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文《古代印度观音信仰的演变及其向中国的传播》后记

2000年9月，我正式考取了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南亚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在彭树智教授的指导下，开始了古代印度宗教文化史的学习和研究工作。彭先生本是我二十年前大学时代的老师，学问精深，性情温和，给我留下抹之不去的印象。后来，我随高扬、周祯祥教授学习印度佛教史，毕业后分配到政府机关工作。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想起在母校的学习生活，身居宦海的我才得以在心灵深处保持一块悠然自得的净地，彭先生的道德文章，更成为我心目中一直景慕和向往的境界。心至而缘成，1997年，在彭先生申请宗教史专业硕士点时，我有机会得以再度亲近先生，重续师生之谊。如今，当我为这篇博士论文划上最后的句号时，心中已是百感交集。

我对观音信仰研究的兴趣开始于1994年。诸多因缘，实难详述。其中最为深刻者当来自我的母亲。我母亲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一生勤苦，意志坚强，心境高远，晚年信奉观音，修持精进，自得其乐。我从她那里学到了《六字真言》、《大悲咒》等观音修法，并逐渐对观音产生了很深的感情。如今，当我在观音研究领域又做出一点成绩的时候，我愿将这份薄礼献给我最尊敬的母亲。

本论文的选题是我的导师彭树智教授建议的。他认为，观音信仰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性、理论性和学术性。在写作过程中，先生时常检查指导，强调要把古代印度观音信仰的演变及其向中国的传播综合起来进行研究，从中国与印度社会生活深处努力探索其源流。先生更多次指导叮嘱，希望把“沉潜的考索”与“高明的独断”结合起来。然而，让我感到非常愧疚的是，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时间的极度紧迫，加之自己水平的限制，现在拿出来的这篇论文，无论是考索之功，还是独断之学，都还十分欠缺，尤其是以观音信仰为具体个案，从印度文明与中华文明相互交往的角度进行深刻的理论思考，本文更显薄弱，这只好留待来日再做了。笔者唯一感到欣慰的是，本文的选题为学界首创，且十分重要；本文资料征引还算广博，且多为第一手资料；本文所得出的主要观点均为人所未言，且自成体系。至于优劣正误，则任方家评说。

在此，我衷心感谢导师彭树智教授多年来无微不至的关怀，感谢他三年来精心而高明的指导，感谢他对本论文提出的非常精到准确的批评。我还要感谢中东研究所的王铁铮老师、黄民兴老师、马建军老师、王新刚老师以及其他所有热情、友好、善良的同事，与他们为伍使我感受到时光的安详和生命的快乐。

                                               2003年5月21日于心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