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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宋禅林文学中的咏物偈
     
    [ 作者: 郑群辉   来自:网络   已阅:658   时间:2021-5-7   录入:wangwencui


    2021年5月7日    佛学研究网

      唐宋禅林文学中有一种常见的特殊的诗歌样式,就是咏物偈颂。历来未见论者专门述及,在此试为拈出。

      晚唐以来,由于诗和禅的双向影响,丛林中不少禅师在开堂说法和勘验禅人的悟境时,除了采用扬眉瞬目、拳打棒喝等象征性动作外,就是喜用诗句韵语,而参学禅人在问道或开悟时也喜欢以诗偈来表述,咏物偈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出来的。这种咏物偈颂,一方面,从内容到情调上都不同于一般文人或披着袈裟的文人——诗僧的创作,而是出自正儿八经的禅门宗匠之手,从而具有浓郁的禅家本色,是正宗禅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创作目的,无非是一个神人对自己悟境的文字呈现,或形象地表达对佛理的认识,对弘扬佛法的宏愿。另一方面,因它努力排斥概念化、说教性的文字,以形象性、象征性的诗的语言宋阐说禅理,具有一定的文学上的审美价值,所以,它又是我国古代咏物诗创作的一个独特而又新鲜的组成部分。例如为人所熟悉的“济公和尚”,也即南宋杭州净慈寺道济禅师(公元1148—1209)在其语录里就存有一首《伞颂》:

      一竿翠竹,巧匠批削,条条有眼,节节皆穿。四大假合,柄在人手,归家放下,并不争先。直饶瓮泻盆倾下,一搭权为不漏天!这就是一首较典型的咏物偈颂。大抵以文字传禅的途径不外三种,一是借心说禅,二是借景说禅,三是借物说禅,这首诗即是属于第三种。通过对一种日常生活上的普通事物的吟咏,宋寄托佛理禅意,是其鲜明的特点。下面对唐宋禅林文学咏物诗的特点谈一点鄙人的陋见。

      一、咏物偈颂所咏之物为寻常事物,在创作上是即兴式的

      一个禅人顿悟后,所谓“担水砍柴,无非妙道”,信手拈宋,皆成般若。对于禅悟的人来说既然是“触类是道”、“一切现成”,那么一切事物也均能作为偈颂的题材,所以咏物偈颂所吟的是禅人生活中最寻常最熟悉的事物,如僧家日常用具(伞、纸、帐等)、法器(鱼鼓、竹蓖子等)、食物(苦笋、辣椒等)以及触目可见的花草虫鱼等等。由是可知这种诗的创作是即兴式的,这是区别于一般文人以至诗僧苦吟诗的一个特色。例如南宋晓莹《感山云卧纪谈》卷上记载的这样一个故事,当时有个丰城净逊禅师(晓莹禅师的师侄),有一年冬天的晚上,他与几个僧人一边围炉夜谈,一边捉虱子,并把虱子扔到火炉中。有个僧人就对他开玩笑说:“以前端狮子禅师(西余净端),因为报晓鸡死了,都能作文章祭祀,你现在烧虱子,岂能不说个法语超荐它呢?”净逊听了,即脱口成颂:“虱子听我语,自今宜记取:汝堕于虫中,为贪血肉故,天堂不去生,来生我裩裤。养儿名作虮,其虮多无数,我身亦非坚,汝岂能长固?当知梦幻躯,如电亦如露。我今开方便,示汝转身处,向此一炉中,切莫生恐怖。尽此一报身,莫复来时路,毕竟教伊向什么处去?烈焰堆中爆一声,尘尘刹刹无回互!”众僧哗然,说他这一颂比端狮子的还好。此诗在艺术上是很粗糙的,还掺杂有说教性的文字,但出口成诗,既属难能可贵,且以虱子喻人,在佛门看来是颇有警醒世人的愚痴心的,所以受到同人的赞赏,后来,还被改头换面地用在清末佛教小说《济颠僧传》里。

      偈颂作为僧诗的原型,其功能与“为艺术而艺术”纯粹诗歌创作的着眼点不同,在于说法启悟。偈颂往往是禅师在上堂说法时,因为一机一境的触发,信手拈来,冲口而出,作为弘法启悟的手段而已,并未考虑其偈颂的审美特点。所以大部分禅林偈颂,只是一些拙朴甚至可以说是粗糙的韵文,除了字句整齐外,很难称得上诗,譬如晚唐的寒山诗就是这样。他自己,就曾说到当时人对他的诗的评价:“我诗亦是诗,有人唤作偈”。他就作过不少咏物偈颂,如“我见百十狗”、“白鹤衔苦花”、“我今有一襦”、“止宿鸳鸯鸟”等,寓意都较直白浅显,诗的形式要求也不甚讲究。但也有不少偈颂经过作者稍加雕琢力口工,寓意深刻,意境清新优美,而成为历代诗人反复吟诵的千古名篇。

      例如禅宗法眼宗创始人法眼文益(公元885—958)的《拥毳对芳丛》,以及百丈怀海禅师(720—814)《沩山牯牛》就是这样。

          拥毳对芳丛

        拥毳对芳丛,由来趣不同。
      发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
      艳冶随朝露,馨香逐晚风。
      何须待零落,然后始知空。

          沩山牯牛

      放出沩山水牯牛,无人坚执鼻绳头。
      绿杨芳草春风岸,高卧横眼得自由。

      前者是一首咏牡丹的纯正的咏物诗。据说法眼禅师同南唐后主在宫内观赏牡丹,法眼见后主沉迷声色之中,于是作了这首诗宋讽劝他。诗中有描写,有抒情,有议论,借牡丹花开的不能长久宋推广说明事物的无常性质,进而说明“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佛理。诗的对仗工整,格律精严,说理则意在言外,,在中国诗歌史上来说也不失为一首咏、物佳作。明代胡应麟就此诗评论说:“其格调不脱晚唐,居然一作家门户也”①。后者也有一个出典,怀海的弟子沩仰宗的创始人之一的灵祐禅师曾对众问道:“老僧百年后向山下作一头水牯牛,左肋书五字沩山僧某甲,此时唤作沩山僧又是水牯牛,唤作水牯牛又云沩山僧,唤作什么即得?”这一问话作为禅训练中高明的“话头”,而为怀海所赏识,于是作了这首偈。此诗以象征的手法,表现了一个彻悟禅人的心“如秋水澄渟,清净无为,澹泞无碍”②的那种“无事之人”之境界,诗的意境构造清新优美,而又不露斧凿痕迹,艺术性是很高的。

      二、咏物偈颂是哲理诗,在创作上采取象征手法,艺术表现要求“不即不离”

      这种禅林咏物偈颂从性质上说属于一种哲理诗,这又是区别子一般人作咏物诗常常是寄情于物的抒情特色的地方。这是神门宗匠与一般文人诗僧的创作动机和目的的不同所致。例如《全唐诗话》卷六所录的诗僧如处默的《萤》、若虚的《古镜》、慕幽的《灯》等均属抒情诗,其诗境、寓意与一般文人创作没有什么两样。禅门宗匠的咏物偈颂因为传禅弘道的需要,往往以诗的形式宋传达佛理禅意,寓理于物,因而具有了浓厚的理趣。

      奇异根苗带雪鲜,不知何代别西天。
      淤泥深浅人不识,出水方知是白莲。

      这首唐代赵州从谂禅师(公元778—897)的《因莲花有颂》③,既不足借物象来抒发个人的某种情怀,也有别于如宋代周敦颐《爱莲说》的那种托物言志,而是立足于阐释佛教义理的立场,以物象喻佛性,最终导向于对一种超越物象的形而上的理念的领悟。

      然而,脉物偈颂要作得好并不容易。由于禅的不可直接表述性,咏物偈颂在其艺术手法上,主要就是利用象征的隐喻的语言来写作,所咏的物象往往只是一个象征符号,其所指则是禅心佛理。那么,一首咏物偈颂的创作就要很好地解决“物”与“心”之间的关系,才能成为一首文学意义上的诗。具体说宋,就是要在物象和心之间应该找出某种契合点,并以形象性和象征性的文学语言加以描写,方能做到哲学(理)和涛(趣)的完美结合,这样才能避免“语录讲义之押韵者”④之嘲,而给人以艺术上的可品味性。我们来看看下面一例,南宋圆悟禅师《咕崖漫录》卷中载:

      山阴清首座得心法于无月,有《椒颂》云:“含烟带露已经秋,颗颗通红气味周。突出眼睛开口笑,这回不恋旧枝头。”诸方犹能诵,不知为清所述,或载为无用所作,非也。这首诗在当时禅林中看来很有影响,因为到了明代僧明河的《补续高增传》卷十仍收录有此诗,不过还是张冠李戴,载为无用净全禅师所作,大概因为这位无用禅师的名气较大的缘故吧(无用净全为南宋高僧大意宗果的著名法嗣)。这首诗写的是僧人参禅悟道的诗,即用象征的语言,简洁而含蓄地写出一个禅人的参禅悟道的过程。第一句写的是禅人多年辛苦的参禅问道,第二句是写参禅功夫的纯熟,第三句写开悟,以辣椒熟透裂出的籽儿喻作眼睛,即禅人开悟后所具的金刚眼——一种不同于一般人的观照世界万事万物的智慧,如禅藉中常以“通身是眼”、“顶门开”、“另具一只眼”来描写一个大禅师所具有的洞察一切的智慧,所谓“开口笑”足指禅悟时的喜欢心情;最后是写一个禅人开悟后那种不为外物所转、身心透脱自在的精神境界。这首诗巧妙地以辣椒成熟宋象征自己的悟道过程,在这里,人即是椒,椒即是人,心物如一,诗中的描写生动活泼,富手形象性和趣味性。其所蕴含的理趣,与南宋无尽尼的那首著名的悟道诗:“竟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陇头云。归宋偶把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可谓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禅家为人处世,一切讲究理事圆融,不粘不脱,不即不离,作诗也须如此。这点为后世一些诗人所认识,如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十二说“咏物之作,须如掸家所谓不粘不脱、不即不离,乃为上乘。”从立意上说,即须不落言诠,意在言外;从技巧上说,则既要工巧又不露斧凿之痕,这是一首优秀咏物偈颂所必具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对比一下两首同题诗是有趣的。其一是大慧宗呆另一著引法嗣淳庵守净禅师(生卒年不详)作的《蜘蛛颂》:

      立处孤危用处亲。一丝头上定乾坤。
      渠侬不是夸机变,要与众生断命根!⑤

        以蜘蛛象征禅师,一个优秀的禅师,应当有其独特有效的禅的训练方法,能够采取一机一境,启发僧人悟入禅法心髓。这就是作者在这首诗里所要表达的意思,诗的口气是相当自信的,具有一个大禅师所应有的气魄。诗的最后一句“要与众生断命根”,“断命根”一词在禅宗典籍里,常被禅师用宋说明一个禅人截断情识系缚,顿悟真如的一种“大死大活”的情形。在这里,以蜘蛛杀死被捕获的猎物,来反喻一个禅师采用某种独特的方法宋使得一个禅人死(情识)而后生(智慧),其立意即是不落言诠,意在言外,颇为新鲜的。

      大慧宗杲的三传弟子、著名的禅史(五炯会元)的作者、南宋高僧大川普济禅师(公元1179—1253)也作过一首《蜘蛛颂》:  

      一丝挂得虚空住,百亿丝头杀气生。
      上下四围罗织了,待无漏处话方行。⑥

      此诗立意与上首大同小异,也以蜘蛛喻禅师,说明一个悟后的禅师应当长养圣胎,到了有足够的力童时才出来弘法传禅。前面三句都写得不错,最后一句却出了问题,明代著名掸匠竺元妙道评论道:“大川和尚作《蜘蛛颂》故好,但其中三字,于理固无害,于事则不然。……末后三字,于蜘蛛却无交涉”⑦。“话方行”即指禅师出宋弘禅传道,在颂蜘蛛的诗里出现,与蜘蛛没有任何关联,以事(蜘蛛)就理(弘禅),于事无理,事理不能圆融,这就落了言诠,概念化了。

      这种咏物偈颂作得好的还有不少。如晓莹《感山云卧纪谈》卷下所录雪窦持禅师的《M纸帐咏》、《假山诗》,无愠《山庵杂录》卷上所录雪窦山资圣寺常藏主的《铁牛颂》、《海门颂》、《苦笋颂》,晓莹《罗湖野录》卷上所录圆照宗本禅师《石鼓》,慧洪《林间录》卷下所录白云守端禅师的《蝇》,赵州从谂禅师的另一首咏物诗《因鱼鼓有颂》等,均为禅门咏物偈颂中的上乘之选,这里就无法一一加以分析了。

      咏物偈颂因为具有强烈的宗教目的性,其流传的圈子基本限于教内,而较少为教外之人所注意,除零星的几首外,在历代文人编撰的诗总集里见不到它们的踪影。大部分咏物偈颂已经失传,只有少数部分保留在禅藉如所谓“禅门七部书”(指宋代到明代七种记载禅林逸事的笔记:慧洪《林间录》、晓莹《罗湖野录》、《感山云卧纪谈》、道融《丛林盛事》、圆悟《枯崖漫录》、昙秀《人天宝鉴》、无愠《山庵杂录》)或各家语录之中。实际上,咏物偈颂的创作,在晚唐特别是宋代禅林中同借心说禅和借景说禅的诗偈一样,都为禅人所热衷,它鲜明地体现了以禅入诗,以诗传禅的哲理诗特色,而成为一种诗歌新样式。在晚唐之前,咏物诗创作基本属于抒情诗,而一般诗僧所作的咏物诗也属抒情诗,因而这种禅门咏物诗所体现的哲理化意向就具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并可能对当时诗坛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譬如,我们从苏东坡的《琴诗》、王安石的《登飞来峰》、朱熹的《观书有感》以及黄庭坚、吕本中等人的咏物诗中,就可以看出它们与咏物偈颂所具有的相同或相似的意向和联系。这些谙熟禅门的诗人完全有可能了解禅人的这种创作,并有意无意地进行仿效、脱胎,融入自己的创作中。

      注释:①《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八②《沩山灵祜祥师语录》③《赵叫掸师语录》卷下④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一百十一《吴恕斋诗稿跋》⑤圆悟《枯崖漫录》卷上⑥⑦无愠《山庵杂录》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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