幼儿抛弃而不能顾的,法均尼派人收养者,达八十三个。
      教育的普及
      谈到教育,又要说到圣德太子,他以法隆寺为研究佛法的学问寺,即是寺院中的教育机构。日本的学校教育,实即以此为发源。推古天皇十六年,随使臣小野妹子来华者之中,即有四位学问僧及四个学生。其中的学问僧日文及高向玄理,到了大化革新时,被任为国博士;另一学问僧请安,返日之后,则成为中大兄皇子(即后来的天智天皇)的老师,教授周公孔子之教。可见当时的学问僧,乃是兼通内典与外学的。
      根据佛教思想而发展教育的人,则为吉备真备。他于灵龟二年(西纪七一六,唐玄宗开元四年)入唐留学,天平七年(西纪七三五)返日。他是大政治家,也是大教育家,甚至有人说他是日本的仓颉,日文由他发明,此固不足采信。但他设立教授内学及外典的‘二教院’,虽是由推古时代的学问寺发展而来,却将日本的学校教育,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另有一位大纳言石上宅嗣,他于宝龟十一年(西纪七八○)出家,法名梵行,舍其旧宅为阿閦寺。在此寺之一隅,别设芸亭院,陈列内外兴的各种图书,公开由人阅览。此乃是以佛教为中心的日本第一所公共图书馆。
      可惜,以上的二教院及芸亭院的遗迹,今已不明其所了。
      文学与美术
      此时的日本文学,是以汉文学为主,以汉诗为盛。由于圣武天皇的提倡奖励汉文学,例如他亲自抄录隋唐人的作品中,又多系佛教文学──王居士的诗,真观法师的颂、诗、赞、奉请文,释灵实的赞、杂文、祭文,释僧亮的诗等。所以日本在此期间的佛教诗歌,也有不少,例如作于天平胜宝年间的‘佛足石歌’最有名,共有二十一首。又如智藏、辨正、道慈、道融等四人的诗,则汇于诗集‘怀风藻’中,尤以道慈最为能手。
      再说美术,当圣德太子薨后,其妃橘大郎女,为追怀太子而刺绣帷帐两幅,描写太子所期往生的佛国净土的情形,后世称此为天寿国绣帐,或称为天寿国曼荼罗,这是合刺绣与绘画而为一的佛教美术。
      由于中国美术品及美术家的不断输入,奈良时代的日本美术,较前代已有长足的进步。在雕刻方面,以东大寺法华堂的日光、月光二菩萨像,以及同寺戒坛院的四天王像,最为有名。在绘画方面,则以药师寺所传的吉祥天女图,最为有名。
      政教混同的弊端
      所谓奈良文化,其最大的功劳者乃是圣武天皇。他以保护佛教作为推行政治的建设,所以有天平文化之称。但是,圣武天皇的目的,是在政教合一,故他让位之时,即自号为沙弥。此后他的女儿孝谦天皇,也出了家。其经过是这样的:
      天平宝字二年,孝谦让位,淳仁即位。至五年,由孝谦的宠臣藤原仲麻吕,企图控制天皇及上皇,逼孝谦上皇及淳仁天皇,以临时行幸之名,迁都至藤原仲麻吕所经营的近江保良宫。适孝谦上皇得病。诏沙门道镜前去诊病,奇验,因得上皇的信任,自由出入宫廷。仲麻吕见势,遂觉地位不保,而向上皇奏诉道镜怀有野心,上皇闻之大怒,而还平城京的法华寺出家,法号法基尼。仲麻吕知道大势已去,便于宝字八年(西纪七六四),起兵作乱,被称为惠美押胜之乱。乱平,上皇重祚,即是称德天皇。有了出家天皇,即起用出家的道镜为太政大臣禅师,次年又授道镜法王之位。同时起用沙门基真为法参议大律师,圆兴为法臣。称德天皇第三年,又为道镜置法王宫职,行使任命大夫以下的官职之权,并用法王宫职之印。法王的供养,同于天皇。最后,道镜竟起窥得皇位之念。称德天皇第六年驾崩之后,道镜终于失败。一时政治混乱之极,故被日本史家诟病不已。
      写经佛教
      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他们的片假名,是采用正楷汉字的边傍组成,他们的平假名是采用草书汉字的边傍组成。他们初有文化,均用汉文,因此,佛教由中国输入,便省了译经的工作。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不知耗费了多少人的智力精力,用在译经上面。日本得天之厚,不必译经,便将精神致力于写经上面。由于大乘各经,多鼓励读诵、书写、供养的功德。在印刷术尚未发达之时,流通佛典,广布佛法的唯一方法,的确也靠书写。此在奈良时代,特别隆盛。例如:大宝律令中,规定政府的中务省图书寮,司理写经之职。奈良时代的皇后宫职,开有写经所。圣武天平六年,诏设写经司,置有长官专任其职,此为写经的黄金时代。除了政府官设的写经事业外,尚有寺院的及贵族的私设写经所。写经运动对于日本文化的贡献,实在很大。唯其流于形式主义而不以经义的实践为重,故被史家将奈良时代称为写经佛教。
      同时,由于朝廷全力提倡佛教,佛教的运动,便集中于京都所在地。天皇迁都,著名的寺院往往也跟着迁徙。据说天武天皇九年(西纪六八一),京内寺院有二十四座,养老四年(西纪七二○),都下有四十八寺读药师经。寺院集中于都市,固然利于发展,但也难免因此而染上了市嚣的尘习。僧尼生活,易受声色所动而趋于堕落。

      三、平安时代

      (一)天台宗的开创与发展
      新京的气象
      奈良末叶,政治纪纲颓废,社会秩序混乱。至延历十三年 (西纪七九四,唐德宗贞元十年),桓武天皇自古京迁都至平安(今之京都),目的是在整顿纪纲,统一民心,刷新风气。
      对于佛教政策,也与上次迁都时不同,上次迁都,把飞鸟的寺院也迁至平城,这次则首先自延历四年起,限制建寺,禁止将土地施入寺院,禁止寺院作营利事业。并且下令,整肃僧风,矫正教政一致的弊习。如今迁移新都,规定旧京的寺院,仍当留置原地。到了新都,另外创建东西两寺,以作庄严及镇护国家。于是面目一新,教界的新人物也开始出现了。最有名的,那就是开创天台宗的最澄,以及密宗的鼻祖空海。
      最澄传教大师
      最澄是近江国(滋贺县)人。传说他是我国后汉孝献帝后裔,于宝龟十年(西纪七七九,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十三岁时,投大安寺行表之门出家为僧,二十岁受具足戒于东大寺。见到平城京的佛教现状,竞以虚荣为事,颇为不满,于是发金刚不坏不退之誓愿,登比睿山,隐于山林,以建立道心之宗教,绝‘服饰之好’,断‘嗜好之欲’。
      此时,天台教的典籍,已由鉴真律师传到了日本。最澄先学唯识章疏,入山之后,专修天台三大部及四教仪等。至延历十六年(西纪七九七),由于内供奉寿兴之推奏,列最澄为内供奉之一员,以近江国的税收,受理比睿山寺的费用。所谓内供奉,是推选十位戒律精严德智隆高的大德,原系供奉于宫中之内道场,又称为十禅师。次年,于山上讲法华经。此后讲筵年年不绝。二十年,邀请六宗七大寺的诸山大德来山,开大法会,命名比睿山寺为一乘止观院。这个法会,是智者大师的圆寂纪念日,后来永为定式而改名霜月会。二十一年,由于和气弘世及和气真纲两兄弟的发起,礼请最澄出山。至高雄山寺,启建法华三大部之讲筵。讲筵终期,即奉天皇下达入唐求法之诏,遂应命上表,感激皇恩,并谓于法华之深旨尚须探求贯通,于天台之章疏尚未得其定本。
      延历二十三年,最澄随同遣唐使,乘船来华。他的身份是还学生,以别于留学生。留学生是长时期的学习,还学生是作短时期的视察观摩。另有随行的留学生圆基及妙澄,加上一个为他担任译语的沙弥义真。
      最澄来华,于唐德宗贞元二十年九月一日,船到明州(浙江宁波)休息半月,即南下至台州,访龙兴寺座主道邃。适逢开启摩诃止观等的天台讲筵,最澄即在欣喜之下,传受了天台法门,并得到天台章疏二百余部。其次又谒佛陇寺的行满,承传天台教义。道邃及行满,均系天台六祖荆溪湛然的弟子,最澄是做了天台七祖的传人。
      可是,最澄留华期间,虽尚不足一年,他却除了学习天台教,又跟国清寺的惟象传受了密教。在越州(绍兴)的龙兴寺,又受善无畏及金刚智的法孙晓顺阿阇梨的密法灌顶,并得经疏一百余部。同时又在禅林寺的翛然座下,传受了禅法心要,此可能是南宗旁出之牛头系下的禅。
      因为当时的道遂,盛倡台密禅融和之说,行满则主张台禅律并修之论。最澄受其时风影响,便在中国承传了台密禅律的四宗大法,日本天台宗之不同于中国的天台,便是在其融和了这四宗的思想而成。因为最澄所传,非仅天台而已,此实含有综合佛教的倾向。
      天台宗的成立
      贞元二十一年(延历二十四年)五月,最澄返日。第二年,奏准天台法华宗为古京六宗之外的独立宗,并与六宗的地位相等。
      但是,此一新宗成立之后,南都(平城)的法相宗,即起而与之作义理之论争。其论争焦点,是在三乘一乘权实之问题。此实继承中国佛教之争议的余绪。法相宗的主将是德一,他首先作法华新疏以难破最澄,他以法相宗的立场,判法华经为权教;最澄起而反击,判法华经为一乘实教。德一为此著书,约十多部,最澄反驳之着,也有八、九种。
      又有一个问题,从来日本全国僧尼受戒,即以鉴真所建的天下三戒坛为准,但于最澄归国之后,认为天下三戒坛是小乘戒,他的天台宗为求彻底的独立,标榜要另设大乘戒坛。这在南都六宗,当然不会同意,因而又引了一阵论战的纠纷,故而一直等到最澄圆寂后第七日,始获准建立。
      最澄以五十六岁的庄龄,寂于弘仁十三年(西纪八二二),四十五年之后,于清和天皇贞观八年,谥号传教大师。此亦为日本之有大师号的嚆矢。
      最澄的门下
      最澄自立大乘戒坛,主要是看不惯奈良南都佛教的腐败。南都为都市佛教,他所建立的是山林佛教,淡泊名利。所以他有两句名言:‘衣食之中无道心,道心之中无衣食。’
      最澄寂后第二年,比睿山的一乘止观院,更名为延历寺。寂后第六年,大乘戒坛在山上建立完成。最澄门下数百,上足弟子则有义真、定光、圆澄、圆仁等。
      义真即是初以沙弥身份,随最澄来华任其通译的人。最澄寂后,为比睿山第一代座主。根据大师遗志,于山上创建戒坛院,振兴大乘圆顿之菩萨戒。义真门下,则出有圆珍,后为第五代座主。
      圆仁与圆珍
      圆仁出于最澄之门,但他又于仁明天皇承和五年(西纪八三八,唐文宗开成三年)来华。在中国凡九年,正好赶上唐武宗会昌法难,目击沙门还俗者约三千人,佛像佛经,摧毁殆尽!然其在中国亲近的大德之多,范围之广,不让其师。他依终南山的宗睿学悉昙;从嵩山寺的全雅传受密教仪轨及曼荼罗等;于大兴善寺的元政受金刚界之大法;于青龙寺的法全传胎藏界之大法;又就醴泉寺的宗颖学止观法。会昌法难,圆仁险遭池鱼之殃,化装成道士身份,始逃出长安,而于承和十四年,返回日本。
      圆仁返日之后,一心发展比睿山的延历寺,先后建立总持院、定心院、法华三昧院、常行三昧院等,一时殿堂达于鼎盛。同时承最澄之遗业,推展了舍利会、天台大师供会、不断念佛会等的法会,开发了山门的基础。贞观六年,以七十三岁之高龄示寂,八年被谥为慈觉大师。其门下之有名弟子,则为安慧、慧亮、长意、相应、安然,尤以安然最为著称,深达圆密两教之奥旨,厌离名利之争夺。
      圆仁继定光为第三代座主,其弟子安慧为第四代座主,第五代座主,则为义真门下的圆珍。
      圆珍于十五岁时投义真门下出家,三十九岁,即是文德天皇仁寿三年(西纪八三,唐宣宗大中七年)来华游学。他在中国的路线是从福州、台州、越州,经河南的洛阳而入长安。此期间,他依良壻学天台;又从福州开元寺的般若多罗、长安大兴善寺的智慧轮、青龙寺的法全等,传受密教。特别是法全,授他两部之大法以及抄写的仪轨。大中十二年返日之时,携去典籍四百余部达一千卷,其对文化输日之贡献,可谓大矣!
      圆珍归去之后,贞观元年,受大友氏之请,住近江三井的园城寺。八年奏准以园城寺为天台睿山的别院。十年以园城寺为传法灌顶的道场。宽平三年(西纪八九一)七十八岁入寂,至醍醐天皇延长五年(西纪九七)谥号智证大师。
      良源及其门流
      圆珍以后,天台宗的座主,约七十年间,均由圆珍的系下产生,此所谓智证门徒。圆仁系下仅保有京都之法性寺、山科之元庆寺等山外的势力,直到良源出来,成为第十八代座主,圆仁系才又恢复到山门(此睿山)的势力,此所谓慈觉门徒。
      良源十二岁出家,二十六岁参加承平七年(西纪九三七)于兴福寺召开的维摩会中,即以理辩击败了南都的义昭;又于应和三年(西纪九六三),在清凉殿设法华会,论破了法相宗。世称之谓应和宗论,于是名声大振。至康保三年(西纪九六六),遂继位天台第十八代座主,僧官位次累进为大僧正。自行基以来二百二十年间,已未见有大僧正的任命,故此系为良源的殊荣。
      当时,睿山因曾受火灾而寺舍失修,异常荒芜,良源悉心为之中兴,重举学事,力行法会,恢复了昔日盛世的状态。另有自最澄以来,共有三塔或三院,即是睿山的东西两塔,加上横川一塔。在此之前。由于智证门徒,力量不及,所以横川地方景况寂寥,至良源时代,三院则达于同样的繁盛。此真是事在人为了。
      良源于宽和元年(西纪九八五)化去,享寿七十四岁。其门下之盛,比拟孔子与罗什三藏,所谓门徒三千,贤士七十,四哲为最。源信、觉运、寻禅、觉超,号称四哲。四哲之外,尚有性空、增贺、安海,亦为一时龙象。
      由源信及觉运之下,分为二流。
      源信隐于横川兜率谷之惠心院,专以著述为己任。着有一乘要决三卷、大乘对俱舍抄十四卷、妙行山要集六卷、往生要集六卷等,共有七十余部百五十卷。宽仁元年入寂,世寿七十六岁。以其学风所被,弟子们即形成一种门风,自此以下,出一学派,仰源信为创祖而称惠心流。
      觉运,常住于檀那院,大张天台教义,着有一实菩提偈、观心念佛、念佛宝号、草木发心修行成佛记各一卷等。他与源信虽同阐天台,意趣则互有出入。后人以其有别,故分之为惠心与檀那二流。由此二流又各出四流,总称为山门八流。
      八流与两流
      此八流是指良源之下的系统所分出。先由惠心流出觉超,三传出忠寻;檀那流出遍救,三传出澄豪,两流并行,盛极一时。
      澄豪称为慧光房流,澄豪门下颇众,又出三流:长耀开创竹林房流(亦称安居院流),智海开创毗沙门堂流,尚有圣融吸取竹林房流而开出猪熊流,总称之为檀那四流。
      忠寻门下的皇觉,开出椙生流。皇觉之后,经范源、俊范,至静明而开出行泉房流。静明门下出政海而开土御门门迹流。由惠心流而兼吸檀那流的证真,复开出宝地房流。合称之为惠心四流。
      以上两大系八支流,总名之为山门八流。
      现在再说寺门二流。因在良源之后,比睿山上以慈觉门徒的势力隆盛,智证门徒则处于劣势,致到智证门徒的余庆,出任第二十代座主时,受慈觉门徒的压迫,就职仅三个月,即辞退而去。余庆受迫之后,率领智证门徒千余人,下山移至三井的园城寺,而与山上的延历寺对立。因此分裂为山门与寺门。自此之后,两门之间,即屡有争战,互成水火。
      寺门派,后亦分为二流。由圆珍之门第四传而出千观,经元范而出澄义及范守,范守之下的良明,则与澄义拮抗,争辩义理。后世遂称澄义一派为龙渊房流,良明一派为智寂房流。合称为寺门二流。
      为便于记忆,现将天台宗的门派,列表说明如下:
      台密的发展
      上面已经说到日本的天台宗,是承受了台、密、禅、律四宗的思想而成。其中除发展天台本宗的宗义之外,则以发展密教为最可观。因别于空海所传的东寺密教,故称为台密
      台密的主流有三个人,即是最澄、圆仁、圆珍,被分别称为根本大师(最澄)流、慈觉大师流、智证大师流。最澄倡圆密一致说。圆仁主张圆密一致之中应有一分差别,密分理及事,圆密之关系,乃为理同而事别。也就是说,从理而言,释迦与大日是相同的;从事而说,则有差别。台密之大成者,乃是圆仁的弟子安然,他进一步而倡理同事胜,以为大日胜于释迦,故其不免有自失台教立场之嫌。
      圆仁之下出良源,因其常住横川,故称川流。安然之下出皇庆,皇庆居于东塔南谷,故称谷流。谷流之末,又有相实的法曼院流、良佑的三昧院流、荣西的叶上流、圣昭的穴太流。穴太流之末,又由澄豪创西山流。其以义争而分之派别,总共有本末十三流。
      (二)真言宗的开创与发展
      空海弘法大师
      平安初期,日本佛教界出现了两大慧星,一位是最澄;最澄生后七年,第二位便是空海的诞生。
      空海于宝龟五年(西纪七七四),生于赞歧国造的后裔佐伯氏之家。佐伯氏这一族人,自大化革新之后,出了好几位高僧,例如圆珍,即与空海同一血统。空海幼学论语孝经等书,延历十年入大学寮,修学明经道,此系儒学科目,专攻中国古圣先贤之书,但终不能使他感到满足。于是
      发心皈依了三宝,并作三教指归,以批判孔老释三教的优劣,用述其入佛的大志。他评老庄为神仙小术,孔孟是俗尘微风。此书作于延历十六年,当时二十四岁。他的怀抱是‘念念厌离朝市之荣华,日夕饥仰岩薮之烟霞。’欣求山林生活,与最澄相同。
      空海出家,二十三岁,于东大寺受具足戒,此后即巡游诸国,修炼苦行。他之成为密教的大师,也有其原因。他曾在佛前祈求:‘吾从佛法,常求专要,三乘五乘,十二部经,心神有疑,未能取决,唯愿三世,十方诸佛,示我不二。’由此而感一梦:有人指示他,大毗卢遮那经,便是他应所求的。遂于大和高市郡久米道场的东塔之下得到了此经,使他解决了一部份疑惑,但其仍有未足,因之发心来华,传受密法。
      空海在中国
      延历二十三年。空海来华,是和最澄坐的同一艘船。先到福州长溪县登陆,十二月下旬抵达长安,先住西明寺,再于青龙寺,遇到已有六十高龄的惠果阿阇梨。空海当时不过三十二岁,但是这位真言宗的第七代祖师,一见空海,竟如十年知交,被选为正嫡的传人,嗣第八代祖位,号为遍照金刚。举行灌顶大法,是在那年的六月十三至八月上旬,惠果竟于十二月十五日示寂,一如专门等待空海来传受密法的。
      空海所学者为金胎两部,即是以金刚界开示大日如来的智德,以胎藏界宗本大日如来的理体,两者互为表里,此为密教教义之根源。就其教仪来说,有坛(曼荼罗)、有仪(念诵供养佛菩萨等之仪式轨则的书记文件) 、有印契(以手指表徵种种之形物──法德的标帜)。密教重视教理教相之宣说,但更重视教仪的行法。称此教仪行法的事相为之灌顶。灌顶之法,极为神圣。不得杂滥,否则传者受者,并得重罪。此为密教之特色。
      空海留华,前后三年(西纪八○四──八○六,唐德宗贞元十年至唐宪宗元和元年),除了亲近惠果,又在醴泉寺向罽宾僧般若及牟尼室利学悉昙;从南天竺的婆罗门僧学梵语;韩方明授其书法。当他回国之时,携去经论章疏二百十六部四百六十一卷、图像十铺、道具九种、阿阇梨付属物十三种。此对中日文化之文通,又是一大贡献。
      空海的伟业
      返日之后的空海,先讲大日经疏于久米寺。弘仁三年(西纪八一二),至高雄山寺,行金胎两部之灌顶,复修天皇圣体安稳及镇护国家之祈祷。弘仁七年,赐其纪伊之高野地方为入定之所。十一年于东大寺行知识华严会。十三年在东大寺建立真言院。此后即以此为密教的基地,故称为东寺密或东密。这一年最澄示寂,空海遂集朝野之归敬于一身了。他为平城上皇及废太子高岳亲王,行灌顶礼,尊荣极于一时。十四年赐东大寺为真言宗道场,模仿我国长安之青龙寺,当时为镇护京城的道场,号为教王护国寺,住密宗沙门五十人,禁止他宗者杂居。天长元年(西纪八二四),空海任东寺之别当,此为东寺长者制度之始。
      天长八年,空海五十八岁,因病奏准退居于入定地高野。次年,奏请宫中建立真言道场。天长九年(西纪八三五)的三月,他以六十二岁的世寿示寂。灭后二十二年,即是文德天皇天安元年,追赠为大僧正;灭后八十六年,于醍醐天皇延喜二十一年,谥号弘法大师。
      空海的著述很多,而以三教指归及十住心论十卷为其中心思想之所寄。他以十住心论,立足于密教而批判佛陀一代之时教;他以三教指归,立足于佛教而批判儒道释三教之优劣。十住心论是于淳和天皇天长七年奉勒所撰,是当时的六部宗论之一。其他尚有华严宗的普机,三论宗的玄睿,律宗的丰安,天台宗的义真,法相宗的护命,各写了发挥自宗宗义的一论。俱舍宗与成实宗,则包摄在法相宗及三论宗内。
      空海的门下
      空海门下极盛,而以实惠、杲邻、智泉、真济、真雅、真如法亲王、圆明、泰范、忠延、道雄,古来称为十大弟子。此外尚有真绍、真然、常晓、坚慧、道昌、圆行、惠运等,亦均为一时的硕匠。其中的实惠,最受空海所重,继为东寺的长者。余如真雅住弘福寺及东大寺,真济住高雄山寺(神护寺),真然住金刚峰寺,也都是空海的亲自嘱付。实惠则受命为:‘吾法之兴,有赖汝力’,得技法灌顶之权,成为东密第二位阿阇梨,作诸弟子的依止。此后,真绍为第三阿阇梨,西寺之守敏则为第四阿阇梨。
      长者之制度,其后亦有变更,自真济始,同时任命两位长者。昌泰元年(西纪八九八)增为三长者,至安和二年(西纪九六九)又增为四长者。
      空海门下之来华留学者,有真如、常晓、惠运等。实惠虽想来华而因事未果,故由他的弟子圆行和常晓同于唐文宗开成三年(西纪七三八)来华。真如是平城天皇的皇子高岳亲王,他于唐懿宗咸通三年(西纪八六二)由真绍的弟子宗睿伴同来华。惠运则于唐武宗会昌二年(西纪八四二)来华。他们都在中国带了很多的典籍和修法的道具回去。其中的真如法亲王,到中国时,已有七十多岁,但他见到唐武宗灭法之后,佛教极其衰颓,因与两三道侣,蒙发远游天竺之志,然其竟在中途的罗越国(今之马来半岛南端,许是新加坡的附近)逝去。此一壮举与豪情,日本史家引为美谈而追怀不已。
      最澄、空海、圆仁、圆珍,加上空海之下的常晓、惠运、宗睿及圆行,日史称为入唐八家。
      密宗的门流
      日本系一岛国,民性坚强而自尊之心高昂,故其密宗流派之开出,乃为必然之趋势。
      先由宗睿说起,宗睿初学天台宗于比睿山,后学密教于实惠及真绍之门。宗睿门下出源仁,源仁之下出益信及圣宝,各自大弘密教,由此而引出东密之分裂为广泽与小野二流。
      广泽流以益信为创祖,嵯峨地方的遍照寺为其道场的中心。因为益信初学唯识于明诠座下,后受密法于宗睿及源仁之门。源仁也是由相宗而入密宗的人,放在源仁寂后,密宗东大寺的长者之一,即兼任了相宗东大寺的则当之职。
      宇多天皇对于益信,备极敬仰,昌泰二年(西纪八九九)皈依、落发、受戒,延喜元年(西纪九○一)灌顶传法而成为法皇,法号空理,灌顶号金刚觉,置其僧房于花园之仁和寺。自此,仁和寺即成为广泽流之中心道场。
      自宇多法皇经宽空,传宽朝。宽朝则以嵯峨广泽之遍照寺,为弘化中心。宽朝传济信,济信出大御室性信法亲王(三条天皇第四子),其下出宽助而名声极于一代。宽助弟子极众,大别又分出六派,称为广泽六流:
      一、由觉法法亲王(白河天皇太子)开出仁和寺御流:先由宇多法皇设置御室,后遂规定仁和寺的住持职,均由皇子出家的法亲王担任,故称为仁和寺门迹,或御室门迹,这是皇族寺院所谓门迹制度的开始。
      二、永严开出保寿院流。
      三、信证开出西院流。
      四、圣慧法亲皇(白河天皇皇子)开出华藏院流。
      五、宽遍开出忍辱山流。
      六、觉鑀开出传法院流。
      再说以圣宝为创祖的小野流:
      圣宝虽依空海的弟子真雅出家,却在南都学了三论、法相、华严,尤其精于三论。此后故在东大寺起东南院,为基本道场,专弘三论;同时又慕役君小角的行迹而修炼行于山林之中,后世称之为修验道的中兴人物。他也由此而返回到密宗,在真雅示寂之后,即向真然受密法灌顶,又由源仁授他东密之奥密,他的声誉遂和益信齐名。
      圣宝先住于京都山科小野的曼荼罗寺,后于醍醐之山中建立一寺,为其修行道场。宽平九年(西纪八九七)列为官寺而与洛西的仁和寺并峙。
      益信于延喜六年(西纪九○六)示寂,享寿八十岁。德治三年(西纪三○八)谥号本觉大师。圣宝则以七十八岁寂于延喜九年,宽永四年(西纪一六二七)谥号理源大师。
      由圣宝之下的系统是观贤传淳佑,传元杲,传至仁海,为小野流的极盛期。仁海与广泽流的宽朝,称为东密的两大重镇。仁海祈雨有奇验,故被呼为两僧正。仁海之下有成尊,成尊门下出义范、范俊、明算。义范下传胜觉,范俊下传严觉,由此二人各出三流,成为小野六流:
      一、胜觉下的三流:
      定海开出三宝院流。
      贤觉开出理性院流。
      圣贤开出金刚院流。
      二、严觉下的三流:
      宽信开出劝修寺流。
      僧俊开出随心院流。
      宗意开出安祥寺流。
      (三)平安时代的佛教形态
      入唐求法
      推古以来的日本朝野,对于隋唐文化的吸取,真是如饥如渴。日廷除了屡屡派遣使臣来华,并有留学生及学问僧的派遣,尤以僧人之来华,极受政府的奖励。日僧来华之际,日廷恒赐予絁四十疋、绵一百疋、布八十疋,其量乃与遣唐副使相等。所以有唐一朝,来华求法的风气,如火如荼。自唐高宗永徽四年(西纪六五三)至唐僖宗中和二年(西纪八八二)之间,前后来华的日僧之有名可考者,共计六十五人。平安时代则以天台及真言两宗的八家为最有名。平安朝正当我国密教盛行时期,他们携去近九百部约二千卷的典籍之中,关系密教的亦占其大部,故在唐武宗灭法之后,中国密教失传,而竟独盛于日本。同时,会昌法难之世,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程度,已达饱和。中国佛教在密教一度盛兴之后,加上会昌法难的摧残,则趋于衰颓景况。所以,受留唐僧中灌上书太政官痛论唐末之凋弊多乱的影响,日本遣唐使即告终止。
      密教及法会
      平安时代以天台及真言两宗并盛,但在实际修持方面,偏重于密教。密教的内容,分教相及事相两部,教相属于教理,事相则为行法。所谓行法,即在加持祈祷的身、口、意三密,特别重视护摩(Homa 意为焚烧)法,共有六种:消除恶难的息灾法、增进福利的增益法、召集善神的钩召法、折伏恶邪的降伏法、祈请诸佛菩萨之护持的敬爱法、祈求增长寿命的延命法。以致大至国家事变,小及日常茶饭,皆不离开密法的作持,形成了形式主义的佛教。
      伴于密法之盛行而生的,又有许多法会,例如大极殿之御斋会、药师寺之最胜会、兴福寺之维摩会,称为南都三大会;圆宗寺的最胜会及法华会、法胜寺的大乘会,称为北京三大会;宫中真言院的(年终)后七日御修会。此外尚有一代仁王会、临时仁王会、灌佛会、盂兰盆会、佛名会等等。经费均由政府支给,佛教却只见到空洞的仪式了。
      贵族佛教
      平安时代,皇室与佛教的关系密切,例如最澄与空海,深受桓武天皇及嵯峨天皇之信仰;文德天皇及清和天皇,向圆仁结缘与受灌顶。第五十九代的宇多天皇则为益信的付法弟子。自此以后直至第七十七代的后白河天皇,共十九代约历二百六十年之间的天皇,竟有十五位落发而入佛门。因此,与皇室有关系的寺院就很多了。由皇室所特建的,数某著者,即有嵯峨天皇的观空寺、嵯峨皇后的檀林寺、淳和皇后的大觉寺,醍醐皇太后的劝修寺及醍醐寺、后白河天皇的莲华王院等。
      此外由贵族所建的寺院亦不少,例如藤原道长的法成寺、藤原赖通的平等院,系为其中之最有名者。
      正由于皇室及贵族之与佛教的关系深厚,皇室与贵族的人以出家为高贵,凡是出家的僧侣,其身份和所受的待遇,也就相等于贵族阶级了。所以日本史家称平安时代为贵族佛教。
      贵族出家的动机,初期的确系为了宗教的信仰,但到后来就变了质,因由于贵族出家者,享有宗教的特权,依赖富裕的寺产,拥有经济的实力,并藉其俗家的势力背景,得任教界的重职,原为凭德学而选任的僧官僧位,至此则仗权势而占得。此所以形成了贵族寺主之世袭的门迹制度,此所云出家,实不过是其在俗生活的延长而已。
      同时,僧官的名位,也落于不切实际的虚荣化。奈良时代以来,即已有了僧官的三纲,到了平安朝的嵯峨天皇时代,除了僧正,尚设大小僧都各一人,律师四人,但均有名无实。又分僧位及师位,为了表彰僧人的功勋,分别授予大法师位、法师位、满位、修行位的四种师位。为使僧官的名位与一般的师位有区别,便又另立印法大和尚位、法眼大和尚位、法桥上人位,顺序配置僧正、僧都、律师。于是,僧官与僧位交混,真是叠床架屋之举!
      僧兵的发生
      在平安时代的中叶,由于藤原氏专权于中央的结果,武人阶级抬头,例如坂东的武士及西国的海贼,以武力争斗,扰乱地方治安,杀伐之风,次第及于全国。各大寺院,除了专修学问的僧人所谓学侣之外,多数由私度而来的则称为行人。这些本为衣食无着的游浪之徒,出家的目的在于寄佛偷生,非为修行学佛。乱世之民多失正业,这些被称为恶僧与滥僧的分子,也就越来越多。
      各寺院之间,由于各自受到外界不同势力的激荡,为求自卫,便将这些行人武装起来。接着由于寺院之间各贵族子弟的互争权势,也就诉之以武力。南都与北岭之间的僧众,为了信仰及门户之争,也以武力来对抗;地方的神社势力之角逐,也加入并利用了武装僧侣,这就是僧兵的成因。
      僧兵跋扈之甚者,乃是南都兴福寺与北岭延历寺,通称为奈良法师及山法师,他们各挟某地方势力发动战乱。
      在第一节中,已说到天台宗的分裂为山门与寺门,故其僧兵的主力,又为山门的延历寺对寺门的园城寺。朝廷对之,也是无可奈何。
      末法思想的出现
      由于寺院生活的世俗化,以及僧兵的横暴,杀伐纵火,斗争不已,日本教界即出现了末法来到的思想。
      这是释尊入灭之后,流行于佛教中的预言,分有三时说,以及五个五百年说。所谓三时说,即是在正法时期的佛子,具备教、行、证的三法;在像法时期,无证法而唯教与行;在末法时期
      ,已无行法与证法,只有教法的存在。根据大集经月藏分的法尽灭品及摩诃摩耶经中说,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根据怀感的群疑论所引大悲经,则以正像二法各一千年。以下便入末法时期。日本虽两说并行,而以第二说为有力。他们以释尊灭于周穆王五十三年(西纪前九四九),到日本后冷泉天皇永承七年(西纪一○五二),便入末法时期。
      五个五百年说,也出于大集经月藏分:佛灭第一五百年,解脱坚固;第二五百年,禅定坚固;第三五百年,多闻坚固;第四五百年,造寺坚固;第五五百年,斗争坚固。
      日本当时的教界,便将平安初期及此前的纷纷造寺,配第四五百年。平安中世以后的僧侣堕落及僧兵之乱,配第五五百年。这是一种在无可如何之下的消极的安慰及解释。到了镰仓时代,日本佛教却因对末法的警觉,现出了蓬勃的生机。
      弥陀信仰的兴起
      平安时代中期之后,由于社会多乱,人民多感此一世界之危脆,遂有他方净土的向往,弥陀信仰即渐受重视。虽然在奈良时代,即有三论宗的智光及礼光等,愿生西方净土,但其成为民间大众化的信仰,则在空也上人出来之后。
      空也名叫光胜,他于二十多岁时,即以沙弥身份,巡游全国各地,普劝民众念佛。朱雀天皇天庆元年(西纪九三八)入京都,往人群集中的市场内,劝大众念佛,世人困号为市圣。天禄三年(西纪九七二) 示寂,世寿七十岁。
      又有源信,出于良源之门,盛弘弥陀信仰,着有往生要集,劝行念佛法门。寂于宽仁元年(西纪一○一七),世寿七十六岁。
      永观律师也在京都之禅林寺,修念佛法门,日念一万遍至六万遍。着有往生十因,为当时净土行者之所爱读,逝于天永二年(西纪一一一一),享寿八十。
      良忍又开融通念佛,他以天台基础而修净土法门。当他四十六岁那年(永久五年──西纪一一一七,五月),在三昧中见到阿弥陀佛,感得融通念佛之偈:一人一切人,一切人一人,一行一切行,一切行一行。’也就是说:一人念佛,能融通一切人,一切人念佛,融通一人,人人互相融通,行行互相融通,宛如灯灯相照,镜镜互映。这一思想,是从自力圣道门过渡到他力净土门的媒介,是站在法华及华严的立场,傍接了净土三经的观念。此到镰仓时代,便成熟为亲鸾的真宗,日莲的日莲宗。
      社会福利事业
      继续奈良时代布施屋的发展,有最澄于美浓设广济院,于信浓设拯济院,置宿泊所,以便贫穷的行旅。另有越后的国分尼寺的法光尼,于渡户滨,设布施屋,并以四十多町之农田收入作为其经费。此后,布施屋即由民间慈善事业而转为国家经理的社会救济,然其监管职掌,仍由僧侣负责。
      此时又有僧侣所设的好多济贫事业,如武藏国的悲田处、相模国的救急院、太宰府的续命院、出羽国的济苦院等。
      空海为修水利,便民灌溉,在赞岐国开了一个万农池。
      空也上人,劝人念佛,但也为许多地方掘了好多的水井,时人呼为阿弥陀井。
      淳和皇后于天皇崩后,从圆仁出家。宅心仁慈,成立孤儿院,收容孤儿,并设救治院,为僧尼疗病。
      永观律师,常至监狱,教诲罪犯。
      文学及艺术
      在此时代,日本文学之受佛教的影响极多。即就佛教本身而言,可从佛教说话集之编纂,而知其产量之丰富。主要者有:日本国现报善恶灵异记三卷、三宝绘词三卷、今昔物语集三十一卷。尚有佛教歌谣之所谓和赞,例如珍海的菩提心集、千观的弥陀赞、后白河天皇御撰的梁尘秘抄都二十卷。此外有源信的往生要集、永观的往生十因等,均系一代名作。
      艺术方面,平安初期,以密教美术为主,中期之后,即由净土教的美术代起,称为‘来迎’(弥陀)美术。例如宇治的平等院法华堂,日野之法界寺阿弥陀堂,其以丈六阿弥陀如来像等,最为有名。又如源信于高野山所画的圣众来迎图,被称为净土教绘画的最大杰作。
      神佛合一的思想
      自奈良时代以来,佛教渐次与日本的神道思想混合,此由圣德太子开始,崇佛而不废其固有神道的祭祀而来。佛教为适应日本的环境,遂将神佛界限废弃。到了平安中期
      ,竟学印度佛教的末期,以本地及垂迹的观念,付一切外道之神以合乎佛法的地位,而将日本的神祇,解说为佛菩萨的垂迹权化。将各含神祇,均配置以佛菩萨的身份。例如比睿山及日吉山王七社之关系,兴福寺与春日神社之关系,即是因此神佛混同的思想而结合起来。说什么神是阿弥陀佛的垂迹,什么神又是观音菩萨的化身。此到明治维新,倡神佛分离,才告结束。

      四、镰仓时代

      (一)南都佛教之复兴
      复兴的机运
      平安朝迁都之后,佛教的中心也到了新京,由天台真言两宗的势力,取代了奈良佛教的地位。奈良的六宗,仅能保持其命脉,却已次第失去了昔日的光辉。但到了平安末期,新京的佛教也趋于没落,相反地,又刺激了南都所谓古京六宗的复兴。根据日人境野黄洋的日本佛教史要,说此新机运的到来,有四个因素:在平安末期,第一事相隆盛之反动,第二战乱之影飨,第三僧侣堕落的结果,第四宋日交通的启发。
      由于真言宗重视事相的形式,佛教又成了祈祷的空架;由于战乱及僧兵的残酷横暴,以及贵族僧侣的堕落,引起了末法思想的醒觉;由于宋日交通的结果,再次输入了新兴的禅宗。日本的本身也开出了日莲宗及净土真宗。这是在多种因缘的促成之下,使得南都的佛教,对于佛陀的教法,作了一次深切的反省与再认识。他们认为,末法既已到来,吾人唯有同复到正法时代的精神,才能保持佛法于不坠,所以主张追慕释尊,或依当来的弥勒,均宜推展复古运动。因此,新起的日莲宗及禅宗,也是释迦教。又有人以为,末法之际的五浊恶世,人的意志薄弱,罪垢深重,唯赖他力净土之救济,故有净土真宗的勃起。
      华严宗的复兴
      在天历元年(四元九四七),有智光于东大寺起尊胜院,以期复兴自宗,但其真正的复与,要到镰仓时代之初。智光传松桥及观真,由观真五传出景雅,景雅之门出明惠上人高辨。由松桥七传出宗性,宗性之门出凝然大德,高辨及凝然二人,才是复兴华严宗的两大重镇。
      高辨幼失怙恃,十岁出家,先学密教于醍醐寺的实尊之门,再从景雅修学华严。建永元年(西纪一二○六),后鸟羽上皇敕赐栂尾山为其兴隆华严之地,高辨即以华严经句‘日出先照高山’之意,取名为高山寺。高辨行解并重,尤谨于律,一时朝野归敬。镰仓幕府的执权北条泰时,亦常往礼敬,并请示治世之力。他的理想,是将释尊当世的正法,实现在末法之世,故其因追慕释尊之事迹,而欲在印度朝圣,终以染疾未果。他的著述很多,有金师子章光显抄二卷、华严唯心义释二卷、华严信种义一卷、华严修禅观照入解脱门义二卷、摧邪论三卷等。由其师承的关系,他
      主张华严与密一致之说,愿生弥勒的兜率净土。他逝于贞永元年(西纪一二三二),六十岁,门下有喜海与静海,相继住持高山寺。
      宗性也是幼年出家,于东大寺专攻华严,兼通三论、法相、俱舍等学。文应元年(一二六○)五十九岁,就任东大寺的则当。正应五年(一二九二)以九十一岁之高龄示寂。笃于弥勒信仰,著述极多,现存于东大寺者,尚有二百三十部四百五十卷。凝然即出于其门。
      凝然大德,十五岁依东大寺的圆照落发,从宗性学华严。又尝于睿山及京都等地,探究各宗奥义,自声明、音律、国史乃至神书,无不精通。蒙后宇多上皇之眷顾,继圆照而住东大寺戒坛院。他的著述,都达百廿七部一千二百余卷,卷数之多,堪称空前。他因特别敬仰圣德太子,于六十年之间,研究圣德太子的三经义疏,着注释达一百十卷,故以三经学士自称。最有名的是着有佛教入门书八宗纲要二卷,以及继承宗性的佛教史学而着三国佛法传通缘起三卷、传法传章通十八卷、诸宗传通录六卷。华严学因到凝然而集大成,成为华严的中兴之祖,元亨元年(一三二一)八十二岁示寂,加国师号。门下有禅尔、湛睿、盛誉等。
      法相宗的复兴
      法相宗是奈良六宗之教学的核心,平安时代其虽式微,仍可维持教学之传统。至平安末期,出有藏俊及觉宪等名匠。觉宪门下的贞庆出来,始为法相的中兴。贞庆号为解脱上人,十一岁依觉宪出家,他是觉宪的俗侄。其后入兴福寺专究法相宗义,建久二年(一一九一),
      因列席宫中的最胜会,目观众僧竞以美服为尚,殆念佛陀尝有头陀行之遗训,慨叹时下僧风之堕落!遂于次年三十八岁时,隐遁竺置山,达十六年之久。寂于建保元年(一二一三),享寿五十九岁。他的代表作是注释唯识论的唯识同学钞六十二卷。他的思想结晶,则可从其愚迷发心集、心要钞,一窥全貌。
      贞庆在理想上,求生弥勒的兜率净土,在实际生活上,重视律仪的严格操守。因此他又是关系南都律宗之复兴的重要人物。
      律宗的复兴
      平安时代的初期,由鉴真所传的南都律宗,尚保持其传承,平安中期之后,法脉遂告中绝。其原因有二:一为僧风之颓废,一为受了比睿山大乘戒坛之兴隆的影响。嗣由于末法思想的醒觉,即有实范起而作了复与律宗的先驱。
      实范出身于兴福寺,号莲光,又称为少将上人,保安三年(一一二二)着东大寺戒坛院受戒式。大治四年(一一二九)创建成身院于奈良之东郊,努力于戒律之复兴。继其后者,有法相宗的藏俊、觉宪、贞庆、戒如,相承弘律。戒如门下则有觉盛、有严、圆晴、睿尊,号称戒如门下之四杰。
      觉盛字学律(西纪一一九三──一二四九),先于兴福寺学唯识及俱舍,因概于律门不振而发心以扶律为己任。并于嘉祯二年(一二三六)与圆晴、有严、睿尊,同在东大寺以瑜伽及占察所说的自
      誓受戒法,求受比丘大戒,上接已经中绝的律统。后于宽元元年(一二四三),移住唐招提寺,盛弘戒律,深受朝野之尊信,誉为鉴真之再来,寂后谥号大悲菩萨。
      睿尊号思圆(一二○一──一二九○),十七岁出家,先学密教于醍醐及高野等处。三十五岁时因自戒如及圆晴听闻四分律行事钞之讲义,故于次年自誓受戒。自此之后,即献身于兴教利生之大业,游化各地,为民众受戒。又因仰慕圣德太子的社会教化及救济事业,而为乞丐及癞病患者授戒,并供给食物,施以沐浴。同时他也深受皇室及武家的崇敬,尝为后嵯峨、后深草、龟山、后宇多、伏见等五代天皇的戒师。在他一生之中,鼓励戒杀,不遗余力。于全国各地,设立放生所,计达一千三百余处。寂后由伏见天皇谥号兴正菩萨。门下有信空及良观,特别是良观。
      良观(一二一七──一三○三)十六岁出家,二十三岁投入睿尊门下,从事社会救济,建立疗病、施药、悲田诸院;又因爱护动物而造马病舍及动物病院。三十六岁,即得执权北条长时及北条业时两兄弟之皈依,并称之为生身的如来。寂后由后醍醐天皇谥号忍性菩萨。
      北京律的兴起
      日本史上站在平城京的立场,称奈良为南都或古京,又称为南京。上来说的是古京律的复兴,由于另一律宗新支,从中国输入,在北方的京都弘扬,故被分别称为南京律与北京律了。
      北京律的兴起,归功于俊芿及昙照。俊芿(一一八六──一二二七)又号不可弃法师,先学台密,
      后悟三学之根柢在于戒律,故于三十四岁时,正治元年(一一九九,南宋宁宗庆元五年)入宋,在中国留学十二年。自明州景福寺的如庵了宏受学南山律,同时也在华亭县超果院学了天台宗,又至临安与禅教律诸师论道。东归时携去大小部律文三百廿七卷,天台教观文字七百十六卷,华严章疏百七十五卷等。故在回国之后,重兴京都东山的仙游寺,改名泉涌寺,大张台律之讲筵。寂后,后小松天皇赐号大兴正法国师,明治天皇加赐月轮大师号。
      昙照(一一八八──一二六○)曾两度来华,第一次于南宋宁宗嘉定七年(一二一四)入宋,与俊芿同在了宏门下学律。居留十四年后返日,建戒光寺,大振律风。宋理宗绍定六年(一二三三)再度来华,居八年回国,又建西林寺及东林寺。
      (二) 净土宗与日莲宗
      源空与净土宗的独立
      平安时代,虽已有了净土教的流行,但仍未脱寓宗的地位,到了镰仓初头,由于源空的出现,净土宗始告独立。
      源空,亦名法然上人(一一三三──一二一二),十三岁登比睿山,学天台教。后又游历诸方,参访硕学,颇有才学之誉。仁安三年(一一六八)以后,隐居睿山之黑谷,寻觅出离之要道,披阅源信的往生要集,又见善导的观无量寿经疏中所说:‘一心专念,弥陀名号,行住坐卧,不问时节
      久近,但能念念不舍,是名正定之业。’因而归命,专修念佛。是年源空四十三岁,后人即以之为净土宗的开教之年(一一七五)。
      自此之后,源空即下睿山,大弘专修念佛之教,发展极为迅速。在平安时代的净土行者,尚修其他诸法,源空则排除一切杂行,一心专念南无阿弥陀佛,此为净土教之纯化及简化。六十五岁时,尝受关白九条兼实之请,着有选择本愿念佛集二卷,说明他的宗教思想。
      源空的新宗既能受到众多人们的欢迎,其他各宗包括南都及北岭(睿山)的徒众,即起而反对。睿山一派于元久元年(一二○四)集议制止专修念佛之流行;南都方面则以源空轻忽佛戒,好谤他宗,排斥余行的理由,于元久二年向朝廷奏请纠弹。故到建永二年(一二○七),朝廷即宣令取缔,并处源空师徒以重刑:计判死刑者四人,流刑者源空等八人。至建历元年(一二一一),源空蒙赦归京都,住于东山大谷,但他已是七十九岁的人了,第二年即示寂于彼。在他死后,他的自由教团,虽仍屡受旧派的迫害摧残,然他毕竟是成功了。宽元二年(一二四四)赐号通明国师,元禄元年(一六八八)东山天皇谥号圆光大师。灭后五百年,又由中御门天皇赐号东渐大师。
      源空门下的诸流
      源空的门下很多,并且各自成派立宗。例如:圣光房辨长上人开出净土宗镇西派,善慧证空上人开出净土宗西山派,皆空房隆宽律师开出长乐寺流,觉明房长西上人开出九品寺流,成觉房幸西上人倡导一念义,尤其又有亲鸾圣人开出了净土真宗的新兴宗教。由西山
      流又分出了一遍上人所创的时宗。
      净土宗、净土真宗、时宗,乃由源空系下分张设教的三大流,迄今仍为日本佛教最大的宗派者,也唯源空系下的门流而已,可见源空之对日本佛教的影飨之大了。
      辨长的镇西派
      辨长(一一六二──一二三八)十四岁出家,二十二岁登睿山学天台。建久八年三十六岁入源空门下,受净土教,弘布念佛。建历二年在其故乡筑前,创立善导寺,世称镇西上人。着有彻选择集二卷、净土宗要集六卷、念佛名义集三卷、末代念佛授手印一卷。
      辨长门下极盛,最著者首推然阿良忠(一一九九──一二八七)。良忠十六岁出家,尝学究诸宗教义。三十八岁时,师事辨长,伴随二年,即于京都及关东等地,弘通宗义。自他以下,又分出京都三流及关东三流,后世则以寂慧良晓的白旗流及尊观良辨的名越流较盛。
      证空的西山流
      证空(一一七七──一二四七)十四岁进法然上人之门,直到源空示寂,前后二十三年之间,未尝离师门。源空的选择集,实系口述,乃由弟子笔受而使证空勘文之作。证空始于洛东之小坂,弘布念佛,故称其宗义为小坂义。建保年间(一二一三──一二一八),受慈圆僧正之嘱,住西山之善峰寺,后退住于西山之三钴寺,世人因而称之为西山上人。由其开出的宗义,称为西山流。他着有观经疏观门义钞四十八卷、秘决钞二十卷、自笔钞十卷、他笔钞十卷等。其门下也分出四流,后世之发展,则以净音的西谷流及圆空的深草流较着。
      一遍的时宗
      源空寂后二十七年,一遍出世(一二三九──一二八九),七岁即学佛典,十五岁出家,其后登睿山学天台,因感与末法时机相应的唯一法门,乃是念佛,遂投圣达门下,取名智真,改学净土教达十二年之久(一二五二──一二六三)。圣达是西山流祖证空的弟子。又结草庵闭门称名者三年,以有证得,出而游行全国,广弘念佛之意趣。随身所带者为本尊弥陀及其正依之净土三部经。就其偏重而言,恰与源空、亲鸾,各得其一:源空以观无量寿经为中心,亲鸾以大无量寿经为中心,智真则以阿弥陀经为中心。智真于文永十一年(一二七四)夏,在熊野地方的神社权现宫,斋戒祈祷一百日,而感得一偈:‘六字名号一遍法,十界依正一遍体,万行离念一遍证,人中上上妙好华。’感得此一所谓神敕偈之后,自觉已悟弥陀之真意,遂又改名为一遍。
      此后即随身携带劝进帐及念佛算,前后十六年间,游行教化。其念佛劝进(开示化导)的方法,全同于良忍的融通念佛。当他示寂之时,入其念佛算中的,则云:‘决定往生,六十万人。’此乃取其神敕偈的各句第一个字而成。记入劝进帐中的人名,亦达二十五万人以上,可见其结缘之众。他根据经说‘踊跃欢喜’之义,提倡‘踊跃念佛’。又以弥陀经中的‘临命终时’之句,一遍呼其同修道侣为‘时众’,因号其派为时宗。他的时众在他死后,均能继承其遗风,以度游化生活为原则。后来有了寺院,仍呼其住持为游行上人,以表不忘其创祖不住寺院的精神。
      亲鸾与净土真宗
      亲鸾(一一七三──一二六二)号为善信房,又称愚秃。初为比睿山常行堂的堂僧,建仁元年二十九岁时,依源空之专修念佛。承元元年(一二○七)朝廷宣令禁止念佛,与源空同被判处流刑,配於越后国。在那里先后住了五年之间,沉思默察,深有感悟。鉴于平安时代,有一位沙弥空也,弘扬念佛,而他自己则因蓄妻而成了非僧非俗,故称愚秃。他于获赦之后,移住于关东,以常陆为其中心,弘通念佛,凡二十年。
      亲鸾的代表作是‘净土真实教行证文类’六卷。自五十二岁起,经过不断的修订,到七十五岁时,始告大成。一般人以为源空与亲鸾的宗教思想,都很平易浅近,实则,他们在实践方面固然极为平易,是所谓易行道。但其宗教的体系,绝不平易,乃系经过信解行证的思想历程而产生的。所以,如果缺乏准备的知识,要想理解亲鸾的这部大作,殊不容易。
      亲鸾的门下很多,由他之下开出的门流,现在已有十派,主要的团体则有下野的高田门徒,下总的横曾根门徒,常陆的鹿岛门徒,以及本愿寺系统。本愿寺初为文永九年(一二七二)营建于京都大谷之本庙,是亲鸾的坟墓及影堂之所在,土地是其末女觉信尼(俗名弥女)所献。本庙则由其门弟共同管理。留守之职仍由觉信尼的子孙相续承继。到了亲鸾的曾孙觉如,始发展而称为本愿寺。寺号的定名年代,大概是在正和及元亨之间(一三一二──一三二三)。另有亲鸾门弟真佛的高田派,传至显智而极其隆盛,以专修寺为中心。
      法华信仰的独立
      在源空的专修念佛成立之后约八十年,又出了一位日莲圣人,开创了以法华信仰为根本的日莲宗。日莲(一二二二──一二八二)生于渔家,故其自谓:‘日莲乃日本国东夷东条房国海边之栴陀罗子也。’十二岁入其故乡的清澄寺,求学内外诸典,十六岁落饰,法名莲长。此后即历访南都北岭等地的诸宗名师,深契法华经之妙理。建长五年(一二五三)三十一岁,归清澄寺,同年四月二十八日之晨,登山顶,面向由海上升起的日轮,他便高唱‘南无妙法莲华经’之经题,是为开宗的起源。他向大众宣称:法华是一切经的眼目,是诸宗的中心。同时他攻击他宗之论锋也极其锐利,因此不见容于故乡,移居镰仓,结一草庐,同时改名为日莲。
      受迫害
      但他传道之心热切,常于镰仓市区,高唱经题,并向来往行人,男女老幼,劝导说法,鼓吹法华信仰,论难念佛之非。受其感化而归从之者,道俗皆有,而且日益增加。正嘉元年(一二五七),日本适遭大地震、大风、洪水、饥馑、时疫等灾难,相继袭击!日莲为了探究其因,即于次年至实相寺,阅读藏经并作冥想,结果,以为是由于专门弘通净土及禅等诸宗的邪法而致正法不行的缘故。于是撰著守护国家论及灾难对治钞,以述其旨趣。到了文应元年(一二六○)七月,将其所作有名的‘立正安国论’,献于镰仓幕府的前执权北条时赖。内谓若不容受法华信仰,也不停止念佛之教,则三灾八难不免,外寇亦自远来袭。对于这点,却触犯了执权北条长时的忌讳,所以大为愤怒,他的草庐,亦为旧有诸宗的徒众击破焚毁。日莲本人,仅以身免。
      受此迫害,却更加坚强了日莲的信心,依然猛烈地攻击他宗,积极地倡导唱题成佛之说。于
      是,再度带来了迫害!弘长元年(一二六一),幕府将他流配到伊豆的伊东地方。文永元年(一二六四),又遭反对派的伏击,他的弟子之中,有几位因此丧命,他亦负了创伤。
      到了文永五年(元世祖至元五年),由于蒙古第二次遣使至日本对马岛,并掳岛民二人而去,即知强敌将至,恰好为日莲的预言所中。他便再度上书幕府,他说:非以法华经之功德,无以镇护国家。并写四句格言,分送镰仓诸大寺,谓:‘念佛者无间地狱业,禅宗天魔所为,真言亡国之恶,律宗国贼妄说。’这种激越之论,殊违乎常情,幕府不予受理,诸寺诸山则不能置之等闲,故于文永八年,即被判处斩罪,后减为流刑,远配于佐渡。
      日莲的成功
      文永十一年,因获赦,再返镰仓。由于波木井实长之请,隐于身延地方的山中,结草庵而居。但是慕名敬仰者,均从四方云集而至,后来即以此处为法华信仰的中心道场,名为久远寺。弘安五年,感病出身延山,移居武藏地方的池上宗仲所建之本门寺,开堂之日,他所讲的就是立正安国论,但也就在这年的十月示寂了,享年六十岁。
      纵观日莲的一生,为自己的信仰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显出宗教家特有的生命之光辉。但是这种精神之产生,除了日本的民族及地理背景为其根源之外,那就颇不可能了。日本佛教的强固性,就靠这一精神的维系。然也因了这一精神,宗派的门户隔阂,也就牢不可破。唯其佛教的含融性,终能促使各宗派间,相容并存。
      日莲宗的门派
      日莲的门第很多,最有名的是日昭、日朗、日兴、日向、日顶、日持,此六人称为六老僧,再加上日常与日像二人,并称为八祖。六老僧在身延山的日莲祖塔之傍,各建一房舍,各率自己的弟子(称为中老),轮次守塔。但到弘安八年(一二八五),当日向轮番之时,檀越波木井氏,主张废除交替轮值制,而由日向永远留任看守祖塔之职。日昭与日朗等人,同意了,日兴则以有违祖师遗命,遂与他们绝交而去,至骏河(静冈县)另开大石寺。这是初次分裂。
      日与的门流中出有日目,主张本门与迹门的胜劣有别义,故称胜劣派。日朗的法孙,则对胜劣之说而主张本迹一致义,故称为一致派。
      六老会中的日持,离开本岛,于永仁三年(一二九五)自奥州轻津,越松前,经桦太而至鞑靼地方(今之沿海洲)。因此而为日本史家认为日持是往海外弘法的第一伟人。
      日莲宗的弘布
      日莲宗在京都的开发,是从日朗开始。日莲寂后第十三年忌日,日朗门下的九凤之一,也是八祖之一的日像,西上至京都,但却经过了三度驱逐。在这三度进退之间,得到真言宗的贤贤及妙实两人的改宗,助力极大,故于元亨元年(一三二一),首先得到许可在京都建立了日莲宗的第一座寺院,称为妙显寺。此后接引公家(朝廷)及武家(幕府)者,也就是此寺之力。日像(一二六九──一三四二)后来被尊称为龙华尊者。他的弟子妙贤,于历应四年(一三四一)将妙显寺迁至四条栉笥(也是京都的),故称为四条门流。
      尚有日朗的另一弟子日印,也有弟子日静,由于他与将军足利尊氏的俗缘关系,而获幕府的保护,故于贞和元年(一三四五),将镰仓的本国寺,迁至京都的六条,所以称为六条门流。
      另有一位,本系比睿山的学僧,康历二年(一三八○)当他六十七岁时,因阅及日莲遗著开目钞及如说修行抄等,大受感动,遂改宗而自号日什(一三一四──一三九二)。往来于京都与东国之间,宣扬宗义。因他接近了将军足利义满,保护了当时的妙显寺未受睿山徒众破毁。他在室町建有妙满寺,在远江、镰仓、会津等地,亦建有寺院。他的派下称为妙满寺派或称日什门流。
      (三)禅宗的输入及其发展
      早期禅者
      在奈良时代,法相宗的道昭,除了亲近玄奘外,又在相州的隆化寺,谒见禅宗二祖慧可的弟子慧满,并听其宣讲楞伽等诸经。道昭返日之后,即于元兴寺别建禅院,天下的禅者因之风从。
      另有唐文宗开元年间去日本的道璇,曾从玉泉神秀系下的普寂,传受禅法,这是北宗禅,或称为渐悟的如来禅。道璇自己也说:‘我有心法,名如来禅。’
      到了平安时代,与禅最有关系者,是最澄。他在入唐之先,尝就行表受禅法。在华期间,又向行满重受禅要,另依禅林寺的翛然参学。根据最澄带同去的章疏考察,他传的是南宗禅的旁支
      牛头禅。
      此后有唐僧义空东渡,他是马祖道一的法孙,所以日本古来均以义空为日本禅宗的首传。北宋时来华的日僧奝然,亦曾学禅。另有比睿山的觉阿,闻南宋的禅宗盛行,便与奋然于承安元年(南宋孝宗乾道七年)来华,就杭州灵隐寺的佛海慧远禅师嗣法,东归。
      临济宗的荣西
      日本禅宗虽于奈良时代已经流传,但其独立成宗并且影响深远者,则有待荣西的出世。
      荣西(一一四一──一二一五)号明庵,十一岁落发,学显密两教于比睿山,特别精通台密,而成为叶上流之创祖。仁安三年(一一六八,南宋孝宗乾道四年),二十八岁,入宋求法,历游天台山及育王山等,于同年即携天台章疏二十余部东归。文治三年(一一八七)再度入宋,参访天台山万年寺的虚庵怀敞,传受临济法脉。因为虚庵是黄龙派下的第七代祖的法孙。
      荣西第二次来华,住了五年,于建久二年(一一九一)返日,在博多建圣福寺,在镰仓开寿福寺,在京都立建仁寺,鼓吹禅宗。但对南都北岭的旧宗派,妨害很大,因之起而抗议。荣西遂着兴禅护国论三卷,分述禅之由来以及国家于禅法之不可或缺。另作有出家大纲,以说明出家之天职为何。荣西非仅传禅,禅则由他而盛,故被推为日本禅宗的开山祖师。他也精于医术,尤其注意茶的养生方法。建保二年(一二一四),因将军源实朝罹病,荣西献上所作之吃茶养生记,说明
      茶的功能,有遣困、消食、快意之效,是为日本之有‘茶道’的开始。
      荣西之后的诸师
      荣西的弟子有荣朝、行勇、明全等。荣朝门下出圆尔辨圆(一二○二──一二八○),辨圆于嘉祯元年(一二三五,南宋理宗端平二年)来华,参径山的无准师范而嗣其法。在宋六年,东归后,受藤原道家之召,开创东福寺及普门寺等,而集公家及成家之皈依于其一身,奠定了镰仓禅宗势力的基础。花园天皇赐圣一国师之号,此为日本之有国师尊号之嚆矢。门下二十余人,而以湛照为嫡嗣。
      辨圆门下尚有一位无关普门,来华留学十二年,归国后,龟山上皇舍其离宫为南禅寺,以普门为该寺初祖。
      无住一圆,也是辨圆的门人,着有沙石集十卷、杂谈集十卷等。
      湛照门下则出虎关师炼(一二七八──一三四六),他有一部三十卷的名著‘元亨释书’,是受了中国梁、唐、宋各高僧传的启发,编成了一部日本的高僧传,迄今仍为日本佛教史学史上的重镇。
      与辨圆同兴禅宗的另一人是南浦绍明(一二三五──一三○八),绍明初学禅要于东渡之宋僧兰溪道隆座下。正元元年(一二五九,南宋理宗开庆元年)来华,参于虚堂智愚之门。文永四年(一二六七)归日,受后宇多上皇之召,嘉元二年(一三○四)住万寿寺。辨圆是禅密戒并修兼行的人,绍明则始
      终是纯粹的禅者。其门下有通翁镜圆及宗峰妙超。妙超受到花园上皇的皈依,是京都大德寺的开山。妙超门下出关山慧玄及彻翁义亨,慧玄则奉花园上皇之命改其离宫为妙心寺。
      中国禅师东渡
      镰仓时代,日本的禅师辈出,由中国前去的禅师亦复不少。其中以兰溪道隆、兀庵普宁、无学祖元、大休正念、西涧子昙、一山一宁等最为有名。
      兰溪道隆(一二一三──一二七八)是西蜀人,十三岁于成都大觉寺落发,后参历浙江诸山。南宋理宗淳佑六年三十三岁东渡,因当时日本的旧派诸宗,逞私营利,腐败堕落,纯中国的禅家风骨则寡欲朴质,不重寺院之宏大庄严,不拘泥于文字经典,主张苦修力行,不思居室之美,不贪衣食之富,这些都与源赖朝开创镰仓幕府以来,所提倡的武士精神相吻合;又以禅寺所行百丈清规之严正,亦为重礼节尚志气的镰仓武士所欣悦。同时,此时掌握政权的北条时赖,亦想脱离旧都的诸宗,树一新的宗教于镰仓,使镰仓成为政治及宗教的新的中心。故决采中国化的禅宗,邀道隆至镰仓,开建长禅寺。弘安元年示寂,谥号大觉禅师,此为日本之有禅师号的创例。
      普宁是受道隆之敦劝而于南宋理宗景定元年(一二六○)东渡,先至京都,后受北条时赖之请,继道隆而住建长寺。时赖屡就普宁修禅,热心参究,卒得普宁的印可。时赖死后,因旧派的诽谤,乃留一偈:‘无心游此国,有心复宋国,有心无心中,通天路头活。’遂于南宋度宗咸淳元年(一二六五)归宋。
      无学祖元(一二二六──一二八六)是明州庆元府人,出家后参于径山的师范之门,南宋恭宗景炎元年(一二七六),他在温州的能仁寺,因元兵至,众皆逃避,独祖元端坐堂中,元兵白刃加颈,他仍神色自若,并说一偈:‘乾坤无地卓孤筇,喜得人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剑,电光影里斩春风。’元兵听后,即默然离去。元世祖至元十七年(一二八○),因北条时宗之请,东渡日本,先住建长寺,又创圆觉寺,寂于日本,谥号佛光禅师。门下出有日籍高足高峰显日及规庵祖圆。
      尚有一位奉了元成宗的使命赴日的一山一宁。他是台州人,初学显密二教,后于天童育王承受禅要而住于普陀山。大德三年(一二九九),奉命东渡,而为疑作间谍,被北条时贞幽禁于伊豆之修禅寺,获赦后住于建长寺、圆觉寺及京都的南禅寺。在日本二十年,备受朝野之归敬。座下著名弟子有华籍的石梁仁恭及日籍的雪村友梅。
      道元与曹洞宗
      日本的禅宗,自荣西之后,共分二十四流,但总不出临济及曹洞两派的分支。以上介绍的是临济,至于曹洞,是由道元开始。
      希玄道元(一二○○──一二五三),十三岁出家,原为荣西的法嗣明全的弟子,于南宋宁宗嘉定十六年(一二二三),随同明全来华,在明州天童山的长翁如净座下得法。如净是洞山第十三世法孙,道元受其涅盘妙心,承传了曹洞的法统。在宋四年,东归后,先在洛南,传其禅风,又在越前国开创永平寺。道元持律谨严,并遵如净之训:‘不可亲近国王大臣’。当时的执权北条时赖
      ,慕其道风,而召至镰仓,叩示禅法,一时间臣属及庶民之争相皈依者风从。时赖虽待之以优渥,仍坚不受其久留镰仓之请,而于半年之后,返回越前的永平寺。此与荣西的不拒权贵之接纳者,适足两相对照,后世即以此为树立两家不同的宗风。道元着有正法眼藏九十五卷、永平广录十卷、永平清规二卷、学道用心集一卷。门下以孤云怀奘最为有名。
      道元门下的孤云怀奘,初在睿山出家,后改师事道元,协助道元司理山务寺制。道元寂后,即着手道元著作之校集。他的门下出有义介、寂圆、义演、义准等人。义介开创大乘寺,其门又出寒岩义尹、莹山绍瑾等人。
      (四)镰仓时代的佛教文化
      镰仓幕府与佛教
      南宋中叶以后,宋日交通日增,来往僧侣极众,镰仓幕府对于宋之佛教文化,抱有隆高的敬意。将军及执权,多与宋僧或禅师交接。例如:第三代将军源实朝,于西纪一二一六年,竟有亲自来华的计划。因他于某夜梦入宋之某寺,见一长老升座说法。梦醒问此寺名于僧,答以‘此京都能仁寺也。’‘此长老为谁?’答曰:‘此寺之开山,南山宣律师也。圣者难测,生死无隔,可随处现,律师现再诞,即日本国实朝大将是也。’‘此侍者为谁?’答谓:‘侍者亦再诞,即日本国镰仓雪下之供僧良真僧都也。’事后,实朝又问良真,良真亦以此梦作
      答。实朝遂信他是南山律师的后身,故欲亲谒灵迹而有造船入宋之企图。终由于所造的船大港浅,不能出海而作罢。
      执权北条时赖之信禅僧,初只为政治上之利用,当其接近之后,渐次而热心皈依,终成为禅法之修持者。后来让职于北条长时,他竟就道隆落发,在最明寺专修禅法,并得普宁之印可。当他临终,安坐绳床,述遗偈而逝,已俨然一高僧的风范了。
      及至执权北条时宗,对禅宗的信仰益隆,日人赞时宗为武士之典型,而其修养乃得力于禅宗。他自幼即受禅宗的熏陶,大休正念赞之为:‘幼慕西来直指之宗,早悟即心即佛之旨。’他曾先后参学于道隆、祖元座下,并有深厚的禅功,养成果断而镇定之精神。当元军大举攻日,守卫困难之际,时宗竟能沉着应付,从容不迫,以息国难。此尤得力于祖元禅师之勉励:‘一句一偶,一字一画,悉化为神兵,如帝释天与阿修罗战。我军得神佛庇护,降伏魔军,生灵皆安。’元军卒因遇暴风破船,偃兵而退。
      禅宗与武士道
      日本武士的教义,实系神道精神、儒家思想、禅宗骨格之三流合糅。试看其要求武土的条件,是忠孝、武勇、慈悲、礼让、勤俭朴质、重名分、尚节操、一生死。其中的慈悲、勤俭朴质、一生死,便是禅宗的赐予。
      慈悲之旨,乃佛教的基本思想,故不论。且看百丈清规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即为勤俭;不立文字,直指心源,是为朴质。祖元曾说:‘若能空一念,一切皆无恼,一切皆无怖,犹如着重甲,入诸魔贼阵。魔贼虽众多,不被魔贼害。掉臂魔贼中,魔贼皆降伏。’这是不畏死亡,无惧外界恶势力的侵扰。道元也说:‘生一时也,死亦一时也,亦如春而夏也,夏而秋也,秋而冬也’。最不要忘了祖元曾对元兵说的:‘珍重大元三尺剑,电光影里斩春风。’这就是生死如一,视死如生的精神之表露。
      镰仓时代,武士道精神之成熟,以及禅宗之特盛,乃系互为因果。所以,武士道并不坏。后来明治维新以后,以武士道的基础,成长为军国主义,欲遂某兼并大陆而奴役我中华民族的目的,实非武士教义的本质了。
      中日交通与佛教
      自唐末五代以来,中日僧侣之往来,可资介绍的实在很多。在此仅能述其大略:
      五代时的吴越王,保护佛教最力,因此杭州西湖一带,佛教独兴,所以此后日僧来华,亦多以拜谒此处的名山为目的。此时日僧来华之可记者不多,较著名的有宽健及日延二人。宽健客死中国,日延则携吴越王钱弘俶之‘宝箧印塔’东归。当时中国文化中衰,经籍多散佚,吴越王曾托商客向日本以黄金六百两,求天台论疏的写本。随同宽健来华的澄觉,亦在后唐明宗长兴年间(九三○──九三三),在洛阳长安等处讲唯识论及上生经等;另一同来的宽辅,也传瑜伽大教。日本佛教反哺我国,日人则自夸其文化已优于中国了。
      我国北宋时代,日本由于外戚藤原氏掌政,对外力主闭关主义,来往交通不多。自南宋起,日本政权由外戚转入武家平清盛之手,嗣后即奖励海外贸易,中日交通日臻频繁。
      北宋时代来华日僧以奝然、寂照、成寻、仲回最为有名。奝然于西纪九八三年(太平兴国八年)与弟子成算等四人入宋,留三年,历访天台、五台及洛阳龙门等佛迹,并晋谒宋太宗。归国时的最大礼品,是携去了中国最早的开宝版初印本大藏经。
      寂照于宋真宗咸平六年(一○○三)来华,在华三十余年,客死于宋。
      成寻于宋神宗熙宁五年(一○七二)偕弟子赖缘等七人来华,晋见神宗,命祈雨,奇验。在宋九年,寂于此土。
      仲回入宋,是奉了朝廷之命,以送达国书的身份而来,但却由于日廷对宋,持平等态度而未被宋廷接受。
      到了南宋时期,日僧之来华者,先后达五十三人之多,乃极一时之盛。例如前面介绍的荣西、觉阿、俊芿、道元、辨圆等,均系此期入宋的人物。
      在宋以前,日僧携去经典,虽已不少,北宋以后,由于中国刻经事业的隆盛,有宋一代,日僧携去者,竟有三种版本的大藏经。一是奝然请归的蜀本,亦称官本;二是福州东禅寺本;三是
      福州开元寺本,均称闽本或私本,分由重源(一一六七入宋,住一年)及净业(一二一四或一二三三入宋,住八或十四年)携返日本。
      新宗派的新风气
      到了镰仓时代,日本佛教,有了三大中心区:奈良的六宗,京都的天台及真言两宗,镰仓的禅宗。大体上说,新旧两京的佛教,与皇室信仰密切,镰仓为武家的幕府所在地,故与幕府信仰密切。净土的真宗及法华的日莲,虽始于镰仓时代,盛行则要到南北朝时代之后,唯其再加上禅宗,则为此期的三个新宗。净土真宗及日莲宗,是日本的特产,可谓日本自己的佛教,正像禅宗是中国文化的佛教产物。
      所谓新宗派的新风气,由于念佛的民众化,遂使贵族佛教推展成为民众的信仰;由于街头传道乃至劝人随处念佛及唱经题的结果,佛教的中心,遂由寺院开放,而普及于全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由于新宗的人物源空、亲鸾、一遍、日莲等主张妇女同样可得信仰的救济,遂一反从来重男轻女的思想,乃至凡为灵山圣境,都列为女人的禁地。道元对这种作风,亦评为‘此唯诳惑世间至愚之人’。

      五、南北朝及室町时代

      (一)禅宗的隆盛
      时代的大势
      当镰仓幕府末期,后醍醐天皇欲收同政权,下召诸将,勤王讨幕。此在日本史上,称为建武中兴。结果,镰仓幕府灭亡,却又有足利尊氏,叛离天皇,在京都另立光明院,天皇无已而南迁至吉野。这个南北朝的局面,直到足利尊氏的第三代义满之时,才归统一,恢复了幕府体制,称为室町时代。幕府末年,群雄割据,便成了战国时代。佛教在此期间的初头,新兴于前代的各宗派,都有长足的发展。禅宗因朝廷及将军家的归仰,尤为隆盛,其地位恰如平安朝的天台及真言两宗。
      临济宗
      南北朝时代,临济宗师有两大重镇,那就是梦窗国师及大灯国师。
      梦窗国师(一二七六──一三五一)号疎石,十八岁出家,依东大山凝然受戒,游历诸方,学显二教,参访建仁寺的无隐及建长寺的一宁,万寿的显日佛国禅师传其心印。深得后醍醐天皇的敬仰,曾数度召入禁中说法。后醍醐天皇崩后,又得将军足利尊氏及足利义直两兄弟之归仰,并且受足利尊氏之请,建天龙寺追荐后醍醐天皇之冥福。他的国师号,即为后醍醐天皇所赐。其门下英才极多,嗣法者即有五十人以上,中以春屋妙葩、义堂周信、绝海牛津等,最为出色。
      大灯国师(一二八二──一三三七)号妙超,字宗峰,二十岁依佛国禅师出家,又入大应国师绍明
      之会下,参三年大悟而嗣其法。宗峰的禅风以峻严著称,受花园及后醍醐两天皇之皈依。当后醍醐天皇南迁吉野之后,宗峰即成为南朝之师,而与北朝之师梦窗国师齐名。嗣法弟子之优秀者,为彻翁义亭及关山慧玄。
      彻翁义芋,继住宗峰所创的京都大德寺为第二代,第三代法孙则为一休宗纯。
      关山慧玄,奉花园上皇之命,将其离宫改为妙心寺,成为妙心寺第一代祖。此后的临济宗,即以妙心寺为主要中心而发展延伸,至其第六代法孙雪江宗深之门,便分出四派,此后遂为日本禅宗的最大主力。
      五山十刹
      临济宗各系法嗣相承,以京都及镰仓为中心而极其繁荣。到将军足利义满时代,(一三六八──一三九四为其禀政期间)仿效中国制度而建五山十刹制。以京都的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加上镰仓的建长寺、圆觉寺、寿福寺、净智寺、净妙寺,两个五山,合为十刹,受朝廷及幕府的崇敬而列为官寺。但又以京都的南禅寺置于五山的地位之上。
      此一制度,为我国宋代仿效印度五精舍十塔而起。据余又荪的宋元中日关系史说:‘南宋宁宗时,仿印度五精舍十塔之故事,于江南之禅寺中,亦定其等级,有所谓禅院五山。其后又定十刹,次于五山之下。’据王辑五的中国日本交通史说:‘按宋代之五山,为径山万寿禅寺、灵隐山景德灵隐禅寺、天童山景德禅寺、净慈山报恩光孝禅寺、育王山广利禅寺,此均于日僧有密切
      关系。’又说:‘日僧冈尔辨圆、神山荣尊,入宋时曾参诣师范。渡日宋僧之兀庵普宁、无学祖元,亦径山师范之弟子。……至若距宋都临安较近之灵隐、净慈二山,日僧挂锡或参谒于此者,亦在在有之也。’因而‘此等入宋禅僧归国后,亦传宋之五山十刹制于日本。’
      不过,中国的五山十刹之名,是固定的,日本的五山十刹,则因时代而有改变。在京都及镰仓的两个五山之外,同时两地各又加上十刹,合计成了三十个寺院的总称。(参考桥三正的‘概说日本佛语史’二十一章)
      曹洞宗
      大致上说,临济宗的发展,与京都及镰仓的公家武家有关,相对的,于地方的大名及农民间的传播,则为曹洞宗。
      武士共分七阶,由上而下的次第是:将军(一位)、大名、旗本、御家人、陪臣、乡士、浪人等七阶。以武士(武家)为中心的封建制度,又分有好多阶级的类别,例如(武)士、农、工、商。例如公家(朝廷)、武家、僧侣、神官、秽多(屠户)、非人(乞丐)。有一段时期,武家又有执权,朝廷受制于将军,将军受制于执权,是三头政治,而以执权为政权的掌握者。
      曹洞宗的道元禅师,虽受朝野各阶层的敬崇,因其服膺‘不亲近王臣’的师训,所以独对下层社会的教化努力。道元之门出孤云怀奘,怀奘之下出彻通义介。义介被推尊为洞门太祖,其下出了莹山绍瑾及寒严义尹两大禅师,曹洞宗因而大盛。
      莹山绍瑾(一二六八──一三二五),先学于怀奘座下,后得义介之心印,创建城满寺。又承袭义介而继主大乘寺,再开永光寺,晚年则创总持寺。门下得法者有七人,中于明峰素哲、无涯智洪、峨山绍硕、壶庵至简,称为四哲。其后由明峰而开十二门派,峨山则有二十五哲,曹洞宗的门风乃为之大张。峨山二十五哲之中,尤其以大源、通幻、无端、大彻、实峰为最有名,而其通幻的门流特别繁荣,成为室町末叶曹洞宗的主流。
      大源门下有梅山闻本、了堂真觉,其法系由东海及北陆而波及山阳等地。通幻之下出有了庵慧明、石屋真梁等十哲,其法系自东国、北陆,而及于九州,接近各地方的大名,又建立根基于农民之间。曹洞宗以北陆为中心而向北至于奥州,向西到达九州。这与临济宗之以京都及镰仓的五山十刹为根基地者,适巧成为对比。
      (二)日莲宗与净土宗的发展
      日像及其门下
      日莲之下的日朗之门,出有日像、日轮、日印、日善、日传、日范、日澄、日行、朗庆,号称朗门九凤,而以日像最着。初期日莲宗,仅在东国及北国活动,到了日像,始向关西地方传播。
      日像(一二六九──一三四二)七岁依日朗出家。日莲入寂时,他仅十四岁,侍于病榻之际,受日莲之遗嘱,当向京都布教。二十岁,辞别日朗,巡拜祖迹,而入京都,于四月二十八日在宫城东门,登东山,面对旭日,高唱法华经题,以为本宗在京都开教之发起,同时纪念日莲逝世的十三周年忌日。
      日像在京都布教,招致旧有诸宗的反感而加以迫害,十五年间,先后三回,世称为龙华之三黜三赦。龙华是日像所创的妙显寺亦号龙华院,此为日莲宗在京洛发展之滥觞。由于日像的精神感召,真言宗大觉寺的妙实,亦率其弟子,归投日像门下。妙显寺之建立,实系得力于妙实。日像临终,亦将后事托付妙实。
      妙实继为妙显寺的第二祖,门下出朗源,朗源出日霁、日实。日霁迁妙显寺至四条栉笥,改名妙本寺。日实开妙觉寺。日霁门下的另一弟子日实,开立本寺,日隆建本能寺及本兴寺,日明继主妙本寺。日明之下出日具,日具之门出日真而开本隆寺。目前则以本能寺为本门法华宗的本山,本隆寺为本妙法华宗(即八品派)的本山。
      当时与妙实并称,也在京都流布日莲宗的,尚有一位日印的弟子日静,他于北朝贞和元年(一三四五),应足利尊氏之请而入京都,后创本圆寺于镰仓。
      日朝、日祝、日亲
      身延山守祖堂的第十一世为日朝,他于出家之后,尝游学于南都北岭,通贯诸宗而回归日莲。继任期间,全力振兴祖山,再建堂塔伽蓝,整顿山中清规,世呼为日莲再
      来,又称为身延之中兴。着有祖书五大部见闻记十七卷、元祖化导记二卷、法华草案钞十三卷、一代五时记十八卷等。
      日祝与日朗同时,是身延山第六世日萨的弟子,于京都开顶妙寺,晚年住顶源寺。
      日祝同时的尚有日亲(一四○七──一四八八),这是日莲之后又一位态度激越而功绩辉煌的大师。他十四岁出家,二十一岁入京都,因将军足利义教颇有信仰法华之意向,日亲遂效日莲的立正安国论而造立正治国论一卷,献于义教,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劝说义教。终以其态度偏激,攻击他宗过盛,引起义教之怒,捕下狱中。狱吏屡施水火之刑,终不能动其初衷,乃至将铛烧红如火,加其顶上为冠,因被号为铛冠上人。坐狱计五百零三日,嘉吉元年(一四四一),蒙赦出狱后,行化于北陆的出阳及九州一带,席不暇暖,建立寺院达三十六座。
      日莲宗发展的结果,门派也纷纷出现。总名为‘胜劣派’及‘一致派’。胜劣派下分出显本法华宗、本门法华宗、法华宗、本妙法华宗、日莲正宗、本门宗,共计六派;因其日莲正宗和本门宗,乃系同出于日兴一位派祖,故又合称为胜劣五派。一致派下分出日莲宗(单称)、不受不施派、不受不施讲门派,这是一致三派。
      天文法华之乱
      由于人才辈出,日莲宗的势力日渐高涨,至室町之末,仅在京都一地,即有二十一寺,且其态度激进,致引起了与其他诸宗的争斗。
      最初是由于教义宗名的争辩,例如永正年间(一五○四──一五○六),山门(比睿山)的圆信,着破日莲义,日宪出而与之笔战,日澄也着日出台隐记。结果对方便诉之以武力,天文元年(一五三二)攻烧山科之本愿寺。天文五年,又将日莲宗在京都的二十一寺,全部烧毁。并将日莲宗徒逐出都外。日莲宗在京都的势力,一时陷于绝迹的状态。此在日本佛教史上,称为天文法华之乱。到了天文十一年,又许日莲宗徒返归京都。天文十五年,便恢复了十五个寺。这是日莲宗徒在论争的措词方面太过激烈的结果,故在此后,再也不敢轻率破他宗,所以与山门之间,也能和平无事了。
      净土宗的分派
      净土宗自以然阿良忠为基础,开出了镇西流的六派,称为京都三流及关东三流。
      京都三流,即是(一)三条的真悟寺,了惠道光成立三条流。(二)一条的华开院,礼阿然空开创一条流。(三)宇治木幡的尊胜寺,慈心良空开出木幡流。
      关东三流,即是(一)唱阿性真的藤田流。(二)尊观良辨的名越流。(三)寂慧良晓的白旗流。
      在此镇西六流之中,以名越及白旗两流最盛。
      名越流,自尊观经明心、妙观,而到圣观、十声,传播于奥羽地方。十声创磐城的专称寺,此寺后为奥州一方之本山。圣观门下的良荣,在下野大泽山开创圆通寺,成为大泽流之祖。名越流即以此二寺为本所,繁荣绵延以迄于今。
      白旗流,是以武藏之白旗地方建一十乐寺而得名。自寂慧良晓,经定惠良誉、莲胜,至了实成阿而出了誉圣冏。圣冏(一三四一──一四二○)九岁出家。自二十四岁游学四方,探究诸宗,博学多闻,著述甚丰。内作革新之议,外则破斥异流,大张白旗流之教权。又定宗戒两脉相传之仪,即是传其本宗法脉,亦传律制的戒脉。其名著有选择传弘决疑抄直牒十卷,释净土二藏颂义三十卷,破邪显正义、观心要决集各一卷等。
      了誉的弟子西誉圣聪(一三六七──一四四一),九岁出家,先学密教。二十岁会见了誉圣冏之后,始弃密教而入净土,敷扬师说,力弘宗义,并开增上寺于武藏之贝冢(东京市)。
      再说与镇西流相对的另一派西山流。自证空上人之下,又分出了东山、嵯峨、深草、西谷等四流。东山及嵯峨两派,法统传承不久即告中绝,深草及西谷两派,后世颇为繁荣。
      深草派,是以洛南深草之真宗院的地名而得名,以圆空隆信而发展出来。此派宗义之大成者,则为圆空门下的显意。显意之下又出道意及寿觉。道意开创圆福寺,寿觉住于誓愿寺,此后即以此二寺为本派的中心道场,而迄于今。
      西谷派,是以法兴净音创光明寺于洛西之西谷而得名。法兴之下出观性及观智。观性继承光明寺,观智则住洛东之禅林寺。此后即以此两寺为西谷派的发展中心。西谷派的中兴人物,则为
      明秀(一四○四──一四八七),这是净土教中最富于哲学思想的一人,但其宗义则平易近人,颇能迎合民众的教化。
      净土真宗的分派
      此期的真宗,除了本愿寺,分有四大派:下野之高田派、京都的佛光寺派、近江国野洲郡木部的锦织寺派、越前的左道派。
      高田派以高田之如来堂为其发展之中心,后改称专修寺。由真佛,经显智及专空,而奠定此派的基础。再历定尊、空佛、顺证、定顺、定显。定显之子真慧为第十世,遂将专修寺的寺基移到伊势的一身田地力,而将此派的弘通,扩展于京畿、北陆等地,故被称为高田派的中兴之祖。真慧之下,门徒又分裂为二派:一拥应真,一拥真智,互争为高田派的正统。真智即至越前另起专修寺。以之对抗伊势的专修寺。经过百五十年的嫡庶派系之争,最后复归统一,仍似伊势的专修寺为中心。
      佛光寺派,由空性房了源立基。
      锦织寺派,由慈空立其基础。
      另有高田派下,进入越前的一文,由如道而倡真宗的左道,排斥本愿寺的觉如为邪义。此一系统后来出有四派:出云寺派、诚照寺派、山元派、三门徒派。
      本愿寺与莲如
      对以上四派而言,京都大谷的本愿寺乃是独立的,这是留守亲鸾影堂,也即
      是由亲鸾女儿觉信尼的子孙所传的一派。由其曾孙觉如而将影堂命名为本愿寺。但此派曾有一度没落,直到莲如(一四一五──四九九)出世,方见中兴。营建本愿寺于吉崎之山上,房舍达一二百轩,并将教势自北陆推展至奥州境内。从他所写许多的‘御文’之中,可以看出莲如教化的重点,是在地方的民间。他的宗义平易简明,深受民众欢迎。
      可是,越前专修寺的门徒,与本愿寺门徒之间,也发生了轧轹。越前一派联合了丰原寺、平泉寺及加贺的白山寺,因为莲如成立第二山门而加压力,卒因加贺地方的守护富樫亲政,党于真慧派的越前专修寺门徒,文明八年(一四七六),率众来袭吉崎的本愿寺,莲如因此退去。
      文明九年,由于近江地方的门徒之请,又在山科地方建立本愿寺。前后费时五年,完成庄严宏伟的伽蓝,视之犹如佛国呈现,较之昔日的本愿寺,规模大异。莲如全力恢宏真宗之祖业,结果名实相应而感召了佛光寺的经豪,以及锦织寺的胜慧、豪摄寺的善镇,先后皆来归从莲如。至此,真宗各派,又复合为本愿寺及专修寺的两大主流。
      一向一揆
      所谓一揆,是土匪、流寇、强盗的意思。这在室町时代,是政府最感头痛的问题,前代有僧兵之祸,此期有一揆之乱。此在真宗门徒称为一向一揆,以其一心一向弥陀如来的宗义而得名。在日莲宗门徒,则称为法华一揆。这纯粹是因群雄割据,各霸一方的诸藩之间,彼此虎视,相吞相并。所以各皆利用宗教的宗派集团之间的矛盾,起而煽动宗派集团的武装斗争,期藉宗派势力的延伸,发展各自政治势力的范围。
      文明七年(一四七五),莲如因吉崎的本愿寺受专修寺门徒袭击而离去,本愿寺门徒遂对付政亲,专修寺门徒皆助政亲,于长享二年(一四八八)六月,开战于高尾城。结果本愿寺门徒大胜,并挟胜利余威,长驱直入,而致越中、能登、越前等北国地方,顿形大乱。
      此后又在尾张三河地方,专修寺门徒协助德川家康,本愿寺门徒即于永禄六年(一五六三),结集大军对抗家康,结果是以媾和终局。
      室町末叶,大名织田信长,志在平定全国而成统一之局,故自尾张地方,起兵西上,并预选大阪石山之景胜地方,为其雄图之策源地。故于元龟元年(一五七○),商请本愿寺将石山的寺基迁移转让,但遭拒绝,因而激怒信长,举兵进击本愿寺。本愿寺飞檄全国门徒告急,门徒结集,死守石山,信长大败,仅以身免。
      元龟二年,信长卷土重来,攻击长岛之门徒,又败。第二年再攻,第三年三攻,结果也以媾和收场。但却阴谋设伏于城外,门徒出城,皆遭屠杀,长岛的一揆,即因而绝迹。
      天正三年(一五七五),信长转向越前,进入加贺,又将越加一揆渐次平定。自长享二年以来,一向一揆之乱,至此已近百年了。本愿寺门徒与织田信长开战,亦达十一年之久,始于天正八年,双方成立媾和盟约。
      时宗及融通念佛宗
      时宗在一遍之后,分出五派:二世他阿的游行派、净阿的四条派、圣戒的六条派、作阿的市屋派、心阿的奥谷派。在二祖他阿门下,又分出三派:内阿的当麻派、解阿的解意派、王阿的御影堂派。到了第八世国阿之下,又开出灵山及国阿两派。再加上由一向所开的一向派及天童派,共计十二派。但其各派完义无甚出入,现在他们也不再自唱派名,法水一味,同一源头。今以莲华寺、金莲寺、无量光寺、正法寺,为其大本山。
      此期间的融通念佛宗,由于良尊的出现(一二七九──一三四九),一度中兴。他对河内大念佛寺的复与,使得一度中衰的本宗,又在东国地方弘通起来。
      (三)吉野及室町时代的佛教文化
      寺院与经济制度
      在镰仓时代新成立的禅宗、净土宗、日莲宗,均与上下各阶层,普遍地发生密切关系,对于国民生活的接触,非常深刻,所以在经济方面的集散,也以寺院为中心了。
      那就是各地的寺院或神社,推行一种叫做‘赖母子’的经济制度,又称为无尽钱。这是推行于中国唐代佛教,特别是与三阶教有关的无尽藏法,由留学僧输入日本的。是储蓄生息或类于保险储金的一种地方金融事业,故为地方带来了经济的安定与繁荣。
      再说寺院本身的经济。赖母子本系寺院之间的互助会,后来发展成为各地方服务的组织。可
      是寺院方面,仍有特殊的经济制度,他们除了信众随时的布施及寺领的不动芦为其收入之外,尚有一山共济的制度,即在一山之内的共济共荣。此可以妙心寺及长福寺的办法为代表。尚有对外营业的方法,基于福田思想的原则,寺院兼营药剂及药材的贩卖;又基于布施屋的延伸,寺院兼营了旅舍业务,称为宿院。稍后寺院与旅舍虽分离,仍为寺院的业务之一。另与旅舍有关的,寺院经营浴室,称为寺汤。
      寺院与教育
      原来,僧侣为了教育其弟子及乡里的儿童,而施行的教育,自奈良时代之前,业已有了,后来由于官设的教育衰微,到镰仓时代以后,寺院即成了学问的中心,僧侣负起了民众教育的责任,此被称为寺学问。
      寺学问的主要科目,是和汉两种文字的学习,以及和汉书籍的读诵和阅览。除了知识的传授,尤其重视精神生活的薰陶。当时所用的教科书,例如:伊吕波歌、实语教、童子教、庭训往来,皆出于僧侣之手,故含有相当程度的佛教思想。
      像这样的所谓寺学问,非常普遍,但亦似有高低等级之分。
      根据古拉斯的日本西教史以及蒙达农斯的日本记所载,当时在京都附近有高野、根来、比睿山等五个自由学校,各有学生三千五百名。所授课目有修辞学、雄辩学、历史编纂学、天文学、诗、算术等。这是西洋人的记载。
      不过,在下野国足利地方,当时有一所足利学校,那是当代最完备的教育机构,由将军足利义兼创办,在其盛时,有学徒三千,目的是在教育足利氏一族的子弟,但也收受海内各地的优秀子弟。该校的校主由僧侣担任,教师亦多是僧侣身份。当时的京都,由于五山文学是以诗文为主,对经学之研究,不甚重视。足利学校则受中国宋学新注(朱熹之学)的影飨,重视经书之讲授,特别对于周易之研究,成了该校的专长。
      五山文学
      所谓五山文学,是由五山十刹的禅僧发达起来的文学风格。因为五山禅会,均直接或间接地与中国有很深的渊源,故此五山文学,实即是中国文学在日本的发扬。包括诗、文、语录、传记、塔铭以及像赞等。
      一般均以一山一宁为五山文学之祖,然以日僧而言,应推一宁的日籍弟子雪村友梅为其初祖。友梅于十八岁时,德治二年(一三○七)入元,历游江南名刹,交结当地名士。旋因当时元日交恶而疑友梅是间谍,本拟处斩,临刑,友梅即诵出无学祖元的名偈,刑官闻之,感服不已,后闻于朝廷乃被赦。他在中国凡二十三年,故对中国文学有深厚的修养。友梅肇其始,后梦窗疎石,乃集其大成。
      日本的汉文学,可分三期:初为平安朝贵族所作的中国文学,次为本期的五山文学,三为江户幕府时代日本儒者所作的中国文学;但以五山文学为最优秀,毫无‘和臭’意味。
      五山文学的作品,其著名者有:东福寺虎关师炼的济北集、建仁寺雪村友梅的岷峨集、中岩圆月的东海一鸥集、天龙寺绝海中津的蕉坚集、南禅寺善堂周信的空华集。此外,别源圆旨的南游东归集、天岸慧广的东归集、愚中周及的草余集,也很有名。
      正由于汉文学的发达,也就渐次注重到中国的儒学,所谓朱学的朱子学风,也由禅僧自中国传入了日本。此固为江户时代的儒学之盛,开了风气,对于佛教的本身则未必有利。禅宗本以不立文字为原则,后因语录的记载而有禅宗特有的文体。日本禅僧终致于贪著文学而转向儒学,其结果,竟有僧侣返俗而成了儒者,此乃五山文学极盛以后的恶果。
      元日交通的影响
      日本与元朝既以警戒的态度设防备战,却也不禁日人赴海外通商,其目的在获取贸易之利。同时,元朝既对日本两次出师均败于暴风,便改怀柔政策,宽大待遇日商,因此,日商来元者,趋之若鹜。
      此类商船,最早为天龙寺的筹建经费而核准的。当时足利尊氏反叛后醍醐天皇而使其南迁吉野,但在后醍醐天皇崩后,足利尊氏及其弟足利直义,为了安慰其灵,以除生前所结之怨,乃决定在京都之嵯峨造天龙寺,以荐冥福。由于经费无着,遂用通商抽税的办法来解决,故名为天龙寺船。以后凡来中国的日船,元朝均以天龙寺船呼之。
      既有商船来往,中日两国的僧侣,亦多有交流。入元的日僧,人数不可胜计,据木官泰彦的统计,有名可考者达一百五十三人,唯多平庸之辈,较有贡献的则有可庵圆慧、龙山德见(随他去日的元人林净因,初以馒头制法传于日本)、雪村友梅、孤峰觉明、祖继大智、古先印元等人。
      至于元僧之东渡而有史可考者,计十二人。例如一山一宁、西涧士昙、石梁仁恭、东里弘会,东明惠日、灵山道隐、清拙正澄、明极楚俊、竺仙梵仙、东陵永玙等。他们各人对日本文化,均有深长的贡献。最最杰出者,首推清拙正澄。他是杭州净慈寺愚极智慧的法嗣,住上海之南的松江真净寺。入元日僧,慕道来参者极众,因而盛名腾于日本的禅林,执权北条高时遣专使召聘,于元晋宗泰定三年(一三二六)赴日。因他长于诗文,对五山文学之发达,贡献良多。他又将百丈清规传于日本,使日本的丛林,有规矩可循。又因与多数武士接触,对武士的精神生活之影响亦甚大。尤其是武士也采百丈清规的长处,尽入于武家的礼法之中,小竺原贞宗,乃日本武家礼法的鼻祖,他却是正澄的弟子。
      一山一宁居山本二十年,对日本的文学、书法、绘画,有莫大的影响。日本的入元僧侣,除了携返经卷典籍之外,也带去了释迦、观音、文殊、普贤、十王、罗汉、达磨、布袋和尚、寒山、拾得等像,以及山水、人物、动物、花卉等宋元名画,此于日本书画史上,促成了雄伟的书风与淡雅的墨绘。

      六、江户时代

      (一)江户幕府的佛教政策
      织田信长与佛教
      战国之末,织田信长起而举兵,统一封建诸大名的割据局面,可惜驭下太严,卒致在京都途中的本能寺,为部将明智光秀所弑,统一之业,功败垂成。继其遗志而统一日本的,乃是他的部将丰臣秀吉,先破明智光秀于山城之山崎,复与德川家康议和,又降西方九洲之岛津氏,再灭东方之北条氏,而致群雄皆服,统一大业,终于告成。
      再说织田信长,在他经略统一大业的过程中,受到佛教‘一揆’的阻挠,所以,凡是与他为敌的寺院,均受到重大破坏,例如从元龟元年(一五七○)到天正八年(一五八○)对于石山本愿寺的攻略,元龟二年对比睿山的焚烧。加上天文年间的法华之乱,一时间真宗及日莲宗的教势,在京内外大为低落。正由于佛教徒被卷入政治纷争的漩涡,信长即以对基督教保护鼓励的政策,一则藉以摄受西洋新文化,一则用以牵制佛教。
      丰臣秀吉与佛教
      秀吉平定全国,为了纪念功业,大兴土木,营建伽蓝,铸造大佛。此系实行兵农分离政策,解除民间武器,收归公有,用以铸造大佛而彰和平事业。方广寺大佛殿之地基
      ,南北五十五间(以曲尺六尺为一间),东西三十七间,高一间半。大佛像纯以铜铸,堂高二十丈,像高十六丈。大佛殿后毁于地震又毁于雷火,秀吉死后,到了其子秀赖手上,再修完成,铜佛像高达六丈三尺。也正因为建大殿铸大佛,以及修整其他许多佛寺,秀赖所费不赀,此乃出于家康的阴谋献计,用以扰乱秀赖的财政。且其竣工之期,因钟铭刻有‘国家安康’四字,以致德川家康借故说秀赖不避家康之讳,大兴问罪之师,结果招致丰臣氏的灭亡。
      秀吉对于佛教政策,先来没收寺领不动产,又以寄进(布施)的名目,发还其一部份,因此他就掌握了寺院的经济命脉,剥夺寺院在中世时代的威力,同时又对比睿山、高野山、本愿寺、兴福寺等的复兴,予以援助。总之,他对佛教是采取控制而怀柔的政策,
      秀吉之世,立显如的季子光昭为本愿寺的第十二世,德川家康则立显如的长子寿光为法嗣,另于乌丸七条地方,建东本愿寺。从此,本愿寺即分立为东西两流。
      德川幕府与佛教
      德川家康于丰臣秀吉殁后,即在庆长五年(一六○○)建立江户幕府(今之东京) ,此后二百六十余年,即为德川幕府的江户时代。
      在织田信长及丰臣秀吉之时,日本的寺院势力,已经大为下降,不如中世(从奈良镰仓至室町时代)的寺院,在军事、经济方面,竟与公家、武家,鼎足而立。至德川氏的政权成立,对佛教乃站在保护与干涉的折衷地位,既然寄进(布施)诸大寺的寺领财产,又将佛教纳之于他的封建政权的体系之中。
      法度
      对于佛教制约,是用法度(法令)来制定各宗派寺院的本末关系。庆长十三年(一六○八)首先颁发比睿山的法度七条,其后陆续颁布了净土宗诸法度,以及净土西山派、真言宗、五山十刹、大德寺、永平寺、总持寺等诸法度。这些法度,大抵是严格规定寺格的区别,僧阶、职制、座次、住职的资格,紫衣等袈裟及特殊上人之号的敕许,授戒法脉的限制,出家的规定,末寺对本寺之命令的遵守,说法的限制,募化财物的取缔,寺社建立的限制,邪教流行的禁止等项。其中特别以寺院本末制度的确定,收效最大,此一制度在镰仓末期,仅是法系上的本末关系,江户时代则是法令上的隶属规定,末寺必须服从本寺的命令及支配。各派宗内的事件,因此减少,诸宗之间若起争执,则受幕府的干涉,并且强制执行其裁断。
      门迹
      另有与法度有关的,就是对于公家佛教的规定,即是与皇室或朝廷有密切关系的寺院,所谓门迹、院家、院室等,历来已久。德川幕府同样剥夺了他们的实力,仅给予空位及空权。元和元年(一六一五)颁发的公家诸法度之中,对于亲王门迹(法亲王主持的)寺院及摄家门迹(摄关家出身所主持的)寺院内,座位的决定,僧官的任叙,紫衣寺的住职,上人号的敕许,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一扫向来以俗权而作影响的弊风。通称江户时代的门迹寺院,计有二十五所。天台宗的轮王寺、妙法院、圣护院、照高院、青莲院、圆融院、曼殊院、毗沙门堂、圆满院、实相院,真言宗的仁和寺、大觉寺、劝修寺、三宝院、随心院、莲华光院,净土宗的知恩院,法相宗的大乘院、一乘院。以上均为亲王门迹或摄家门迹,另有真宗的准门迹六所:东本愿寺、西本愿寺、兴正寺、佛光寺、专修寺、锦织寺。
      基督教政策与檀家制度
      织田信长保护基督教以牵制佛教,丰臣秀吉则以基督教冒渎神社佛阁,且窥之有领土的野心,故于天正十五年(一五八七)下令禁止,但仍欢迎与西洋贸易。基督教传入日本,是在西纪一五四九年,系耶稣会士萨维尔,由日人安治郎自马来亚的麻六甲引导而至。等到德川家康于关原战役(一六○○)之后,专以贸易为本,吸引外资及技术支援,对基督教遂取默许态度,基督教得此复活机会,迅即遍及全国,至庆长十年(一六○五),信者激增至七十万人。律教师为布教的便利起见,乃设学校以培养传道之助手,并设医院、孤儿院、癞疾收容所,以吸收一般的信徒。可是,基督徒的思想行为,动辄违抗君父之命,此与封建政治及伦常观念,格不相融,且以英国及荷兰因商业竞争而说西班牙在日本有领土野心,家康遂下令禁止。为了禁教而引起了宽永十四年(一六三七)的基督徒岛原之乱,幕府深感基督教之弊害,便开始了所谓锁国政策。
      如何根绝基督教的潜移默行而防止其死灰复燃?幕府便利用佛教的基础,建立所谓寺檀制度,以彻底肃清基督教的余势。
      寺檀制度,是将全国每一个国民均纳入佛教的组织,不论你加入那一宗派,均算合法。最初是对基督徒之转入佛教者,须取得寺院之证明文件,叫作寺请证文,证明他确已脱离基督教而改信佛教。后来则使全民皆得归属于佛教的寺院,人人皆择一宗之一寺而自为檀越,称为檀家信徒,并负维持寺院费用及其住职生活的责任。更进一步,僧侣具有户籍公证之特权,檀家信徒若遇结婚、生产、死亡,乃至移址、旅行、畜奴婢等事,均得与所属寺院联系勘录而取得证明,以证明其身份。
      由于寺檀制度的建立及法度的限制,寺院及僧侣生活有了固定的保障,但也失去了活泼进展的朝气。
      存应、崇传、天海
      德川家康的晚年,他所亲近的僧侣,即是存应、崇传、天海三人。
      源誉存应(一五四三──一六二○),是增上寺的第十二世,天正十八年(一五九○)应家康之召,去关东,屡谈法义,极为优遇,并为家康及其子秀忠,授圆戒宗要。
      崇传(一五六八──一六三三)于庆长十年住南禅寺金地院,寺院法度的制定,他颇参预其事。因为家康初以寺院司理外文任务,三要元吉、西笑承兑之后,即由崇传继之,得展长才于政治工作之中,故此深受家康之敬重。
      天海,他的寿命很长,有说长达百三十三岁,最低之说为一百八岁,寂于宽永二十年(一六四三),早岁登睿山学天台,深入阃奥而傍达诸宗,天正十六年(一五八八)之后,历住武藏的多喜院及下野的宗光寺,后为家康赏识,重修多喜院而称为东睿山多喜院,又被任命为修造日光山的领管。元和二年家康薨,择日光山建东照宫以为灵厝,天海则称受家康遗命,主张用神道及佛法‘两部习合’来祭祀家康之灵,大祭之日,即以天海为导师;并据天海的意见,为家康追奉东照大种现之神号。日本刊行的第一部大藏经,称为天海版或宽永版,即是由天海得到幕府的支持,而于宽永十四年开刻,经十二年而完成,计六千三百二十三卷。
      (二)隐元东渡与黄檗宗
      唐船与唐寺
      日本的政教风物,受唐代文化的影响极深,所以凡称中国,不论是在唐朝以前成唐朝以后,乃至到了明清之后,一律名之为唐。故此所谓唐船,不是唐朝的船,而是江户时代从中国去的商船。
      江户时代,日本对外关锁,但对中国的商船进口,则采限制政策。当时的唐船,大多停泊日本南国的长崎港口,根据长崎实际的记载:唐船‘不分四季,以小舟载价值银五六贯,或十四五贯之货物,数艘俱来,作交互贸易,间有自愿逗留,娶妻生子而安居于此者。’但是唐船进口,均受检查,贞享四年(一六八七)竟发现天主教的中文书籍走私进口者三十八种,因康熙皇帝当时眷顾天主教,在华南一带颇为盛行,殊不知日本锁国即为禁教,此乃唐船自找麻烦。
      由于留住长崎的中国人多了起来,他们是外侨,虽不适寺檀制度,可是中国人也信佛教,这些来自南京、漳州、福州的华人,为了实际需要,便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寺院,这就称为唐寺。当时在长崎有三大唐寺:江浙帮的兴福寺,福州帮的崇福寺,漳州和泉州帮的福济寺。这三座唐寺,迄今仍留于长崎市内,不过现在是由日僧主管,当年则是由中国请去的禅僧住持,隐元隆琦即是由兴福寺出名聘去的一位禅师。
      隐元隆琦
      隆琦禅师生于明神宗万历二十年(一五九二),六十三岁东渡,八十二岁,清圣祖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圆寂于日本。隆琦是福州林氏子,九岁入学,十岁即辍,而业耕樵。十六岁时,一天夜晚卧于松下,仰观天河运转,星月流辉,心窃异之,以为此非仙佛难明,遂启慕佛之念,二十二岁至普陀山,礼观音,并投潮音洞主,为茶头,日供万众,不以为苦。二十九岁登黄檗山,正式落发。天启四年(一六二四),参密云圆悟,受心印。崇祯六年(一六三三),费隐通容主黄檗山,举隆琦为西堂,十年补黄檗法席,大振禅风,复兴古道,住山七载而退。十七年主福岩寺,弘光元年(一六四五),主常乐之龙泉寺,明年再返黄檗。清世祖顺治十一年(一六五三),率门弟二十余人东渡。
      黄檗宗的开创
      隐元隆琦本为中国临济宗的法统,但他生活于明末清初之间,稍晚于莲池大师云栖祩宏,故其颇受莲池所倡‘禅净合一’思想的影响,与古来的临济宗风已有不同,他到日本之时,亦不能与早期传去日本的临济宗相合,但他的宗风,却极受日本诸禅僧的欢迎而竞相参谒,轰动一时,尤其是妙心寺的龙溪、秃翁、竺印,先请他到妙心寺,又转住普门寺。
      此后,隐元颇有西归之意,事为龙溪得悉,力加挽留,并且伴同至江户,于万治元年(一六五八),谒见将军家纲,受到幕府之信赖,次年返京都,由于龙溪的斡旋奔走,家纲以山城治宇之土地见赐,作为寺基,宽文元年(一六六一)竣工,仍似他在中国所住的黄檗山万福寺为其寺号,并遵幕府之命,祝国开堂,自此,黄檗宗即与原有的临济、曹洞并称,而成为日本禅宗的第三大派。宽文五年,幕府布施寺领四百石,免除税役。隐元则于宽文四年,功成身退,让席于木庵性瑫(一六一○──一六八四),性瑫续建堂宇,确定一山之清规是以黄檗宗风益加振拔。
      隐元门下之嗣法者二十三人,其中除龙溪、独照性圆、独本性源三人之外,均为中国人。龙溪德学并秀,蒙后水尾天皇之信任,赐号大宗正统禅师,但他热心于万福寺黄檗宗的开创行动,颇受妙心寺一派的非难,故于宽文九年,干脆脱离妙心寺而成为隐元的法嗣。
      黄檗禅僧
      隐元门下,木庵性瑫与即非如一,称为黄檗宗的二甘露门,尤以木庵为着,当他继主万福寺法席之后,开三戒坛,为广大的信徒授戒,并下江户,见家纲,受寺领及金二万两的布施,以实万福寺的经常费及增建费,又由其门下的铁牛及潮音等之东下,在江户开瑞圣寺,随后,黄檗禅风因此而播于关东地方。
      木庵门下的铁牛、慧极、潮音,称为三杰。
      铁牛道机(一六二?──一七○○),以自牧子自号,继席瑞圣寺。延宝六年(一六七八),巡化下总地方,经营桩沼之开荒事业,拓出新田(年产量)八万石,晚年住于洛西净住寺。慧极道明继铁牛而主席瑞圣寺。潮音道海乃是神道及儒术兼学的人物,他在上野馆林地方,开创广济寺。
      另有两位重要人物,一是铁眼道光,一是了翁道觉,均于日本文化有重大贡献。
      铁眼道光(一六二七──一六八二),本是净土真宗的人,后皈依隐元,又亲近木庵,道誉极隆,天和元年(一六八一)完成了大藏经六千七百七十一卷的刊行,此对天海版大藏经而言,有普及版的性质,称为铁眼版。但他最足感人的事迹,是于天和二年的大饥馑时,作了贫民救济的工作,时人呼为救世大士,他也就在那年示寂。
      了翁道觉(一六二九──一七○七),是隐元高足弟子高泉性潡的法嗣。宽文五年,他在江户不忍池畔,开药铺,自甘清苦,所得利润,悉数移作社会救济,养育江户市中的弃儿十多人。天和元年长崎大饥馑以及天和三年的江户饥荒,他都做了赈恤救济的工作。元禄七年(一六九四),又在万福寺之前,创建天真院。
      黄檗山万福寺的法席,木庵之后,经慧琳、独湛、高泉等,均为中国人,直到第十三世竺庵
      净印辞职之后,始由日僧龙统元栋于元文四年(一七三九)继其法统,他是慧极的法嗣。但至延享元年(一七四四)龙统又举清僧大鹏正鲲自代,可是自从二十一世大成照汉之后,因清僧绝迹而由日僧住持,以迄至今。
      (三)诸宗的活动
      学问的奖励与檀林
      在寺院法度的规定中,奖励学问乃其重要的精神之一。僧侣之入山及出化,有其一定的修学年数和学业的程度。家康曾以‘学问料’或‘硕学料’之名(料是经费之意),颁发各寺院,以奖励学问,于是,各宗纷纷兴办所谓檀林、学寮、学林等的教育机构,教育其宗徒,研究其宗学。
      此在镰仓末期,净土诸宗及日莲宗的宗学研究,称为谈议所,简称谈所,继此而兴者,便是江户时代的檀林。较早兴起的檀林是在天文法华之乱稍后,永禄年间(一五五八──),由日莲宗的日光、日谛、日诠等,成立了‘三光无师会’,到了天正(一五七三──)之初,日生在京都松崎及下总饭高两地,正式开创了檀林。江户初期,就一致派而言。有关东八檀林及京都六檀林,胜劣派别有七檀林。
      再说江户时代的学寮,最先出现的是长谷寺、智积院、增上寺、宽永寺,及本愿寺继之。元禄八年(一六九五),本愿寺改建于东中筋,便改学寮之名为学林。大谷派的学寮则始于宽文五年(一六六五)。曹洞宗也在元禄五年开创学寮。
      檀林或学寮的组织,亦有可言者,一宗的最高职位称为学头,以下则有化主、能化、讲师等职称,学员的名称是所化。大体来说,江户地方以学寮为盛,京都地方以檀林为盛。所化的学员,多数是寄宿的,故在檀林或学寮之内,包括讲堂及寮舍的两部,当初的所化人数,各处均为五六十名上下,渐次增加,到了宝历及明和(一七五一──一七六四──)之顷,增上寺的所化人数达二百至二百五十人之间。真宗本愿寺派的学林,在明和及安永(一七七二──)之际,即超过了一千人;江户幕府末的安政(一八五四──)年间,竟超过了一千六百人;至于大谷派,在天保九年(一八三八),就已有了一千八百四十七名所化。
      檀林的课程方面,以日莲宗来说,先修四教仪、集解、观心,此为法华三小部,共六年;文义、文句、止观,此为法华三大部,仅是法华文义,又分新、中、古的三级,共四年;法华文句及摩诃止观的修学年数则无限制。再说净土宗的科目,共分名目、颂义、选择、小玄义、文句、礼赞、论、无部等九种,无部不限年数,其他八部则为每三年修一部。依照各人所修的年数,决定僧职及僧阶的资格。例如真宗派是照各人的修科目及年数而区分为新隶、下座、中座、耆年、上座、腊满等的阶次,求学十六夏以上者,称为腊满。
      由于学事兴隆,各宗的学者也纷纷出现。
      日莲宗学者
      日莲宗是诸宗之中学问兴隆最早的一宗,此期间,以日重、日干、日远最得令名,称为日莲宗的中兴之祖。由于宗学的兴隆结果,在宗义及宗风上,又开出了新的学派,对于原来的受不施派,由日奥及日讲二师唱出了不受不施派。
      日奥(一五六五──一六三○),住于妙觉寺,当丰臣秀吉庆祝京都大佛殿落成之时,设千僧斋,日奥即唱不受不施,而拒绝参加,因慨日莲宗门之堕落,遂隐于丹波。后于庆长五年(一六○○)受德川家康之命,与大阪城妙显寺的日绍对论,仍坚持己说,故被流于对马岛。嗣后虽获赦,但此宗义即与基督教同样地受幕府禁止,直到明治年间,始公开承认它的派名,而以日奥为其开祖。
      日讲(一六二六──一六九八)修学其宗学于妙觉寺,深信日奥的不受不施义,并且起而倡导,于宽文六年(一六六六)撰著守正护国章,献于幕府,强调不受不施的宗义,因而获罪,流于日向(宫崎县),七十三岁时,即寂于该地。后被推为不受不施讲门派之创祖。
      天台宗学者
      此一时期,天台宗出有妙立及灵空等诸师。
      妙立寂于元禄三年(一六九○),五十四岁。他本为禅僧,后归天台,但他承受中国的四明知礼及灵峰蕅益的思想,根据四分律而反对天台宗学以圆、密、禅三宗一致的宗风,反对比睿山由来所传的大乘戒。因得轮王寺的宫辨法亲王的皈依,故于元禄六年,在比睿山建立安乐院,专弘
      妙立的律学,称为安乐律院,由其弟子灵空住持。
      灵空(一六五一──一六九八)是一位博学多闻而又持律坚固的名德,继承师说,全力宣扬,著作有六十余部二百卷。他又另于宽永寺建净名院,日光建兴云院,三山鼎立而盛弘宗义。因以安乐院为其中心,故称其所弘之律为‘安乐律’。但此安乐派之成立,是由灵空的弟子玄门,于宽保三年(一七四三)始定其一派立条规。
      此后,出有宽永寺净名院的惠澄(一七七九──一八六二),终生讲学不倦,大振四明学风。
      与灵空同时的义瑞,则遥承最澄传教大师的学风,而与灵空作宗义之诤,称为寺门派。此后又有敬光、敬长、敬彦,次第出现市倡复古之论,敬彦痛论安乐派之出于山家而又反对最澄,乃是不忠不孝。
      真言宗学者
      在家康时代的庆长六年(一六○一),曾将高野的真言宗,分为学侣及行人的两派,制定一山两头,其后两派互争权势,诉之于幕府,幕府则出而一扫其纷争,以服从命令为准。当时真言宗在教义方面,又分为新义派及古义派。
      新义派有智山的运敞、丰山的亮汰。运敞(一六一三──一六九三)的著述达二百余部,藏书极多,称为运敞藏,被人敬称为近代师。亮汰(一六二一──一六八○)着有理趣经深密秘钞三卷等数十部。
      古义派自庆长年间的西明寺明忍,自誓受戒之后,再兴兴正菩萨所倡的真言律,大张戒学的讲筵。后来于元禄年间出有一位净严,开创江户的灵云寺,慕明忍遗述而自誓受戒,继续弘律。净严之后,即有慈云(一七一七──一八○四)出现,盛弘戒律,德化及四方,幕府以高贵寺为其弘律之本山,他将他所弘的戒律,称为‘正法律’,因其主张大小威仪,百般规范,悉应遵照佛制,正法律之名称,即出于原始的律藏。
      临济宗与曹洞宗
      临济宗在此期间,有五位人才可足介绍,第一位就是受家康信任的崇传,他对江户幕府基础之建立,参与帷幄,颇着功绩。诸宗诸寺的法度,多半系出其手。宽永十年示寂,生年六十五岁。
      其次,大德寺的泽庵(一五七三──一六四五),受到三代将军家光之皈依,创东海寺于东京市的品川区,大振宗风。妙心寺的愚堂(一五七九──一六六一),在江户(东京市)开龙翔寺,盛弘所宗。愚堂第三代法孙白隐鹄林(一六八五──一七六八),嗣道镜慧端之法,先住松荫寺,继开龙泽寺,晚年再住松荫寺,一生之中,巡游各地,诱化道俗,并着‘假名法语’,阐扬临济禅风。门下有东岭,峨山、遂翁等人,今日自成一流,名为鹄林派。
      与白隐同时者,又有古月禅材(一六六七──一七五一),他的法系传至今日,称为古月派。
      尚有美浓盛德寺的师蛮,于元禄十五年(一七○二)着成一部七十五卷的‘本期高僧传’,收集日本各宗高僧一千六百六十余人的传记,乃系彼国最大部帙的僧传书。
      再说曹洞宗,此期间以永平、总持两寺为一宗之本山,统一宗务,隆盛宗学。元禄年间,出有月舟及卍山二师,先由月舟复兴古风,继而卍山承其宏业,着有宗统复古志二卷、广录四十八卷。二师之后,又有天桂、指月、面山诸人辈出,讲释祖书,曹洞之宗学,因此奠定基础,宗门学徒,多能兼学内外典籍,大开讲肆。
      延宝五年(一六七七),又有清僧心越兴俦,应水户光国之招聘而到日本,住祇园寺,盛名振于一时。
      净土宗学者
      德川氏世代信奉净土宗而为檀越,所以净土宗因得江户幕府之厚护,大扬宗风。增上寺受家康之皈依,大建伽蓝,并订檀林制度,振兴宗学,除以此为中心的关东檀林之外,有十八檀林,每一檀林,无不学徒云集,那就是江户檀林五所,田舍檀林十三所。因此,净土宗的人才很多。
      京都知恩院的满誉,受二代将军秀忠之皈依,又得后阳成天皇的信任,使皇子良纯法亲王成为知恩院的法嗣。
      佑天愚心,受将军纲吉受其夫人桂昌院之归仰,并升为大僧正。
      袋中欲来中国未成,而至琉球开创桂林寺,后返日本,又在京都兴建法林寺。
      宽保及宽延年间(一七四一──,一七四八──),出有贞极、关通、普寂、敬首、大我等诸大德。他们鉴于净土宗风的颓弊,所以力倡改革,极重戒律,尤其是敬首,兴起了念佛门中的律院制。此与天台宗的安乐律、真言宗的正法律,在时代精神上有相通的要求。因受宋儒朱熹及阳明学派指责佛教无助于伦理实践,故以振兴戒律来挽救危机。
      真宗学者
      真正分作西本愿寺派及大谷的东本愿寺派。西本愿寺派在此时期,先有准如、良如、寂如等好学的宗主。学林之能化,则有知空、若霖、义教、功存、智洞等人,次第出现,其中以知空及若霖门下的法霖,最为优秀,确立某宗学之体系者,特别是法霖的贡献最大。法霖门下出僧朴,僧仆之门则有僧镕、慧云、崇廓、仰誓等人。至第十七世宗主法如之际,宗门多事,学林派的学者与非学林派的学者之间,发生了‘三业惑乱’的纷诤,所以智暹着‘真宗本尊义’攻击法霖之说为始,结果是由幕府仲裁处断而平。
      东本愿寺派,首于正德五年(一七一五),设置学头及讲师,由西福寺的惠空担任,其后经慧然、慧霖,于宝历四年(一七五一)将学寮移至高仓,增建学舍,扩大规模。再经慧敞、深励、宣明、大含、德龙等的历任讲师,人数越来越多。
      但在江户时代,虽受幕府的奖励兴学,在思想方面却也受到幕府的控制,凡有新异之见,即遭幕府的取缔,并且加之以刑狱。
      佛教的黑暗面
      江户时代的日本,文化中心渐次由京都及大阪而移至江户,同时儒学及国学勃兴的结果,幕府极受影响,儒生渐次抬头得势,对佛教则颇不利。
      在佛教方面,江户时代虽然人才辈出,对于社会教育、文化、慈善,也做得很多。可是,僧人生活有了固定的保障,一般缺乏活泼进取的精神,思想沉滞,形成为‘读经佛教’的状态。同时,僧尼之破戒腐败,亦时有暴露,尤其是真宗出现了左道派,流行秘事法门或夜中法门。
      于是,社会的人士,纷纷指责僧尼为无用之物,儒学盛行的水户藩,因而首开废佛之端,着手摧毁佛寺,淘汰僧尼,并将佛像镕铸大炮,这是天保十四年(一八四三)的事。
      由于儒学及国学者的复古思想积极推展,除了废佛毁释,更倡尊王攘夷的主义。尊王观念的成熟,所以江户幕府的将军,便把大政奉还天皇,那就是明治维新的开始;攘夷观念的成熟,所以要恢复神道信仰而排斥佛教,那就是明治时代神佛分离,政策的执行。

      现代佛教学术丛刊
      第82期115-231页

     【关闭窗口
    相关文章:
  • 关于开悟的三种错误观念[160]

  • 佛教如何看待七月民间禁忌[183]

  • 佛教史第十五课:日本佛教史[227]

  • 圣严法师:忍耐不是忍气吞声[242]

  • 日本华严宗传承谱系考[230]

  • 圣严法师:境随心转能转败为胜[249]

  • 超实用!佛教饮食有讲究,圣严法师告诉你这些情况下不算犯戒[398]

  • 圣严法师:从小我到无我[250]

  • 心理健康了身体才会健康[266]

  • 鉴真大师圆寂纪念日!回忆那些年他给日本带去的影响[280]

  • 感同身受就能放下执着[349]

  • 圣严法师:做一个自信的人[305]

  • 圣严法师:安心的方法[473]

  • 圣严法师:教你体谅他人的智慧和方法[483]

  • 圣严法师:人间智慧[533]

  • 情人节还是“情人劫”? 佛门揭示爱情的秘密[448]

  • 春节吃什么?盘点全球过节吃素习俗[553]

  • 致2019年:在圣严法师的开示中,学会如何面对一个新的开始[655]

  • 你和真正的佛教徒之间,可能还隔着一层闻思修![693]

  • 科学真的有资格解释佛法吗?[542]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站长 | 友情链接 | 版权申明 | 管理登录 | 
    版权所有 Copyright© 2005 佛学研究        站长:wuys
    Powered by:Great Tang Hua Wei & XaWebs.com 2.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